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战争年代的红色金融家在筚路蓝缕的革命实践中，把纪律和规矩摆在前面，为当代金融从业人员严守“六大纪律”作出了榜样。
回顾红色金融发展历史，金融工作一直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金融为民的政治信仰。广为人知的毛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堪称对党绝对忠诚的典范。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并选派毛泽民担任行长，负责筹备工作。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宣告成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毛泽民按照党的指示和工作安排，受命筹建国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造纸、铸币、创办中华钨矿公司、建立赤白之间贸易“特区”，在金融从业经验有限的情况下，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白手起家、不畏艰难、大胆探索，促进了苏区的生产和贸易，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巩固了新生的苏区政权，奠定了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基石。1934年10月，国家银行随着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在遵义期间发行过纸币，用“红军票”既可买到食盐等日用必需品，又可随时兑换现洋。红军离开遵义时，设立了兑换处，毛泽民带领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连夜用现洋兑换完群众手中的纸币，圆满完成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任务，维护“红军票”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信誉，自觉把讲政治、铸忠诚融入党的金融工作之中。
1930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义斋钱庄”，作为地下联络所和集资场地，郑义斋担任钱庄经理。1931年，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撤到中央苏区。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斗争的环境异常艰险。但郑义斋根据党的指示，仍然留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办理钱庄各种善后事务，以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交办的任务。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韩雷在民族危亡之际，舍弃了丰厚的祖业家产和优渥的生活，从越南海防市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后，他一心想到前线参加抗战，当部队首长提出选派他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时，他感到很吃惊，内心震动很大，认为到边区银行工作离他参加抗战的初衷有点远了。部队首长语重心长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我党的银行是红色银行，做银行工作就是红色银行人，未来革命事业需要大量经济建设人才，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韩雷马上意识到自己思想狭隘了，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接受党的培养。“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的教诲，从此牢牢地烙印在韩雷心中，并激励他为金融事业做出毕生奉献。
冀南银行历史上第二任行长赖，在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和干部职工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除了一只挂着银链的双壳怀表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财物。他还要求同在冀南银行做出纳工作的妻子范熙同，和所有干部一样勤奋工作，早上和大家一块儿出操，一块儿吃同样的伙食。范熙同于1944年初冬不幸患产褥热逝世，原本不是致命的大病，但当时根据地医药困难，赖没有以自己的身份和权力给亲人特殊照顾，结果耽误治疗。对于妻子的丧事，他要求总务科从简办理，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照顾与要求。长期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工作的赖积劳成疾，1945年4月喉头发炎后，由于身体极为虚弱，病情日趋严重，同样因为舍不得用效果好的消炎药，后来转化为恶性败血症，不幸逝世，时年不满40岁。戎马一生的赖，为政清廉、不搞特权，始终严以律己、严以用权，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金融机构，其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为关学文。1937年冬，关学文奉命组建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直到1948年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他长期担任边区银行的负责人。关学文在领导边区银行打击伪钞的工作中，秉持“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在边区与敌占区交界之处，设置多个伪钞兑换点，积极引导群众将手里的伪钞换为边币。在边区政府和银行的合理兑换政策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大力支持，使得伪钞迅速退出市场，边币地位日渐稳固，信誉不断提升。边区群众不仅自发抵制伪钞，踊跃使用边币，将边区银行视为自家银行，银行储备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关学文领导边区银行推出低息贷款，助力当地农民抵御灾害、发展生产，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合作事业发展，推进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对边区经济的稳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11月，在龙岩城下井巷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家工农金融机构——闽西工农银行，曹菊如作为银行创始人之一，担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既没有开办银行的经验，又没有可以参考借鉴的规章制度，但曹菊如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展现出了超群的担当作为和创新能力。起初，银行依赖传统的中式账簿和落后的记账方法进行管理，直到一次偶然机会，部队在一个土豪劣绅家中，缴获到一本银行簿记讲义，曹菊如当时如获至宝，把讲义上复杂的记账表一张一张地画下来，精心研究分析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方面的知识，为闽西工农银行制定了简单可行的规章制度，也为此后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2年初，曹菊如任国家银行业务处长后，就采用了闽西工农银行的会计制度。后来，毛泽民托人费尽千辛万苦，从广东买回来一本《银行簿记实践》，他们通过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更加深入地掌握了一些现代银行制度和记账方法，迅速运用到工作之中。红色金融家曹菊如和同事们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协助毛泽民建立国家总金库，制定了国家银行相关制度，为国家银行经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冀南银行第一任行长高捷成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生活上极其节俭，颇为感人。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背弃两党合作协议，停止经费拨付供给，严重影响到八路军的军需物资，以致战士们入冬的棉衣也供应不上，只给每人发了三斤羊毛。高捷成鼓励大家振作精神、自力更生，纷纷自己动手洗羊毛，捻成毛线，织出毛衣。在1943年的灾荒岁月里，高捷成与战士们同样靠黑豆、高粱和野菜充饥。有时为了让身边战士多吃一口粮食，他还经常自己饿肚子。高捷成公私分明。加入红军前，他在其宗叔开设的银庄任出纳，曾借用银庄款二万多元秘密接济中共闽南地区的游击队。1937年高捷成从延安给他的宗叔写了一封信，表示当年决心从戎，仓促离家，以致于与亲友无暇辞别，留下一桩未了的心事。原文这么写道：“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分文。”牺牲后，他的家人替他还清了债务。为了偿还那笔借款，其父变卖了所有的房产和田地，妻子变卖了所有首饰，还是不够。妻子带着孩子，到厦门兼职好几份零工，节衣缩食，直到解放初，才把欠款还清。这就是红色金融家公私分明的严谨家风。
自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革命先辈开创红色金融事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的银行业从业人员要学习红色金融家模范遵守“六大纪律”的典型事迹，更好地发扬红色金融优良传统，更加有力地守护好、建设好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开创的红色金融事业，大力培育和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严格的纪律规矩、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金融力量。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企业文化部总经理
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4年第9期「金融文化」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