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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元璋的历史评价，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具有争议性的说法，认为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背叛”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
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了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文中说到：“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很明显这是为了稳定局势恢复生产秩序的作法，但吴晗看来却是“从反对封建地主突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是朱元璋立场转变的标志。他在《朱元璋传》中明确指出：
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朱元璋传•第三章•取东吴》）
这种论调听上去很具有熟悉的年代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也颇符合人们二元对立的历史观念，因此这种所谓“蜕变说”影响广泛，非常具有市场。比如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为严肃军纪“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卷一》）而此举这却被某些学者揪住不放，批评朱元璋是为了“保护地主的生命财产”。
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说朱元璋：
“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这种说法无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以今人的观点为枷锁，强行套在历史人物的身上，诚以为难免有失偏颇之处。
朱元璋是否背叛了农民革命，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予以重新考察。
首先，我们说一个人背叛了自身所处的阶级的利益，就有必要考虑清楚在这种转变发生之前他是否能够代表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在“蜕变”发生之前，朱元璋身上的革命性又体现在哪里呢？说朱元璋后来转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那么必然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朱元璋之所以参加起义是因为不满农民利益被严重剥削，才决心起而维护。
月饼起义
而这明显与史实不符。关于最初为什么参与造反，朱元璋自己的说法是
“仅图自保”
，并视之为迫不得已之举，他自己解释说“暴兵忽至，误入其中。”（《太祖实录.卷三十七》）。“误入”二字恰到好处的说明了朱元璋的心境。另外把腐败政权“反抗者”的身份强加在朱元璋身上，恐怕也不符合朱元璋的自我定位。“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朱元璋在极力推脱或淡化自己造反者的标签。
身处那样一个群雄逐鹿的乱世，朱元璋的部队与其它“农民起义军”的部队一样，攻城拔寨都需要扩充队伍，需要征集粮草。而这一切从哪里来？当然是取自平民百姓之手。后勤力量对战争的作用至关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谁都懂。而农民军不像官兵可以通过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运转，来为后勤做保障。大多数农民军打下一个地方后无法在短期内建立官僚体系，以赋税的方式吸纳粮饷。因此农民军只能是打到哪儿就抢到哪儿，热衷于流动作战而忽视根据地的建立。
起初朱元璋的部队也是如此，后来队伍具有一定声势之后逐渐吸引知识分子阶层的加入，这一情形才有所改观。
在那个时代，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实际上不仅难以顾忌农民的利益，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民利益的损害者，区别仅仅在于对农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的大小轻重而已。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靠着红巾军起家的，但红巾军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他也心知肚明。他自己就说红巾军“惊扰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以至于“屋无根橼片瓦，墙无立堵可观。”
相对而言，与其它豪强的队伍比较，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确实相对要好，但也无法肆意夸大。在渡江战役之前，城破之后朱元璋也会放任部下大抢几天，渡江战役后朱元璋才开始强调军纪，禁止抢掠。而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很重要的原因是士绅知识分子们的加入。比如在打下太平后，朱元璋问当地士绅阶级的代表陶安，今后应该如何发展？陶安说：
“今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难平也。”
（《明史.陶安传》）
而对手下抢掠的克制和对部队纪律的强调，实际上很难说是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朱元璋眼里争取民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国初事迹》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朱元璋亲征婺州的时候，侄儿给他进献了一名美貌双全的女子，希望能够赢得朱元璋的欢心。没想到朱元璋却大发雷霆，说：我志在天下，哪有心思沉迷女色。随即将这名女子斩首示众，以绝进献。违反军令的明明是他的侄儿，而受罚的却是这名无辜女子。（太祖亲征婺洲,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国初事迹》）
站在自身利益角度，为夺取天下做长远考虑。朱元璋势必要恢复社会生产，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为解决部队粮草问题和缓解军民矛盾，朱元璋下令实行“屯田”政策：“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你可以说朱元璋是“农民军领袖”，但即使如此也并不说明朱元璋天然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由此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利益也就无从说起。
朱元璋整肃军纪，不许部下抢掠，更不是为了维护地主。而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入伙的士绅知识分子带来的，比如朱元璋接受朱升的著名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做为战略方针。
虽然朱元璋参与造反的意图并非为了维护农民利益，而是“仅图自保”，但建国后他还是很重视农业建设的。原因也很简单，中国传统社会，农业是立国之本，做为一个新兴王朝，为了稳固政权就不得不考虑农民生活。朱元璋毕竟也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糊口之艰辛。他曾训诫臣下：
“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明太祖宝训.卷二》）
另一方面，从自身教训出发，他也不可能不顾农民死活。毕竟自己就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才选择造反的，现如今自己黄袍加身，当然不希望被下一个“朱元璋”给推翻。对此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治国之根本。”（《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既然朱元璋背叛农民之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他又是否成为了地主阶层的代理人呢？恐怕这也很难站得住脚。站在一个帝王的角度来考虑，富豪大户势力过大很容易对国家政权构成威胁，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使得贫富差距扩大，很多王朝的奔溃就是由此引发的。洪武元年，朱元璋即下诏书：“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建国后，朱元璋强迫大量的江南富豪迁到首都南京。如此一来既可以釜底抽薪地消弱富豪大户的势力，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另外又能刺激首都经济，可谓一箭双雕。
洪武年间对地主豪绅的打压结果，时人是这样描述的：“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划削殆尽。”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朱元璋背叛农民利益转而蜕变为地主阶级代理人之说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参考文献：
张宏杰：《朱元璋传》
王学泰：《从游民到帝王——朱元璋新论》
黄波：《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吴晗：《朱元璋传》
葛培贤：《朱元璋重农思想探析》
李殿元：《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
闫兴家：《不能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起义——对朱元璋评价的一点思考》
《中国史纲要》、《明史.太祖本纪.卷一》、《太祖实录》、《明史.陶安传》
《国初事迹》、《明太祖宝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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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响持续了20多年的国产现实主义力作，由已故导演
吴天明
执导的剧情长片
《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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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 吴天明
编剧
: 郑义
主演
: 张艺谋 / 梁玉瑾 / 吕丽萍 / 牛星丽
上映日期
: 1986
片长
: 130分钟
获奖情况
：
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及
最佳导演奖
，
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
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
影片介绍
因为家中长辈逼迫着要其做年轻寡妇段喜凤（吕丽萍）家的倒插门女婿，老井村青年孙旺泉（张艺谋）有心与高考落榜后回村务农的恋人赵巧英（梁玉瑾）离家出走，却因父亲被炸死在井下一事不得不将计划搁浅，听命做了段喜凤的丈夫。此后，孙旺泉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打井上，终用科学方法测定了老井村第一口井的井位。
全村人日夜为打井奋战时，突发塌方事故，赵巧英和孙旺泉被土石封在了井下。在生命可能就此失去之际，两人按捺不住做了一次夫妻，然而，他们被人救了出来。 ——豆瓣
与今日国产片的打情骂俏、遮遮掩掩不同，这部来自八十年代的佳作中有着惊世骇俗的情欲描写，身体与身体的亲密重新变得慎重、健康而且深情，
非放浪亦非轻浮
。
《老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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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表演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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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相约在影院，用凝视来铭记它。
翻新怪谈——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