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四十五年之进路——成绩、问题及未来使命》已在2024年第6期刊出，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再借这篇小记就论文中未能言及的一些方面做个补充。撰写这篇论文的初衷是立足当下，回望这门本土学科过去四十五年研究的“从来”，瞻望其“未来”。
中华民族是世界各民族之中最重视历史的民族，素有每逢周期性或标志性时节总结历史的传统，以在总结往昔经验教训的同时，明确前进方向再出发。业内人士都知道，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作为中国社会学知识系统中最具基础性、本土性的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伴随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步伐，每隔十年左右都会有总结性论文发表。三十而立，四十不感，到现在这个学科与中国社会学同步，已走过四十五个春秋。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这门学科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从中暴露出哪些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明确方向再次出发？是时候做一个较全面的总结与瞻望了。早在五年多前，我就自认为，作为这个学科的一位“老兵”，有承担起这一任务的责任，这便是我与另外两位年轻学者合力，遍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前后用五年多时间完成此论文的缘起和目的。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状态已与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大为不同。回顾与总结过去的研究，一是为检验学科研究的得与失，明晰当前的学科研究与期待及理想状态差距何在；二是为未来学科研究与发展“探路”“寻向”。而这两者又紧密关联。客观而系统地评析过去的成绩，终究是为未来的学科研究与发展找寻进路、拓展空间。因此，我们以当前学科发展新时期和社会转型新现实为双重背景，经过不断地调整、凝练和精简，最终从六个方面总结了过去四十五年间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成绩，并在所取得成绩及经验基础上从八个方面论列了未来学科的研究进路。我们选择以代表性研究成果作为主要评价根据，但既需呈现一门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情况，那便不得不侧重对回顾与总结的全面性、综合性考量，对每个具体研究主题及论题的细致梳理与批判，但这远非一篇需要兼顾学科研究不同板块、面向的综合性论文所能完成。故此我们特意说明：论文重在探究四十五年来学科研究及发展的点、面及其关系和特征,至于特定面向或理论内部的细致研究只能有待另文。
在某种意义上，拙作更多具有一种“心得报告”性质。通过这种综合研究报告，我们希望无论是已有学术积累的同仁还是有志从事此学科研究的年轻学者，都应能借这篇论文从整体上了解过去四十五年间这门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状貌、学科内不同研究面向的进展、特征和挑战，以及未来从事研究时可以选择的方向。总之，我们希望以“所来之路”明确“未来之路”，做一份全面而客观的能够反映学科发展情况的文章供学界参考鉴用。经过多轮反复修订，虽然文中必定还存在诸多不足，但从最终成稿来看，这个目的算是较圆满地达成了。
细心的读者当能发现，这篇论文中有条“暗线”。在很大程度上，整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暗藏的线索牵引下运思并成文的。这条线索，便是我们在论文开头便言明了的对社会学及其学科性质的总认识，即社会学是“以个人与社会关系为基本问题、以构建良好社群互动生态和良性社会秩序为要旨的现代之学、现实之学。”正是在这个线索或视角下，我们认为具有浓厚哲思特征和历史性格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要在社会学知识体系内得到创新与发展、与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接榫，就需在作为“现代之学”和“现实之学”的社会学及其性质下开展具体研究工作。我们对未来研究进路的瞻望与探析，整体也是在该认识的引导下进行的。
我们在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越发认识到：思想是一种理论表达形态。社会理论尤其是基于经验现象构建而成的社会理论将自己与“思想”看作全然不同的“二物”并刻意设置“楚河汉界”，是很有问题的做法。这种反思也让我们得以从理论视野看待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化以及社会思想学科本身的价值。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文中特别说明，诸多研究强化了价值、理念及思想对经验现实的导向意义：“一则表明社会思想可以产生与社会理论类似的指导实践的作用和效应，二则表明社会思想或许也应被视作重要的理论表达形态。”这些认识就是我们将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基础理论学科或理论社会学分支之定位的原由。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哲思都有其现实基础。但社会学不同于哲学并超越哲思的地方正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或直面现实的使命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实使命感甚至堪称社会学的学科标识或学科精神。我们对这门传统特征明显的本土学科的生命韧性和发展信心的来源，也正建立在其现实意义及“功效”上。与传统中国相比，当下中国社会已然发生并仍在经历巨大变迁，但中国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和生活样式的诸多特色依然由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所形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第二个结合”是有科学依据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智识在人心安顿、群己互动、社会组织及理想社会构想等方面仍然具有显著的现实导向意义。因此，这门基础学科研究更重要的使命应是解释新现象、回应新问题，以及为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诸多不确定性提供价值定位及文化自信，这为实现“第二个结合”做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效用，在根本上由中国社会思想及文化传统的“早熟性”决定，由中国社会思想的理念超前、价值合理、理性足备的内在品质决定。一如我们在文中所表明的：作为现代之学的社会学需要社会思想史，而社会思想史之所以能够满足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关键在于其与作为现实之学的社会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这便是这门本土学科在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中得占一席最大的合法性依据。
