一九四九年十月,“爱尔兰橡树”号内燃机船驶离科克港,本应在一星期后到达纽约市。然而出海刚两天,我们就被告知船正驶向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对大副说我只有五十美元,爱尔兰船运公司能替我支付从蒙特利尔到纽约的火车票钱吗?他说:不,公司对此不负责。他说货船是公海上的妓女,可以为任何人做任何事。你可以说货船就像墨菲的灵魂狗,会陪任何一个流浪汉走上一段路。
两天后,爱尔兰船运公司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驶往纽约市。但是又过了两天,船长被告知:驶往奥尔巴尼。
大副跟我说奥尔巴尼是哈德逊河上游的一座城市,是纽约州的首府。他说奥尔巴尼拥有利默里克的所有魅力,哈哈,那是个养老的好去处,却不是结婚养孩子的地方。他是都柏林人,知道我从利默里克来。当他嘲讽利默里克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用机敏的话语击败他,可我照镜子看了看自己的模样:长满丘疹的脸、疼痛的双眼,还有糟糕的牙齿。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勇敢地面对任何人,特别是一个穿着制服、将来会拥有自己的轮船的大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谈论利默里克呢?在那儿,我拥有的只是痛苦。
后来就发生了那件奇怪的事。十月美丽的阳光下,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努力幻想着纽约的样子,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四周。我要去看看第五大道或者中央公园或者格林威治村,在那儿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明星,有着深褐色的皮肤,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但是利默里克将我推回到过去。我没有在第五大道和深褐色皮肤、闪亮牙齿们闲庭信步,而是回到了利默里克的街巷:女人将披巾裹到肩上,站在门旁闲聊天;孩子们玩耍、嬉笑,哭着找妈妈,脏兮兮的脸上沾满面包屑和果酱。
我看到人们参加周日上午的弥撒,当某个饿得全身疲软的人从长椅上倒下,不得不被教堂后面的男人们抬出去时,窃窃私语声就会传遍整个教堂。那些男人对众人说:让开,让开,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难道没看见她喘不过气来了吗?我想成为那么一个叫大家让开的人,因为那样就有权待在教堂外面,直到弥撒结束,然后还可以到小酒馆去,而这就是要和男人们站在后面的原因。不喝酒的男人总是笔直地跪在圣坛边,显示他们是多么好,又是多么不在意世界末日来临之前酒馆是否关闭。
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弥撒的应答。他们祝福自己,一会儿站一会儿跪,在祈祷时不停地叹息,好像比其他教徒更深刻地体会到上帝的痛苦。有些人彻底戒了酒,可他们是最坏的,总是宣讲酒的害处,瞧不起那些依赖于酒精的人,好像他们走在通往天堂的正道上。每个人都知道讲坛上的神甫很少谴责酒或喝酒者,而他们的行为却好像上帝会抛弃喝酒者似的。想喝酒的男人们待在教堂后部,一听到神甫说“礼毕,会众散去,走吧,解散了”,他们就作好溜出门的准备。他们待在后面是因为口干舌燥,而且觉得自己太卑微了,不能和那些严肃的人在一起。
我待在门边,可以听到他们小声议论那乏味的弥撒,但如果你不去,就是道德犯罪,尽管你不清楚和旁边的人开玩笑说“这个神甫不快点你就会当场渴死”是不是更严重的道德犯罪。如果怀特神甫出来布道,他们就会坐立不安,不停呻吟:世界上最乏味的布道。而怀特神甫双眼转向天堂,宣布我们都在劫难逃,除非改正错误,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圣母马利亚。我的姨父帕·基廷会说:如果圣母马利亚给我一杯可爱的奶油黑啤酒,我就会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她。他的话让男人们发出阵阵窃笑。我想和已经长大成人、穿着长裤的帕·基廷姨父一起,和那些口干舌燥的男人站在一起窃笑。
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脑海里浮现出自己骑车沿着利默里克市到乡村送电报的情形。我看见自己一大早骑行在乡村公路上。雾气从田野里升起,奶牛时不时冲我哞哞几声,狗朝我跑来,我用石头将它们赶跑。我听见农舍里婴儿哭着叫妈妈,农夫们挤完奶后将奶牛赶回田里。
躺在甲板躺椅上,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着我。前面就是纽约,我梦想的城市,我可以拥有深褐色皮肤、令人目眩的洁白牙齿的地方。可是我开始暗自落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竟然会怀念利默里克,那座有着灰色记忆的城市,那座我梦想着要逃离的城市。我听到了母亲的警告:你熟悉的魔鬼比你不熟悉的魔鬼强。
船上原定有十四名乘客,但有一人取消了行程,因此我们只好带着不吉利的数字出发。出海的第一个晚上,船长在晚餐时起立欢迎我们。他笑着说,虽然他对乘客的数字并不迷信,但是既然我们当中有一位神甫,如果尊敬的阁下能祈祷我们免遭危难,那就再好不过了。神甫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儿男人,出生在爱尔兰,但在洛杉矶堂区待得太久了,没有一点爱尔兰口音。他站起来祈神保佑时,有四名乘客将手放在大腿上。那动作告诉我,他们是新教徒。我母亲曾经说过:新教徒矜持的样子,让你可以在一英里之外就发现他们。神甫请上帝用怜悯和爱俯视我们;在风暴频仍的海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准备好永远投入他神圣的怀抱。一名上了年纪的新教徒伸出手,想要握住妻子的手。她笑了笑,冲他摇了摇头。他也笑了笑,好像在说:别担心。
晚餐时,神甫坐在我旁边。他小声说那两个上了年纪的新教徒在肯塔基州饲养纯种赛马,很有钱。如果我还有点常识,就该对他们表示友善。世事难料。
我想问对饲养赛马的有钱的新教徒表示友善的好方法是什么,但是我不能问,因为担心神甫会认为我是个傻瓜。我听到新教徒们说爱尔兰人是那么迷人,他们的孩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你几乎注意不到他们是多么贫穷。我知道,如果想和有钱的新教徒交谈,就得微笑,就得露出我那糟糕的牙齿,那就完了。等我在美国赚到钱,一定冲到牙医那儿将我的微笑修缮一番。你可以从杂志和电影上见到微笑是怎样攻城略地,让女孩发狂的。如果没有那种微笑,我还不如回到利默里克,找一份在邮局的黑暗后屋里分拣信件的工作。在那儿,他们不关心你是否有牙齿。
睡觉前,服务员在娱乐室提供茶水和饼干。神甫说:我要杯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忘了茶吧,迈克尔,威士忌有助我入睡。他喝着威士忌,又小声问我:你和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过了吗?
没有。
该死!你怎么搞的?你不想在世上取得成功吗?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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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纽约,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