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电影创作之前世今生的探索（第1057期）

来源：电影世界杂志（ID：CINEMAWORLD） 云飞扬/文

正所谓，每个中国导演的内心都有一部武侠片的梦想，每个小男孩的内心深处都曾经是要做一个骑着白马的侠客，每个作者都有书写一部仗剑行走江湖的武侠小说的冲动。武侠文化，是中国小说与电影的动力源之一。但是，新千年之后，这一切都遭到了千年未遇之变局，似乎一切都要重新评估。

侠以武犯禁

自古以来的武侠

（自上古到1920年代）

自古以来，中国便是有侠的。先秦之时，尤其是东周以降，贵族、游民、义士、野人行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其中就有武侠。武，或解为止戈为武，或释曰带刀唯武。侠，通挟、夾、铗、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三辅谓轻财者为俜”，《墨子·经上篇》有载“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混一而言，侠便是孤独的人，带剑、凭借自己的能力，扶弱抑强、见义勇为、不求回报，帮助被侮辱和损害的人，将其托举出困境。

战国韩非子对此持有强烈批判，在向秦王嬴政的献策书《五蠹篇》中指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倒是从负面点出了武侠的本义，那就是侠客以其强力仗义解救受苦受难的他人，但是从官方的视角看过去必然是违法犯禁之徒，舍此以外莫谈武侠。请记住“百代都行秦政法”，武侠在后世的生存空间趋向悲催，元朝之后，民间私藏武器、暗地里教习，即是大逆不道，侠客事迹更多在评书、小说和戏曲里出现。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对侠的精神作了高概念的诠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朱家、剧孟、郭解，到李白、虬髯客、聂隐娘、鲁智深，纪实和虚构中的侠客，布衣、乡曲、闾巷、酒仙、豪客等各种侠义之士不一而足。宋太祖以禁兵兴国，以文官节制武将，冗兵既多，市民文化也发达，于是出现“江湖”。

元明清之世，市民生活越发丰富，武侠角色在艺术中有了独立的生命。《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传统武侠小说，与《包公案》、《施公案》等公案小说，呈现分庭抗礼之势。2000年以后，本应是侠义的武侠电影被公案属性的动作电影李代桃僵，导致武侠文化的断裂散落和驳杂不清。

现代以来，武侠文化的创作，与欧美文明相比，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亚文化类型，它以“武”之武功，“侠”之精神，构筑一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行侠仗义、儿女情长的江湖。正如导演徐浩峰所说“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的双胞胎现象，构筑了现代史上的武侠文化”——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文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又有墨家“以武立世”、“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尚“力”尚“强”，以及道家的神仙虚幻。

从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或魏晋、六朝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开始，武侠小说雏形初现，经过数百年发展，从话本、评书到现代，报纸连载终于迎来了武侠小说。 

《火烧红莲寺》

1923年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和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出现，武侠小说的形态基本形成。《江湖奇侠传》描写的是江湖作为非主流社会的刀光剑影，而《奇侠精忠传》则是杂糅武侠的公案小说，是近古以来的延续。而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便是改编自《江湖奇侠传》的《火烧红莲寺》，从此武侠电影和小说开始合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令一部分上海电影人南下香港，香港电影的文脉始终未断的原因便是如此，比如关德兴的《黄飞鸿》和曹达华的《七剑十三侠》等，便在1949年上映。

集大成者金庸

传统与现代之际的武侠文化

（1930年代-1970年代）

1930年代以来，以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人的武侠小说最为突出，他们都是以天津为活动中心的“北五家”成员，徐浩峰在《师父》里满含深情地致敬了这一历史时期。还珠楼主移情于幻想的江湖与“神怪社会”，将中国文化的浪漫一脉推进至读者目眩神迷的高度。王度庐将武术家修炼与现实化的言情与世故巧妙嫁接，影响了五六十年代在港台地区的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创作，更在2000年通过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走上全世界，从而复苏了中国武侠电影，但是后继之人却又一路跑偏。

