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感觉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对孤独的渴望，我用“渴望”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和家族的关系很紧密，却不知道为什么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很想逃开家庭的捆绑。当然用“捆绑”两个字不是很好听，但是它确实严密到让你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伦理”是我们华人最熟的字眼之一，因为我们总是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像很少谈个人的价值，我们总是谈个人在一个大的群体里的价值，所以会觉得我只有在群体里有价值，那我个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我在青少年时期是很叛逆的小孩，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读书，那些书基本上是父母不准你看的，连《红楼梦》都不准看。那时我就躲在棉被里用手电筒照着看《红楼梦》，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跟自己那么贴近，它里面讲十三四岁的男孩身体里有一种恐惧，不晓得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却找不到答案。可是我不能跟父母讲，也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跟老师讲，所以是没有答案的。
我印象里，每次父亲见到我一定会这样问：这个月考第几名？他跟孩子对话的语言永远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我母亲则没事就会来敲我的门，问我有不舒服吗，我说没事，可过一会儿她又来，说她炖了鸡汤，要不要喝一点，这样大概一天会有很多次。所以我在《孤独六讲》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被许许多多的母亲不谅解，我说：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暴力。
人有两次脐带的剪断，第一次是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你发育的时候。我希望跟母亲脱离某种关系，因为只有脱离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一生一定要流浪一次
我25岁离开台湾到巴黎去的时候，心里觉得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整个人都飞起来了，我终于可以脱离那个家族了。爸爸妈妈，六个兄弟姐妹，一大堆的阿姨、婶婶、伯父、叔叔……
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孤独的时刻，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会跑到庙里住很长时间，把我妈妈吓坏了，以为我会出家。
我到巴黎以后，突然发现和我同样年龄的青年朋友好像没有像我这样的困扰，他们可能13、14岁，就背着一个背包出走了，但是我不敢走出去，因为家里告诉我，走出去就是危险，尤其我父母是经历过战乱的那一代，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时候法国流行站在路边搭便车，我常常看，也很羡慕，但是我不敢做这件事。法国朋友对我说，他们13岁就开始搭便车，跑遍整个欧洲，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忽然发现我们的安全感跟我认识的这些法国朋友差距那么大，他们从不顾忌接下来会碰到什么困难，先走出去再说。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想去意大利，所以我的好朋友开车把我带到法国的东南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通往意大利的必经之路，很多年轻人脖子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威尼斯”“米兰”等等，然后有车子会停下来带他们走。
我的朋友走了以后，我简直心乱如麻，第一次意识到一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包袱是你难以摆脱的。我紧张得不得了，最后当有一部车停在我面前时，我连看也没看，拉开车门立刻就钻了进去。
上车后才发现司机是一个意大利人，开着车在阿尔卑斯的山路上一路唱歌。我也跟着他一起唱，他还请我吃了晚饭，我们聊得很好。后来在去米兰的高速公路上我下了车，开始一个人走。那时候我很喜欢一首英文歌 《离家五百里》，于是就开始唱那首歌，忽然觉得好快乐，所有原来捆绑你的家族关系、朋友关系、社区关系，全部不见了，就只剩下你一个人。
后来我跟很多朋友和学生讲，一生一定要流浪一次。
“孤独”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想讲讲“孤独”两个字的字源。大家一定很熟悉《礼运大同篇》，这是儒家的经典。大同世界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理想，而所谓大同世界就是“鳏、寡、孤、独、废、疾”六种人都有人照顾。其中，“鳏”是指太太去世以后的单身男子，“寡”是丈夫去世以后的单身女子，“孤”是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独”是没有年轻人照顾的老人。
所以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孤”和“独”来看，其中的含义很可怜，有一点荒凉，有一点悲哀，有一点感伤。因为在我们华人看来，不管你是年幼还是年老，都应该被照顾，应该在一个很和睦的家族里，孤独总是不好的。
我们再跳开来，从西方的字源来看，孤独在英文里是“solitude”。它的字根“sol”，在意大利语里是太阳的意思，所以西方的“孤独”一词，来源于宇宙与人类最早认识的唯一一个伟大星球，这个词其实是有点自负的意思。
从东西方不同的字源来看，孤独有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没有人照顾好可怜，另外一个是自足圆满到可以不需要被照顾。所以我在想，文字、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们不知不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孤独，两种完全不同的孤独概念。