跟以前不同的一点是，今天我们已不再需要特别强调这门基础学科的重要性了。经过四十五年的研究与发展，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在社会理论构建和社会秩序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不断得到确认。此外，这门本土学科的重要价值还在近年来同仁们书写“中国社会学史”的新探索中得到彰显。过去连续几波关于社会学本土化议题的争论和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导向，更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突出。虽然我们知道一门学科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科本身的内在属性、价值和追求，但无论如何，当下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重要性及发展意义已形成基本共识。
其实，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重要性的强调并非从近期才开始。这门学科在学术研究不同层面的重要性已在文中论及。这里可补充一个历史上专业教学中也极重视社会思想史课程的情况。据孙本文的著作，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课程修订会议通过的社会学必修科目中，与社会思想相关的两门课程——“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思想研究”，最高得计12学分，超过必修课最低总学分要求的四分之一，可见彼时社会学专业教学对社会思想课程的程度。当下，学界同仁愈益确信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呼吁“补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一课”。如果结合这门学科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发展轨迹来看，这倒更像是一种必然。
但很显然，无论是当前的研究水平和学科地位，都与学科的重要性和学科的发展目标不相匹配，因此推动学科研究提质量、上水平成为重中之重。实现这个难以在短期内达成的目标，既需要我们克服以往研究中所暴露的问题，又能找到切实可行的未来研究进路，还要找到合宜的研究方法“利其器”。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基于过往四十五年的研究成绩及经验客观分析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重点从八个方面论列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任务，可为有志从事此学科研究的学人提供参考。而要显著提升未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一则需要避免我们在论文中提及的那些已经显现的“新风险”，二则需要增强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对中国社会思想及文化传统的“解读”“翻译”能力。除以上二者之外，还须增强并实现社会思想研究的“社会学性”，使其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契合社会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如果以往人们对这门本土学科存在一定误解，很大程度上就缘于社会思想研究不符合社会学理论构建和知识创新的“范式”这一认识。所谓范式，在中国语汇中不太严格、更口语化的表达可称“路数”。假若在某个艺术表演场景，某场演出、某位演员被熟谙门道的内行评为“有路数”，这是给出了肯定评价，如果被说是“路数正”，那便是莫大的褒扬。然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及其成果在当前还未被人们给予相对较高的评价，获得赞扬更觉尚有距离，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完全形成自属“路数”，没有完全形成发展自性。实事求是地说，这是造成这门学科的研究还未实现“文有定法”的直接原因，更是导致学科发展处在边缘位置的重要根由。如何改变这种情形已成为学界同仁在未来最应着意思考、解决的难题之一。我们就此已在文中提供了些许思考，但更有赖于学人努力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探索，以最终形成规范而成熟的研究范式、提升学科发展自性。
熟悉学术期刊出版发行工作的同仁都会知道，作者是论文的“生产”主体，但编辑部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拙作得以面世并较原稿进步和提升良多，有赖于编辑部专业而认真的工作。正是编辑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作品格和辛苦付出使文章质量不断提高，使其成为最终与读者见面的样子。正是由于这种宝贵的精品意识和工作风格，《社会学研究》能在一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以“质”取胜，获得上佳的学术口碑。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学术期刊尤其像《社会学研究》这样的顶级学术期刊，在扶持、推动一门学科成长与发展上作用显著。作为长期耕作在中国社会思想史这块田地里的亲历者和“从来者”，为学科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计虑，我们自然期望《社会学研究》对这门基础学科特别是文中所涉“未来”方面的论文发表给予更多关注。
论文中不少地方的修订受益于评审意见的指导及启发，我们也对匿名评审专家表示由衷谢忱。
是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