北五派的创作大约到1951年便全部终止，从此武侠小说的重心便转移到港台地区。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断魂枪》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从严肃文学和言情小说的角度，各自探索了武侠文化的维度。

二十年间，还珠楼主以“蜀山”为核心，创作了近30 部武侠小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蜀山云体系，奠定其武侠小说历史地位的是“以天纵之才，魔幻之笔，海阔天空，随意所至，写出了奇中逞奇、险中见险的旷代巨著《蜀山剑侠传》”。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称“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它的文化内容也十分丰饶……（还珠楼主）全部武侠小说可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现代综合阐释，也近于一个奇迹”。《蜀山》作为“武侠小说百科全书”，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后世小说和影视剧、游戏等全产业链生态。《蜀山》小说挖坑不止，还珠楼主在建国之后更是无力填平，徐克两版《蜀山》电影业仅仅是采撷其中小片段而已。

1954-55年，香港《大公报》旗下《新晚报》记者梁羽生和金庸彼此激荡，在一场澳门的武术比赛之际，开始《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的连载。梁羽生是旧派武侠小说的终结，又是新式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他的名字，便是尊崇前辈小说家白羽的意思。在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梁朝伟扮演的武侠小说家就是在向梁羽生和金庸致敬。超越雅俗的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一起，用他们的文字，不仅是武侠，更有对女性的动情刻画，慰藉了无数的中国人，武侠小说中的价值至今有用。

新武侠小说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将儒和侠更为深度的结合。梁羽生和金庸都摈弃天马行空的神怪，笔下的人物都扎根于“历史大背景”下的冲突之中，包含着为侠者的义气和行走江湖的自觉。“在世界各地，凡有汉人的地方就有新派武侠小说，它已经成为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化文本，这可说是香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

金庸小说是新派武侠的集大成者，他的十四部中长篇小说，从儒、道、释再到反武侠的《鹿鼎记》收刀，显然也是对中华文化固有情结的外现。武侠作为历史/小说的人质，处于故事的洪流之中，个体的作为无论是有为积极、还是随遇而安、或者慈悲为怀，最终或许都会发现莫不如韦小宝游戏人间又不伤害他人更为自得。

郭靖与杨过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然是出色的侠义精神和道德实践，而萧峰/乔峰困在家与国、阴谋与真相、逍遥与困厄之间，最终只能选择“奋英雄怒”，自杀以谢天下。到韦小宝登台，他几乎集中了所有彼此相对的寄托、希望与冲突，大概只有最高超、最本能的、行走的中庸，才能让他游刃有余地度过了一生。

金庸之后，古龙在探索之后开辟了新天地，他让风流潇洒的人物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和招式，让现代意义的人在侠客的世界里快活，增加侦探、推理等现代小说的要素，也有陷于存在主义无法自拔的角色，如《大人物》《边城浪子》《小李飞刀》《楚留香》等，处江湖之远而自在逍遥。

在19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武侠电影都是小说的附庸，或者只是不断的反复。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李小龙代表的现代动作/功夫电影、洪金宝和成龙为代表清末民初动作片更为刺激和搞笑，而胡鹏导演、关德兴饰演的《黄飞鸿》系列则更多是说教与武打结合的七日鲜，至于曹达华、曾江等人主演的《如来神掌》等神怪武侠，也不过是老百姓消磨时间的流水线产品。

邵氏电影出品的武侠片，导演大多是张彻、刘家良等，编剧通常为倪匡，基本上都在摄影棚制作，布景一成不变，故事情节和意义也甚为简单。可以一说的无非是《独臂刀》，张彻营造出了孤独而奇特的气质，以刚猛威武著称，宣扬男性情谊和残酷战斗，其荷尔蒙暴力值动辄爆表。

1960/70年代的邵氏成就最高者，毫无疑问是大师胡金铨和巨匠楚原。相较于张彻纠结于个人情仇的血性江湖，胡金铨具有典型的文人色彩，追求镜头语言的创新，成为中国武侠电影史上最具风格化、最有成就的导演之一。

