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精神下,并随着1949年之后大陆政权更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依旧是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核心指导思想,儒教和孔家店被人鄙夷,这样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而这一事已至此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流淌着“五四”的血液——“五四”及其之后一系列运动的阴暗一面。当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主流时,学者们纷纷利用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来比附和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所以根据斯宾塞的社會达尔文主义成为传统“公羊三世说”的现代科学版本,也出现了把清朝学术比作文艺复兴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脚注或说是待实验的原始物种。在国家受辱,落后挨打的背景之下,这样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这样的历史背景远去,这样的“主流”就必须有所改变,因为归根到底——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做法是存在众多弊端的。
其中主要的弊端之一便是中西文化是否真的有如此比较的可能性,即使有,是否应该以这样的模式而非其他模式进行改造?亨廷顿提出饱受争论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不同,如果我们执意把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强制融合,后果便是造成冲突。而这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似乎也在为他的这个观点提供注解。对于亨廷顿的观点,清末以及“五四”之后的一大批学者应该会既同意又反对,同意的是他们同样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如此囫囵吞枣很难彻底的解决当时中国问题;反对的部分则是他们并不认为融合是完全不可能的。通过对中国自身历史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对其的融合时而有之的。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古史,他曾明确指出自己这一学术转向的目的之一便是探究历史上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应对手段和接受方法,以此希望能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思想中自古就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等等处理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方法。而这些观点在之后处理中西文化问题上同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无论是普通事物还是文化之间,存在不同是必然的,因此无论是中西文化还是中印文化,之间的不同点必然远远超过相同点,因为造就文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等复杂因素不同,因此最终会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系统。在我看来,中西文化便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所以对于这二者之间的比附是不必要甚至是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把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进行比较来以此研究,但我们不必按照基督教的模式来生硬地把儒家改造成一个宗教。这样的比附最终只会造成研究的错位,导致对其真实含义的理解出现扭曲。
这样的比附在当下我们依旧能看到其阴影,像一些学者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比附儒家学说,从后者中挑出残章断句来解释前者。这些学者所做的是根据需要来寻找证据支持自己,而不是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