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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 公众号  · 杂志  · 2024-09-20 18:24

正文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 | 卡生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看《出走的决心》之前,我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关注着苏敏阿姨的自驾生活,还曾经将她作为榜样发给过我妈看。她是电影中李红的真实原型。2020年,56岁的苏敏开着一辆POLO车自驾游中国,过上了很多人羡慕不已的自由生活。她一边旅行,一边做自媒体补贴旅途中的开支。她为什么一个人上路?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的家人呢?这给电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创作空间。

出自@凉子访谈录
该片的导演是尹丽川,编剧是阿美,主演是咏梅,此前,三人分别曾经在不同的电影中合作过。《出走的决心》最早的名字叫《亲爱的妈妈》,我更喜欢现在的片名。影片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出走之后,而是将一个被困在婚姻里三十年的女性的“决心”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下定决心是女人走出家门的第一步,李红不断出走失败的背后是影片的主要内容,至于李红在路上的故事反而由真实原型苏敏在现实中完成。

影片不是完美的,也有很多缺憾,但网友在豆瓣上却给出了8.6的高分,它的观众画像90%是女性,可见这部影片替她们说出了很多无法言明的真相。评论区有一条评论让我印象深刻,网友写道:“妈妈看完后对说,‘我觉得她也没有多惨,怎么就抑郁了?’那一刻,我突然懂了这部电影需要被拍出来的意义。”

《出走的决心》剧照
影片里,为家庭操持半生的李红已经习惯了每天的生活。在外辛苦打零工,回家来还要照顾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丈夫孙大勇总是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你就是懒”“不明事理”是他对李红说得最多的话。某一天,李红告诉家人,她想要去成都参加同学聚会,然而女儿分娩在即需要她的照顾,她不得不放弃了出门走走的想法。李红在女儿、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外又新增了一个角色——一对双胞胎的姥姥。

影片采用插叙的方式,片段式速写了李红在少女时代、青年、中年不同阶段的故事。18岁的李红想要考大学改变人生,家境一般的她被父亲劝阻,“要为弟弟考虑”,她不得不辍学做工补贴家用。25岁时,她以为能通过婚姻逃离家庭,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却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局,面对丈夫孙大勇的漠不关心、斤斤计较、贬低责骂,她只能一忍再忍。生下女儿的她想过要离婚,却发现自己无路可走,拖着一个女儿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最终,李红查出来患上了中度抑郁症。相比苏敏的遭遇,李红并没有像苏敏一样遭受家庭暴力。这个部分的改编让故事具有了更大的普适性。

影片中,通过细碎生活片段勾勒了李红与孙大勇的夫妻关系。作为一家之主的孙大勇认为,女人干家务天经地义,扬手敲敲玻璃,一碟蘸饺子的醋就必须立马出现在手边。李红就算忙死忙活,他只说一句话,“不能给孩子用尿不湿”。只发号施令,实则对一切袖手旁观。李红给家里添置了玻璃花瓶,在孙大勇眼里就是矫情,不会过日子。孙大勇提到的“明事理”,就是要在亲戚朋友面前做一个温顺、听话的妻子,不反驳、不顶嘴,否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妻子。
一开始,我在看到孙大勇这个角色时,觉得会不会过于刻板印象了?但后来细想了一下,孙大勇的台词似乎在我们父辈嘴里多多少少都听过,这才是让人真正感到窒息的原因。李红的一生,是被抹掉了梦想的一生。在她的困局之中,我看到的是那些再普通不过的“隐性伤害”。

李红“决定离开”在影片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青年时期的李红想要和丈夫离婚,被父亲劝退,父亲对她说,“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安稳的男人?孙大勇不酗酒、不赌博、没有出轨,你还有哪里不知足?”苏敏在一段自述中提到,“在老一辈中国女性眼里,婚姻的底线从来不是由女性说了算,而是男人做主。只要他还要你,而不是选择别的女人,你就有无数个理由选择留在这场婚姻里。”