胡金铨将中国文化全面融进武侠故事里，特别是佛家义理、空灵镜头与功夫打斗场面的高明，《龙门客栈》对于武侠电影的创作范式做出了榜样，而《侠女》《空山灵雨》《山中传奇》等意境迄今罕有接近者。

楚原与古龙、狄龙/尔冬升的合作，可以说是编导演的完美结合，在极少有限的资源之下，《楚留香》和《三少爷的剑》等视觉效果惊艳，角色扮相造型英气逼人，楚原将古龙小说影像化大写意的带出顶级格调。

张彻、胡金铨和楚原的武侠电影，既突出地表现了武侠文化，也以深沉的中华文化的表达，在内地狂飙的红色岁月和国际上左倾文化狂热的大时代，有效实现了现代中国人和传统文化的和谐，尤其是电影中的侠义、反抗和阶层同情。必须特别需要指出的一部电影，就是1981年的《猫头鹰》，这部尔冬升编剧、姜大卫导演、陈勋奇配乐，姜大卫、秦沛、曾志伟、徐少强等人演出的第一部无厘头电影，将二十年来泛滥的武侠电影淋漓尽致做了系统性反讽。

徐克笑傲江湖

华语电影黄金时代的武侠

（1980年代-1990年代）

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1980年代到新千年之前的华语武侠电影，可以说是先是内地的80年代、再是香港的90年代，各自拥有着耀眼夺目的光芒，然后跌入死寂的水坑。纵观这二十年，甚至到今天，徐克导演一再参与了这几十年的武侠文化的重建和解构。 

《少林寺》

改革开放后，北上神州的张鑫炎经年拍摄的《少林寺》，震惊了国人，再加上电视剧《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的热播，内地随即补课，开始了迅速而激进的创作。《武当》《自古英雄出少年》《黄河大侠》《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神鞭》《侠女十三妹》《无敌鸳鸯腿》《武林志》《双旗镇刀客》等内地拍摄或者与香港合拍的武侠电影，多数都延续着硬桥硬马的武术功底，拍摄技法相对比香港来说较为落后，但是其侠义精神却很直接坦荡，角色没有包袱，向往着善恶各有报的朴素价值观。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基本上没有在这一波热潮中跟进武侠电影，等到他们拥有了资源，世界观却改变了。

李连杰、于荣光、于承惠等人一直活跃到2010年代。内地演员与香港导演的合作模式，是1980年代武侠电影具有化学反应的绝招，不过香港武侠电影的复兴还要等到下一个年代。新艺城、德宝和嘉禾的兴起，彻底改变了香港电影面目，他们正以现代都市题材的喜剧片、动作片、警匪片、英雄片来迎合新兴的中产阶级观众的趣味。

1990年代之后的内地电影，相当时间内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找不到方向，几乎所有的类型片都处于低潮。1980年代初期，随着一系列通俗文学期刊的出现，给武侠小说带来了丰富的“土壤”，如《今古传奇》《章回小说》《传奇文学选刊》《通俗小说报》《通俗文学》《故事会》等。尤以刘绍棠、冯骥才引人注目，他们接续的便是老舍的路数。

在三联书店引进正版的金庸全集前后，对于武侠小说的阅读，几乎是全民痴狂。北京大学的严家炎著有《金庸小说论稿》，且开办专门的课程。北师大的王一川，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让金庸高居第四把交椅，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巴金，引起诸多风波。而陈墨与陈平原，也对武侠文化做出了深刻的解读。《陈墨评金庸系列（套装共13册）》和《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出版，表明内地学人对武侠文化纳入专业分析，前者从一而微，后者则是把武侠看做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与此同时，香港电影迎来了最后的高潮，周润发、周星驰和成龙的票房大战之外，徐克、林岭东、于仁泰、王晶、王家卫、刘镇伟、杜琪峰、陈嘉上、李力持等导演正处于创作力高峰期，他们的《黄飞鸿》《东方不败》《白发魔女传》《鹿鼎记》《东邪西毒》《方世玉》《东方三侠》《武状元苏乞儿》《黄飞鸿笑传》等电影，挥洒自如、顾盼自雄、指哪打哪、风华卓越，情怀与技法并存，口碑共票房双赢，将武侠文化生动漂亮地奉献给世人。这一时期，元气充沛的侠客，往往拒绝与官府合作。

