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静宁：在电信局遇陌生人搭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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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静宁教授 （右） 在丈夫杨祖陶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追思会现场

作者简介：肖静宁，1934年10月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荣休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生理学会终身会员。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本科，1963年春北京医学院生理学研究生毕业。在武汉大学生物系为1977、78、79三届择优录取学生通讲生理学的备课过程中，深受神经生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的飞速发展所吸引和鼓舞。1982年底48岁时毅然从生物系转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进行了10余年的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学术专长为脑科学与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研究。1993年晋升为教授并被《中国哲学年鉴》介绍。著有：《脑科学概要》《论人脑潜力的开发》等；参编《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等著作。

在日常生活中，遇陌生人搭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今年8月中旬在电信局遇陌生人搭讪却是引发我思考的一件事,因为它实际上引出了“老有所终，何以为依？”的沉重话题。

一、我在电信局被搭讪

电信局似乎不是老年人常去的地方，特别是酷热的三伏天一般人都不大出门了，何况是耄耋老人！随着我国通讯事业的发展，学校的电缆要改光纤了，但通知却很局限，致使我对此一无所知。8月19日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操作电脑，哎呀，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急忙打座机问问他人，不料电话也停机！后来我用手机多方询问得到一个模糊的信息：带上身份证到电信局办一个手续。有了！我立刻冒热乘公交车到电信局去探个究竟。

天气虽然炎热，大厅内却是空调的清凉世界，人并不是太多，不像去年为了交宽带费来此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这次先取了号，还有位子坐着等候。不久来了大约50多岁的两姐妹在我身边坐下，姐姐模样的突然主动问我“您高寿？”，我如实回答了，两姐妹有点惊讶，几乎同时说出：“哎呀！我妈妈比您还小一岁。”她们好生奇怪，问为什么这大的年纪、这热的天，自己来办事，我只说，“我还行，我可以办。”然后就听到她姐妹对自己母亲的吐槽，主要说老妈什么也不做，随什么事都要她们做，也没有生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遥控器调台都懒得动手。我听着，没有问及她们家庭的情况，姐姐继续说，“我毕业后在苏州工作成家，最近刚刚添了小孙子，特需要我，我妈要我姐妹轮流照顾她，每天不离人，我每次来武汉都要整整3个月，我真希望能有分身术。”我听着，只说了一句“你们是孝顺女儿，你母亲真有福气。”啊！我的号到了，连忙说声拜拜直奔柜台。

电信局3号窗口，我递上身份证，和上个月提前交的两年的宽带费1200元的收据。业务员说现在宽带有优惠价，一年只要300元，我说可惜交早了。她与另一业务员商量了一下说，你再交300元宽带就可以用3年半，我当然乐意，说了一句“但愿人长久”！心想3年半后我会是怎样的呢！？办理光纤手续非常简单，核实复印身份证，现场拍照，报告家庭地址和手机号就行了。她告诉我48小时内派师傅上门，无需再交费。当她把身份证还给我时说“看不出您已经85岁了，头脑清楚，反应快。”我会心一笑，直说谢谢！

我走出电信局，热浪迎面扑来，连忙赶公交车回家。一路上对电信局的“48小时的承诺”多少有点疑惑，更多的是考虑被搭讪之事。

二、老有所终何以为依

年华老去，何以为依？在电信局被陌生人搭讪实际上直击老龄社会“老何以依”的社会难题。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在这里，我只对珞珈山的某些老年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图景作些表述，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了解。

（一）珞珈山北3区老人们生活的静好与焦虑

古树参天的美丽的珞珈山麓有21栋住宅楼，这些在不同时期盖成的结构、楼层、面积各异的建筑群组成了北3区。最令人注目的北3区5栋、6栋是学校最早的集资房,首次具有四室两厅两卫生间。这两栋楼主要住着武汉大学文理学部由国家评定的两院院士以及学校评定的资深教授（文科院士）、国务院评定的博士生导师等。我家从1997年至今就住在这里，目睹许多老年人的晚景变迁与遭遇。

武大珞珈山风景

在一般人看来，珞珈山的教授待遇好有什么养老问题呢？的确，比起社会上、农村里的弱势群体，这里的老年人算是得天独厚、俱备了养老的基本要素。但是，对于居家养老而言许多老人却晚景凄凉，甚至悲惨。究其原因最终取决于身边有无子女与亲人。像我在电信局邂逅的两姐妹轮翻在母亲身边照顾，那真是老人的福份，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居家养老或家庭养老就是老了还是生活在自己家中，也没有什么养老机构可去。武汉市早年修建的公立养老院数量极少，条件很差，还一床难求，民间有“10年等一床”之说。

