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基础科研是一门时间的艺术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一凡

每年年底都会有一系列大型科学活动和奖励，既有世界性的诺贝尔奖的公布和颁发，也有中国一些科技企业举办的科学普及和颁奖活动，比如从去年开始，每年11月的第一周，腾讯都会举办“科学周”活动。

今年，从11月7日至15日之间，腾讯科学周举行了包括WE大会、ME大会、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和X-Talk科学互动沙龙在内的4场活动。

在上述活动中，WE大会影响力最大，历史最为悠久，至今举办8届； 科学探索奖的社会价值最大，其通过现金资助青年科学家的方式，确保被资助者能够专注于科研本身，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推动整个中国基础科研的发展。

科学探索奖去年11月由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振宁、邬贺铨、施一公、潘建伟等10多位科学家共同发起。每年，评审委员会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方面的九大领域，遴选出5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每位获奖者将连续5年、每年获得60万元的资金。

▲ 2019年科学探索奖获奖者合影

与诺贝尔奖这样的顶级大奖相比，科学探索奖刚诞生不久，自然谈不上风华正茂，但如果结合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数学家吴文俊的一番话，就能够洞悉其中特殊的意义。

“我年轻时要出成绩，急需钱急需环境的时候没人给我，等我后来成了名要钱有钱，有用吗？” 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来说，功成名就之后的奖励远不如青壮年时期的资助。

对于8090后的“青椒”们来说，一路读到博士毕业，收获的是高学历和一份教职，却很大可能错过房价和互联网的红利。当同龄人本科毕业后买房、结婚、生子，博士群体往往奔波于实验室，苦读于寒窗下。

也因此，如何让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头脑能够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一定意义上，这是全体社会共同的责任，也是从政府到市场再到社会力量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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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过去VS投资未来

从全球范围来看，针对科学家最知名的奖项无疑是诺贝尔奖。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诺贝尔奖，早已成为全球科学界的风向标。以哈佛大学这样的学府为例，教授们获得诺贝尔奖的福利不是奖金，也不是教职，而是一个永久的停车位。

由此也可以看到，诺贝尔奖最大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身份荣耀，而非经济支持。 从1901年到2020年，共有934个获奖者和28个组织被授予诺贝尔奖。

在所有个人获奖者中，平均年龄是59.14岁。 自然科学最低年龄获奖者只有一位，即1915的物理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布拉格，年仅25岁。 最高年龄的获奖者是2019年化学奖获得者，97岁的约翰·B·古德诺。

▲约翰·B·古德诺在办公室与学生一起讨论研究（图/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因此，就像数学家吴文俊在81岁时所感慨的，绝大多数人老年获奖，对于他们来说在经济上已经不是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只是为他们增添巨大的荣誉而已，进入人生晚年的他们，对经济和物质的需求已经不多。

但是，科学探索奖刚好相反，能弥补诺贝尔奖和类似科学大奖的短板，解决年轻科学家对于资金的特别需求和改善生活的刚需。 科学探索奖对于年轻科学家的要求是，年龄在45周岁以下。2020年的第二届科学探索奖公布的50位获奖者平均年龄不到40岁，最年轻的获奖者仅30岁。

打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一个科学家获得诺奖意味着上市成功，那么拿到了科学探索奖则意味着获得了顶级天使投资的青睐。这种主要看年龄同时也看一定成绩的科学探索奖对于研究人员的鼓励是巨大的，而且是在解决当下和现实的问题。

在奖金发放方面，5年获得的300万元由获奖科学家个人自由支配，可以拿来买设备、发奖金，甚至还房贷。

此外，科学探索奖是对科学家个人的资助，而非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样，是针对项目的资助。

尽管中国的科研体制也在进步，报销流程在不断优化，但科研人员想把项目资金变成劳务报酬，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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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出钱，科学家出声誉

每年1.5亿，奖励50个青年科学家，每人300万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如何认定年轻科研人员是值得奖励的？

诺贝尔奖素来以成果论英雄，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摆脱争议。那么，专门奖励青年科研人员的科学探索奖，号称要注重未来，这又如何评出获奖者并尽量体现为客观公正和公平呢？

尽管每年1.5亿是由马化腾来出资，但真正决定这些资金去向的是项目评审委员会， 为此，数百位资深科学家、科技界资深领导者、一线青年科学家，被邀请来参与讨论。

一个万众瞩目的问题在于，学术界从来不乏“山头”，如何让评审必须跳出中国式评奖的泥沼——评审中部门利益作祟、论资排辈搞平衡、走后门打招呼小团体桌下交易……这些令绝大多数科学家们深恶痛绝的潜规则？

比如，有人提到：如果评审专家收到任何短信或微信游说，应该立刻取消评奖资格，而且要公开曝光，让全社会知道。

不料，旁边来一胳肢提醒：也可能有人替自己的竞争对手发信息。

的确，如果整个评审制度缺乏对学界同仁的底线信任，完全靠规则去防范科学家，这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所谓大道至简，最终评审委员会确定， 45岁以下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工作的科技工作者都可以申报科学探索奖，但需要3位正教授级别及以上的同行专家推荐。

这个规则简明扼要，真正受考验的却是握有提名权和投票权的科学家评审委员，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极大的信任和责任。

客观来说，因为评审过程已经获得的学术成就、荣誉只占少部分，提名者和评委都更加侧重被提名者对未来的思考和探索，如此空洞、缥缈的描述，很难消除获奖名单中的争议。

此外，被誉为“数学界扫地神僧”的张益唐教授也提到，“数学现在越分越细了，一个人做的东西世界上看得懂的可能没有几个。”

的确，基础科学研究的圈子非常窄，外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何确保公正性？

面对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学术共同体的搭建上来。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成批的学术大师，到底哪一个先出现，这恐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在一个资本极其充裕和大师极端匮乏的年代，赋予科学家群体更多的信任，用简单的规则去信赖他们，这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探讨氛围。

依照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当一个社区拥有更多的网络、规范和信任，那么他们这个社区将拥有更高的效率，创造更大的效益。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教授罗伯特·帕特南

科学家群体亦然，科学探索奖的提名、评审和颁奖，都是在编织科学界的网络，简单互信的规则，有助于形成网络上的规范、信任和权威，最终帮助中国科学界实现更频繁的跨界合作、交流，而这正是孕育大师的温床。

当然，大师涌现常常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一系列因素交织共融的结果。 不过，基础科学的发展规律也早已表明，这就是一门时间累积的艺术。

2019年，中国的全社会科研经费已经投入高达2.2万亿元，连续多年排名全球第二。尽管其中的使用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是，只要坚持投入——就像科学家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坚持探索下去，就一定会有令人惊喜的收获。

这个道理很朴素，却也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