以徐克版黄飞鸿为例，历史中的他便是跌打医生（关德兴的本行也是这个职业），在徐克电影中，黄飞鸿生活在华洋杂处思潮澎湃的时代，却秉持赤子之心，爱国未必爱朝廷，但爱世人与眼前人，无心汲汲于名利。然而，种种原因之下，1994年香港电影当然也包括香港武侠片、动作片等遭遇了断崖式下跌。

反强力、反体制、反权威是徐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态度，那些相关电影中都有表达。从最初的“愤怒三部曲”就有奇思妙想，《蝶变》中方红叶一介书生穿行在江湖中，见识那么多仇杀，当然还有四大发明。《第一类型危险》则是失去方向的现代青少年，将现实扭曲为荼毒。再到《地狱无门》，更是从鲁迅《狂人日记》里斜刺里杀出，“大家乡”直接便是屠宰场，即便少女也是吃人成性。徐克的江湖，从一开始就很异色。在奇幻武侠《蜀山》和现代派都市武侠《英雄本色》等片之后，强势监制徐克就以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为蓝本，全力营造自己的江湖世界。

明确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即历史学家黄仁宇眼中并无大事发生，却掩映在历史暗影中的大事件的酝酿阶段，再加上徐克本人一贯的的冷嘲热讽政治批判，程小东式的夺目武术设计场面，形成了这部轰动一时的武侠片经典。各路江湖人马抢夺“葵花宝典”，似乎便是一种政治隐喻。创意无穷的徐克，强力推荐北派的李连杰出演南派宗师黄飞鸿，黄飞鸿是中国电影表现次数最多的角色，他本是历史人物，但却成为中国导演特别喜欢使用的符号。清朝末年是中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当时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洋文明、应该怎样对应对外来冲击和自身改革与建设，是摆在时人面前的课题，徐克以黄飞鸿为带入点，引领我们再度看那个时代，个人与英雄、功夫与科学、人治与制度，都在电影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讨论，而本片最具剧力的是关东铁布衫与黄的两次打斗，徐克借用场场拼搏，营造出自相残杀的时代情态，表达了相煎相逼的可怜。 

《东方不败》

1990年代初期，吴宇森、徐克、袁和平、成龙、李连杰等人动作片明星和创作班底纷纷远赴好莱坞发展，也导致香港电影几无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武侠电影直到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之后才借尸还魂，中间仅有刘伟强导演的《风云》和《中华英雄》，奇幻动漫风格更为强烈但带有武侠元素的存在。 

权力游戏与公案传奇

当代之衰微

（2000年以后）

2001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大获成功，荣获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这部“运动的诗篇”、“行走的荷尔蒙”，不仅创造了外语片在北美市场的最高纪录，更在文化深层密写了道家修炼的本意和江湖世界的退隐，以及年轻人的反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刺激了中国电影人。两岸三地的新老导演们纷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投入了无限的精力和野心，意欲复制和重写武侠片的辉煌，然而绝大多数却陷入了迷之转折，大抵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有武无侠”。

《卧虎藏龙》

无论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冯小刚为首的第五代导演如何去解读自己的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无极》《麦田》《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否打上“武侠”的烙印，他们对标的都是《卧虎藏龙》，然而却几乎全盘丢掉“武侠”的本义，而是将主角换做统治者或者他们的思想、手下，以奇幻、史诗、动作、宫斗等难以把握的大词来替代武侠的落地，无名在秦王嬴政面前匍匐、王子们在权力面前扭曲。