上世纪90年代曾掀起了民办中、高档养老机构的热潮，宣称有带卫生间的一室一厅、两室一厅的“老年公寓”；伙食丰富、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价格合理；特别是“医养结合”很符合老年人的实际需要。营销宣传效果如此显著，许多人当时还不老，未雨绸缪都投入了数额不小的现金融资，结果融资人卷款失踪，损失巨大，报警无门，不了了之。据说北京等地民营高档养老院80%都在赔钱，“养”的条件不错，因为无法解决医养结合“医”的问题，致使空置率居高不下。

家庭养老，与家庭成员的组成、配偶是否健在、身边有无子女、个人健康情况不同而大相径庭，而各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身边有子女，有的市内、省内、国内有子女，有的子女在国外，有的丧偶独居。老年总是和疾病相连的，一般情况下老人们的生活静好，当疾病来袭，生命步入终点，各种悲惨的情况就发生了。北3区的老年知识份子们，空巢家庭比例极高。“当年望儿飞，而今盼儿归”成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心理期待……勉强为之，反而酿成悲剧。如Y院士夫人植物学家、博士生导师ZC患脑血栓致偏瘫，不料Y院士患癌先她而去，Y临终前嘱在美国工作的博士大女儿回国照料母亲。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儿为父亲送终后，还协助母亲完成学术著作、文学创作达4部之多，令人钦佩不已！谁料书出版后，ZC老师暗中策划了一个惊人的惨剧，偏瘫的她趁女儿到外地去了，钟点工中午回家吃饭的3个小时，她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估计她是不想拖累女儿的生活和前程，因为她活一天，女儿就陪伴一天。那天，我去看望小杨博士，以为她会悲痛欲绝，会自责，会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到委曲，但坚强的小杨博士非常平静。我问她妹妹知道吗？她说知道，妹妹没有回来，美国金融危机后一直没有工作，刚找到工作，她不好请假。她说母亲去世那一晚上，她们姐妹俩在电话中痛哭诉说通宵达旦就释怀了。她冷静地说，“这是母亲选择的，是她自己需要的”。我在这里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小杨博士很快回美国去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此遥致问候！

（二）风水宝地的百岁老人之福

在若干年前，北3区同时有4位百岁老人健在，除了他们自身具有长寿的种种素质外，与老伴相依、子女奉养是分不开的。

刘绪贻（1913.5.13—2018.11.10）

著名学者、美国史专家刘绪贻先生与夫人都是罕见的高寿，双双98岁还生活自理，传为佳话。刘先生思想活跃，著书立说，在百岁时还举办了全国性的学术思想研讨暨百岁祝寿会，刘先生声音洪亮致答谢，各大媒体均有报导。令人婉惜的是，后来刘先生因跌交卧床不起逐渐衰竭而谢世。

化学家曾云鹤先生是化学系最早的博士生导师。有一个当医生的女儿，对曾先生关怀备至。曾先生退休后生活愉快，从没有到医院折腾受罪，百岁以后无疾而终，令许多人羡慕走的好。

2011年9月27日公立华 教授百岁寿诞现场

生物学家公立华先生，由国企改革下岗的儿子照顾，晚年生活平静，心胸开朗，百岁时还宴请生物系同事。儿子下岗本是失落，却有充分的时间尽孝，公先生后来视力不好，由儿子陪伴走路，天天坚持，步态有力，速度也不慢，成为北3区一景。公先生也是一点罪也没有受，在家里无疾而终。

经济学家朱景尧先生的儿子也是国企改革下岗的，无怨无悔，悉心照料父亲。朱老先生以精神矍铄闻名，90多岁还独自上街到附近的商家购物，朱老先生在家晚年安度，没有什么病，百岁后平静谢世。这4位百岁老人活的尊严，走的尊严，安息在天国。

（三）难以解决的医院畸形养老

医院本是用来诊疗、收治病人的，但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几乎变相成了“养老院”。这也难怪，老人病了往医院送是常理。但是学校有不少老革命、老领导、老专家的慢性迁延性疾病都是在医院送终的。他们一住不是1年半载，也不止3年5年，有的长达10年之久。长期住院给患者和家属一方来说带来了便利和放心，由于入住者大多数是离休，不仅收入高，医药费还100%报销。但是，他们长期占用紧俏的医院病床，消耗巨额的医疗资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必要的治疗，医院成为变相的养老院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是养老的错位。附属医院领导多次下决心解决，甚至用一刀切的办法让所有的长期住院者出院，收效并不很大。一是有的打招呼来头太大，如某中科院士通过单位高层领导使其植物人家属得以继续住院延续生命；此外，都是本校教工，即使是老年痴呆住院也没什么可治疗的，如赶出院，让她们往哪里去啊？

（四）老年痴呆病肆虐下的破碎家庭

不时传来的身边发生的那些熟悉的同事们的不幸遭遇，确实令人揪心。我没有想到在北3区这个小范围内，同事、邻居中有如此之多的老年痴呆病，而且最终似乎都成为没有任何意识感知和行动能力的“植物人”。如若老年痴呆患者没有合并症寿命反而很长，致使家庭、社会不堪负担。