李红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决定离开,是在女儿怀孕即将分娩和找到新工作时,晓雪需要母亲帮衬照顾下一代。她的困局变成了更大的社会性困局,李红无法离开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一段不适的婚姻,而是在儿女面对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里,她所要承担的跨代养育的家庭责任。“通过牺牲自我,而成就一个家庭”成为了这一代女性熟悉的必经之路。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母亲那一代人的宿命,好不容易拉扯大了自己的孩子,等到孩子的孩子出生之后,又要在已经退休的年纪,帮助儿女养育孩子。影片所呈现的两难,已经超越了“女性被婚姻困住”的事实,影片所控诉的是一种更大的系统性困境。我觉得,过去说女性身份是女儿、母亲、妻子,现在要将女性的身份再多加上一个“奶奶”或者“姥姥”的枷锁。好在影片留给了观众一个口子,当李红下定决心离开时,女儿晓雪问李红,你走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李红说,妞,你自己想办法。

出走之前,李红爆发了一次。大意是说,你们总让我等。等孩子出生,等孩子上了幼儿园,等你们工作稳定,我要一直等待,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李红不想再等了,她被困在各种身份里已经大半生,当她第一次听说自驾游,第一次在50岁考驾照,买旅行装备,只要有出发的决心什么时候都不晚。当时我在想,如果这部电影让我的妈妈看到,该多好。基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局限,她为家庭操劳奉献半生,更能与李红共情。

影片中除了李红之外,也展示了不同代际女性的困境对照。分别是李红的母亲和女儿。当李红想买车时,需要弟弟支付三年来为他打工的工资,否则就告上法庭。母亲对李红说,都是一家人,你为什么这么无情?我小时候也有弟弟,爸爸给弟弟吃白面馒头,我吃窝头,这些不是很正常吗?相比时刻想要远走成为自己的李红,李红母亲对于自身处境毫无怨言,甚至是麻木的。

原本晓雪不止一次地对母亲说过,你离婚吧!作为女人,也是女儿,她懂得母亲隐忍生活的痛处,但在她刚刚找到工作时,却站在了父亲这一边,无奈却理直气壮地需要母亲为这个家庭做出牺牲。当李红要走时,女儿想去追赶母亲,却也被身后女儿的一声“妈妈”困住。晓雪与李红的困局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女性能够置身事外,导演尹丽川在采访中聊起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生孩子没有创作时说,“母职是我最大的困境,它会在起码一段时间里完全淹没你,它会代替你的个体身份。”

影片里还出现了另一个男性角色——晓雪的丈夫徐晓阳。这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大,但却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父辈男性而言,徐晓阳对待妻子与孩子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他知道在妻子晾晒衣服时,搭把手。也能够在孩子无人看护的情况下,转岗留出更多时间尽一份家庭责任,知道试图倾听妻子的困难。这无疑给“被困在中国式家庭的女性”带来一些希望。

苏敏提到,有一则网友评论让她印象深刻。“如果全中国的妇女都像你一样开着车子跑出去,这家还过不过?”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当年易卜生写完了《玩偶之家》,他笔下出走的娜拉成为了女性觉醒的代表人物。很多人关心的是,娜拉出走之后呢?甚至有很多文学作品续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的遭遇。
作家耶利内克写娜拉后来成为了别人的情人,鲁迅关于娜拉的演讲里说,娜拉不是归来就是堕落。“娜拉”在诸多作品里面,大多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创作者们都意识到:女性寻找自我在现实中是何等地艰难。我尤其记得话剧里,娜拉出走归来后对女儿说的一句话,“你觉得我没有给你任何东西,但是你不知道我给了你什么,因为我正在为你争取,为你开拓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尚未实现。”

对于李红,出走本身便是胜利。她带上自己的行囊,开上自己的新车,即使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但她知道只要在路上,就是为了自己而活。李红在路上接到了丈夫的电话,讽刺的是,丈夫在她出走两个月之后并没有任何电话,他质问道,你刚刚是不是刷了我的ETC卡?还我81块钱。李红扔掉了卡,在路上,她穿着漂亮的红色长裙,轻声哼唱着爱尔兰民谣《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她与少女时代的自己擦肩而过。

电影里是一个女性离家的决心,现实中的苏敏在路上的生活依然在继续。走完了中国,她还想去世界看看。2022年,苏敏花了35万换了一辆房车,她将这辆车打扫得干干净净,车里的桌子上始终摆放着一束花。提车的那天,她笑中带泪,她说,“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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