这种所谓的“大片”模式的武侠，虽说获得了极高的票房，但其“武”与“侠”的精神已经发生变化，不再传承传统的侠义精神与现代侠义精神的探索，而是追求技术带来的视觉奇观，叙事也显得零散，致使观众对这种“大片”式武侠产生一种文过饰非的感觉，进而批评这本就名不副实的“武侠电影”。张艺谋等人作为“红色时代”出生并成长的孩子，换了一个“动作”马甲之后，选择的是权力的游戏，而非侠客对于人民的深情目光，他们愿意相信乱自上作，那么只要上面不乱则天下太平。

也许评价他们集体背离了武侠有些强人所难，然而毕竟当他们有机会创造自己的武侠电影时，却以去江湖化的官本位来高举动作电影的旗帜，坚决大踏步地跑向了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似乎是《包公案》传统，徐克把握得相对靠谱，《狄仁杰》系列电影就是较为标准的公案传奇，狄仁杰作为武则天时代的高级公务员，对于奇案的侦破是应有之义。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和《武侠》、路阳导演的《绣春刀》、李仁港导演的《锦衣卫》、陈嘉上导演的《四大名捕》等，也都是从大历史或者细部切入，都是对于官吏之动作和权力的管理，不见侠客对于老百姓的拯救，叙事无论扎实与否，情节巧妙或者逻辑能否自洽，当代观众的普遍反应，也就是本能的感觉，就是不过瘾，既然武侠文化是一种深入血液的“历史记忆”，这当然是对创作者的一种惩罚。

苏照彬的《剑雨》，可以说是遥远地承积了楚原电影的一点余绪，侠客的归隐之梦的破碎，可以吸引影评人的同情，对于观众来说又不够刺激。对于过去时的武侠电影有着极特殊感情的陈可辛，一再试图以对最新现代人、科技的理解之同情进行重新诠释，《投名状》将张彻版兄弟阋墙转化为叩问家国，三兄弟对于权力和江湖、友谊的理解各不相同，特别是“跟不上大哥的思路”而造就的悲剧，更是令当前观众五味杂陈。历史性过重，导致《投名状》的武侠权重几乎缺失。

但是，后续的美剧式《武侠》却人设崩坏，这个侠隐故事不如苏照彬的《剑雨》自洽，诸多BUG导致新思维的科学解读武侠又不足以让观众相信。这也是陈国富监制、冯德伦导演的《太极》失落的原因，中国版蒸汽朋克+武侠，绝大多数人找不到通感的入口，并置在一起的大炮与太极，观众消化起来其中的关隘甚至比戏中人更为吃力。

也许是两岸三地的具体国情、民情的彻底改变，现代社会以法为本，平民不得私藏武器，更不能合法使用乃至擅自制裁他人，同态复仇已被限制，江湖空间让位于网络喧嚣，侠客精神不再有扎实的土壤和渴求，导致当代武侠电影的无能为力？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这一连串的、有能力或者有抱负的电影人，纷纷迷失在侠客精神面前呢。2003年非典之后，随着《CEPA》的签订，新一代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兴起，彻底将香港独立创作武侠片的基础打碎。 

武侠与其他类型杂糅

（Web2.0时代）

网络时代伊始，各路网络大神创作流行小说的动力和潜能都被充分释放，可惜网文届的武侠小说空有其量而精气神俱佳者匮乏，大多数日更数千言的网络武侠小说，基本上沿着黄易的《寻秦记》分解后的几个方向前进，兼带穿越，或者不断的泡妞，再有就是反复的过关升级，其实是口水如黄河泛滥。

新千年以来，出现了徐浩峰、张大春、萧鼎、马伯庸、九把刀、步非烟等武侠作者。徐浩峰以传统武林人士的亲人身份进入小说界、电影圈，有独到而幽默的武侠观，掌故繁衍细密，功夫奇谲意外，其电影野生而有力量。《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大日坛城》等追怀曾经的武林、国术和国士。电影《师父》是对民国国术、武功的一次自带评论音轨的致敬，也是对武侠文化的再反思，动作设计理念是对中国动作电影的一次问桥。张大春最初是先锋小说家，但却一步步“退步”为传统小说作家，向故纸堆里找寻和撒摸有趣的传奇，《暴力城邦团》更是以魔幻风格来炮制现代新武侠，将不同时期的“中华民国”秘史与民间传说/传说熔于一炉，以雅写俗的创作目标基本实现。张大春与徐浩峰最大的难处，还是在新世纪难以在俗文学的传播平台上得以成为爆款，即便王家卫导演邀请他们为《一代宗师》出谋划策。