走不出的“伦理孤独”
伦理是儒家文化最擅长的，孔子几乎一生都在讲人与人的关系。我在小学的时候就读到孔子哲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字：“仁”，因为它是人字边加一个“二”，也就是说人对人好叫做“仁”。
但是庄子对于孔子的“仁”有很多批判，大家知道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两条鱼快要干死之前，彼此吐口水，去湿润对方，这也就是“相濡以沫”的故事。
庄子认为那是很悲哀的事，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何不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相对来讲就是一种孤独感。所以“伦理孤独”，是指儒家讲究环环相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人放进这个框架里去，你一旦离开这个框架，你就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红楼梦》里写得最明显。小孩出生以后才一岁，要“抓周”，就是桌子上摆满了东西让他去抓。贾宝玉的爸爸希望儿子去抓官印，至少抓毛笔、抓书也好，可这个小男孩爬来爬去，什么都不抓，偏偏抓了胭脂、钗、环，贾政当即拂袖而去。《红楼梦》其实很叛逆地告诉我们，在那个父权社会里你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在限制孩子，甚至以爱之名，因为爱太伟大了，大概你在骂孩子的时候也会说，爱你我才骂你，但事实上，爱应该建立在一个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
我的一个在加拿大的亲戚，有一次骂孩子说：你这么顽皮，我把你打死。不多久，社会福利局的人就来敲门。那个亲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好可怜。但是你要知道，孩子已经接受了一个观念——你不能以爱的名义去打一个人。
悲剧英雄哪吒和伊卡罗斯
除了文字和哲学的思维以外，有时候一个社会里流传的神话故事，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哪吒。大家一定知道他的故事，他从怀胎开始就是个怪胎，他妈妈老是不生产，怀了三年零六个月才生下他，所以他爸爸不喜欢他。他爸爸其实就像是贾宝玉的爸爸，凡是跟常理不合的他都不喜欢。哪吒其实就是一个叛逆少年的形象，哪吒闹海，挑战权威。
我读《封神榜》最感动的部分，是哪吒打败了龙王，可最后他过不了他爸爸这一关，只有选择自杀。自杀前，他讲了八个字：“割肉还父，剔骨还母。”意思是，我欠你们的就是骨和肉，如果我把骨肉还掉，我就不欠你们什么东西了。
我读到这里吓一大跳，因为我青少年的时候也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好像被捆绑起来似的，就是因为这个骨肉来自于父母，我能够把这个还掉吗？所以哪吒“割肉还父，剔骨还母”，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非常惊人的一个象征。
今天我们借着“孤独”这两个字，再来讲讲我青少年时候最爱的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故事，也就是伊卡罗斯（ICARUS）的故事。伊卡罗斯的爸爸是巧匠达罗斯，他盖了一座克里特岛上的迷宫，后来那个迷宫被破，他们父子被罚关在一个荒岛上。达罗斯因为手很巧，就用鸟的羽毛和蜡做了两副翅膀，他对儿子伊卡罗斯说：我们可以飞出去，但你千万不能飞太高，因为你的羽毛是用蜡粘在一起的，如果飞太高，靠近太阳，蜡就会融化。
但是当伊卡罗斯飞起来后，他根本想不起父亲的话，他越飞越高，最后坠海而死。在巴黎卢浮宫和伦敦大英博物馆，你会看到很多艺术家都画过伊卡罗斯，他们都在歌颂他，因为他是悲剧英雄。
祝福我们自己走出去
有一次我在北京演讲，讲完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青藏铁路刚通车时，她约好几个朋友一起去坐火车，可是当她才对父母讲了一半，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说绝对不可以。她跟我形容那个画面，我忽然觉得那个画面很有趣。
我们今天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讲伊卡罗斯，我们看到了文化起点上的不同，也看到了文化的不同走向。不要忘记，这个伊卡罗斯最后很可能是16、17世纪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发现的源头，哥伦布就这样走出去了。文化的基因可能要两千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恐怕在两千年之后才看到优劣互换。
我曾经14次去吴哥，是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读到法文版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那是元朝元文宗时代到柬埔寨去的一个旅行团，那个时候柬埔寨叫做“真腊”，周达观在那里住了一整年，写了《真腊风土记》。到了1802年左右，伯希把它翻译成简短的法文，法国人读了以后觉得世界上一定有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资料太详细了，不可能是幻想，于是又全本翻译出来。现在柬埔寨人的历史记录很多都靠周达观的这本《真腊风土记》。
真应该向周达观致敬，他是华人里的伊卡罗斯。当时他扬帆出海，中间有多少危险，可能根本回不来，他却用那么细腻的文笔做这么多的笔记，去书写另一个文明。所以我后来14次去吴哥，带很多朋友去，也把这本书介绍出来。我很希望21世纪，在各个领域里多出现周达观这样的人，孤独地走出去，在各个领域走出去，发出跟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我相信，在一些大时代，孤独感是非常精彩的，反而大家挤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个体都走不出去，变成一种捆绑，变成一种巨大的拖累。
我真诚地希望在座的各位父母，能够让你们的孩子远走高飞，不只祝福孩子们走出去，也祝福我们自己走出去，因为只有真的做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才能成就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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