老年痴呆病医学上称为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disease，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谁能保证自己日后不加入这个可怕的行列呢！

第一，我的邻居M老师，83岁，东北人，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求学时被选派留苏的佼佼者。她的老伴T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改革开放后来到武汉大学，物理学院的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他们都为大龄的小儿子、我们喊他小T的婚事着急。目睹数不清的“相亲”都没有结果。后来终于相亲成功结婚了，但似乎一切恶梦才开始。新婚不久就离了，女方为争夺房产闹的不可开交，精明的T老师给儿子的婚房的房产证写的是老人的名字，女方气急败坏，小T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二位老人也很恼怒。后来T老师到南方大儿子家去住了，前年因冠心病去世。小T在这边照顾母亲，不久就传出M老师不认得人了，后又听说住院了，成了植物人了。可怜的小T经不住重重打击，心理崩溃，撇下植物人母亲，自己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5年来，植物人M老师就这样没有意义的“活着”，完全不知道家破人亡的悲凉。

第二，我的邻居X老师，83岁，我们曾经都是“人文学院”（后来文、史、哲分别建院）的，1997年一起搬到北3区5栋，她是1门，我是3门，彼此还交流了装修的事。他的老伴L老师是文学院的现代文学的学术带头人，创点的博士生导师，前几年去世了。去年有一天她站在北3区21栋门口，好像在等人，我经过时停下来与她打招呼，她问我是不是住在这里，我好生奇怪，我说我们不是都住在5栋吗，你是1门，我是3门。她听了也没有说什么，还是站在那里。两个月前一位邻居打电话给我，说X老师老年痴呆了，自己不知怎么到了华中农业大学，也不知要干什么，更不知道回来，亏得还知道自己是武汉大学的，由派出所送回来的。她家中还有儿子儿媳孙子三世同堂。。由于发现的早，儿子立即请了住家保姆时刻留意着她，费用是不低的，只看见保姆陪着她在外面走，也不说话。联想到去年她的问话，老年痴呆可能已经悄然而至了。

第三，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在生物系的同事SSH老师竟然老年痴呆了。她是上海人，82岁，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的。她长的比较小鸟依人，后与留苏副博士Z老师结婚，事业与家庭都不错。80年代后期，她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干的比较顺利，由于逾期不归，学校按相关规定将她除名，那年她已经57岁了，以后她也没有再去美国。从去年开始，我发现Z老师总是一个人低着头独来独往，拎几个馒头，买几个水果……我没敢打招呼。直到不久前在校医院取药碰到生物系老同事，才惊讶地得知SSH老师得了老年痴呆病，我简直不能把那么聪明能干的实验生物学教授与老年痴呆挂上钩。由于她儿子是留学归国的医学博士，当了重庆某大医院的院长，把SSH老师安排在一个病房里，这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年事甚高的Z老师独自住在自己的家中，过着孤寂而凄凉的日子。

第四，我的近邻X老师，今年刚满90岁。老伴G老师是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他们是3个子女都在国外的高龄空巢家庭。G老师去世不到半年，本来听力就不好的X老师就犯糊涂了，她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子女回国为她请了两个入住保姆，一个全天候照顾她，一个做饭作清洁，安排好了，子女出国走了。这样相对平静的状态没有维持多久，X老师在专人照顾下还是跌了一交，大声喊叫痛苦万状，小女儿从国外赶回，已经是完全不认得人了，老年痴呆还狂噪不安。小女儿赶紧叫120送医院，在两个三甲医院辗转求治。医生说X老师外科问题不是主要的，也没有针对性的内科治疗，由于不合作，不愿进食，靠高昂营养输入已经花去10万元。现在住在附属医院由一名护工加一个保姆全天侍候。小女儿这次回来已经两个多月了，每天奔波，辛苦憔悴。她说照顾母亲是应该的，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她到社区求助，问有什么机构可以收治这种病人，问答说可能10年以后吧！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太不幸了！我感到老人给子女带来的拖累太严重了，我对晚辈有些同情和不安，

第五，每个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都有一部难言的辛酸史，最后讲的这个真实事例，着实令人唏嘘不已！W老师和S老师比我年长，分别是92岁、94岁。是我搬到北3区5栋前的邻居。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出国了，在美国的大女儿一家后来选择了回国，女婿45岁就当上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二女儿一家一直在加拿大，因家庭矛盾父女发生剧烈争执，关系似乎破裂。S、W二位老师都是物理学院的教授，S老师曾任物理学院院长多年，学术与工作能力都很强，人也和蔼。