王家卫十几年谋划的《一代宗师》，由梁朝伟饰演叶问。本片与叶伟信导演、甄子丹主演的《叶问》系列，以及周星驰导演并主演的《功夫》，算得上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的佳作。王家卫是文艺片大导演借助时间（工夫/功夫）的丰富蕴涵，假借性书写时间的流逝、规矩的消亡以及美好的错过，章子怡饰演的宫二甚至比叶问更为吃重。

《叶问》系列电影，则是类型片巨匠导演叶伟信的拿手好戏，将甄子丹饰演的叶问塑造成一个面懵心宽的武林至尊，爱家人、爱生活、抗日抗英，现代好男人与反殖民的大义相得益彰。而周星驰的《功夫》，则是写给八十年武侠电影的一封情书，全面回忆了武侠电影的动作发展历程，最终塑造了武学即人学、武学即哲学的终极逍遥的价值观。此前周星驰主演的《武状元苏乞儿》，也是武侠精神的一次预览，从沦落的贵族到顿悟的侠客、武侠的为人民、江湖对庙堂的警惕和监督，再到以足球比赛包装、武侠精神打底的《少林足球》，周星驰对于武侠文化的理解，远超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电影人。

虽然说流行文学领域中，武侠不再是主流，九把刀、萧鼎、步非烟、马伯庸、江南、凤歌、小椴、杨叛、杨虚白等人还是以不同的办法在小说中创作或植入了武侠因素。九把刀将金庸、古龙、温瑞安等前辈小说的元素搅碎，再加上新世代的电玩、漫画、影像等等做拼贴，《功夫》《杀手》《少林寺第八铜人》等小说可以说是奇怪而有趣的文本游戏，武林史往往是古怪而有意思的非传统侠客造就。萧鼎以《诛仙》系列闻名，主题追问便是仙侠世界的“何为正道”，可以说是追慕还珠楼主奇幻武侠。步非烟是80后女作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在网络和期刊上都有根据地，推理力较强，笔风变化有质，也是还珠楼主的后辈，虽然她曾经宣言“要革金庸的命”，其实不仅是她，目前没有人能接近金庸的成就。

目前绝大多数网络武侠小说，继承了一些武侠文化精神，在叙事方式和模块运行上更加“超前”，以至于太多武侠作品呈现出类型的混乱感，就像沧月和沈瓔理曾说，“如果将她们的作品放到武侠板块中，那么作品就是武侠，如果将作品放到奇幻版块中去发行，那么作品就是奇幻武侠。”整体而言，当代武侠创作或趋于极限大，或奔向无限小，玄幻或市井都得有所得。血和火、剑与尘土、侠义和情仇，武侠文学生产要素的配比并不简单，文字终究不纯粹是游戏，均衡的描写与叙说的锋芒都还是需要的。

但是从方便评论的角度而言，便是创作者的野心超过能力。想象力、笔力以及控制力，目前来看，尚未见到能圆融贯通接近金庸和古龙的妙处，对于男女情感的拿捏分寸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还在同一起跑线上，相距并不遥远。

《功夫足球》

天纵奇才却需要节制的马伯庸，虽然写过《奇幻金庸》的游戏文字，以欧洲奇幻文学来叠加《射雕英雄传》，马亲王却尚无专门的武侠长篇，也是憾事一桩。至于对金庸小说最为超绝的游戏文章，则当然是新垣平，他以《剑桥倚天屠龙史》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学术著作”风行一时，将金庸和武侠文化充分学术化和正统化，对于会心的读者来说，绝对是得意忘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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