S老师有一次特地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健忘，有时说了上一句，下一句就说不上来了，我只是以为是一般老年人的记忆减退，要她可以写纸条帮助记忆，可以多作一些脑力活动，还可以到医院做一些认知测试。我没有料到，从她自己感到记忆减退到老年痴呆记忆丧失进展的这样快!。

后来S老师终于住进了医院，成了植物人。陪伴的责任只好落在W老师身上。90多岁的W老师本来没有什么明显的病的，他一直在高楼层病房里陪S老师已多年。有人去看望S老师时，发现S老师虽然是一个植物人，但面色很好，还长胖了些。W老师精神状态很不正常，神情晃忽，很是消瘦，下肢无力，走动困难。有人暗中说，看这情况，说不定W老师还先走。此话不幸言中！一个陪伴者还先走了，这是何等的悲剧！可见让一个90多岁的高龄老人陪伴一个植物人是多么的无奈！W老师的心理完全崩溃了，生理功能衰退了，封闭的病房，狭小的空间，成天面对一个植物人，没有交往与活动，导致W老师先走了。而植物人还可以长期没有痛苦地在医院生存下去，W老师最后是怎样走的，没有人说的清，患癌的长女也走了。这是一个集各种不幸于一家的不幸家庭，一个完全破碎的家。

以上讲了5位高龄知识女性患老年痴呆病的不幸。在她们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没有被其它疾病击倒，她们的生活境遇与经历还是比较顺利和优越的，但在老年痴呆病面前难逃厄运，一人失能，全家失常。植物人的生命不可能逆转，生的意义与价值荡然无存，但社会医疗却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

三、我的感悟——向死而生，活在当下

我觉得，作为老龄化社会的高龄老人们在面对无奈的生命的终点来临时，不能成天指望政府出政策，不能依赖子女对自已作出满意的安排。现实告诉我们，只有树立养老靠自己的思想，才能从容地活在当下。在这里，不妨学习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概念，其实质就是用重“死”的概念来激发我们内在“生”的欲望与生命活力，更好的活在当下，珍惜当下。

（一）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向死而生”

众所周知，国人是很忌讳说“死”的，就连死的谐音都忌讳，像车牌、电话号1414是绝对没人要的，因为谐音是“要死要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却提出重“死”的“向死而生”的概念,一种“倒计时”法的死亡哲学概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存在与时间》里，用理性的推理详细的讨论了向死而生的概念，给出了生命的极终答案：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向死而生”，即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人无法避免死亡，死和亡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死，可以指一个过程，就好比人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的边缘，我们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走向死的过程，生命在此之上的存在，就是向死而生；亡，指的是亡故，是一个人生理意义上真正的消亡,是一个人走向死的过程的全部结束。死和亡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海德格尔死亡本体论的关键点。

其实，人这一辈子一生下来实际上就是一步步走进坟墓，到了老年、迟暮时光更把每天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才会一步步走的更加从容，才能更自觉地不虚度每一天，也必将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状态，无遗憾地或少遗憾地完成向死而生的生命的最终消亡。

具体说来，向死而生，活在当下，就是趁心怀激情，趁头脑清楚，趁腿脚还灵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见自己想见的人，去看自己未曾领略过的风景……过去由于杨工的学术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他的严重的腰疾也限制了旅游之类的可能。但是，我们在美国、法国的探亲游历，在黄山，庐山，在武汉市内的每个景点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杨工去世后，子女都比过去更频繁的回国，陪我看风景，如恩施大峡谷，三国古战场，木兰天池……陪伴我过春节，看春晚，看冬奥，我感受到他们对我深深的爱恋，通过微信紧紧相惜相拥，我已经很满足了。他们远在异国，他们的生活与事业是他们努力追求、积极进取得来的，我要用自立的生存状态让子女放心，让他们生活更美好！我体会到心越简单，所求越少，人越自立，孤独就会越来越远，人生就会有意义。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只要认识到向死而生，心中就会坦然活在当下，就无需沮丧，不用害怕。

（二）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我对音乐情有独钟，特别酷爱那些经久不衰的、百听不厌的世界经典名曲。音乐被誉为特殊的“精神维生素”，给人以美的享受。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音乐的美在音符的流动中显示出来，音乐形象随时间变化不断地的展开、丰满和完成，随之扣动人们的心弦，渗透人们的情感，陶冶情操，诉诸灵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指出：“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是直接针对着心情”的。这至理名言直击我的心情，如果不是音乐，我可能会在痛苦、孤独、悲伤、无奈的心情中沉沦，是我最挚爱的音乐用美的感召让我重拾从容与自信。

除了欣赏音乐，我还喜欢歌唱。在我面临杨工去世人生之大不幸时，我偶然听到《隐形的翅膀》这支歌，我一下子被怔住了，感到这首歌好像是为我写的，歌词与我的生存状态和心境是那么贴切，我很快背下歌词并学唱，几乎天天都唱,不时饱含深情和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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