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盛况”，但是，杂多的理论背后，隐藏的是传播理论碎片化的现实。当刘海龙以“灰色地带”来倡导重新激发传播理论研究的活力时，学科合法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进一步碎片化的可能。
（一）概念的提出
虽然，在国内，刘海龙（2015a）是明确提出“灰色地带”概念的第一人，但是，在此之前，不少学者已经对传播理论研究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无论是“重新打开被施拉姆所关闭的传播研究的边界”的声言，还是在具体实践中，对某一领域的深耕（如，胡翼青对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重新发现”）（胡翼青，2007），都是在寻求传播理论的边缘突破。而这些边缘突破的实践，最终汇聚成了“灰色地带”概念提出的知识背景。
“灰色地带”的提出，既顺应了研究者们对诸种理论进行整体把握的学术追求，也顺应了寻求理论突破的企图。
（二）“灰色地带”背后的思想动因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灰色地带”这一概念背后所反映的知识观的转移。
从时间线索上看，一方面，“灰色地带”的提出对应了传播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另一方面，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大背景是：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冲击，或者说，是后现代的知识观正在取代现代主义的知识观。
现代主义的知识观所提倡的是知识的自明性。在这样的知识观的支配下，一切“含混不清”都遭到了系统性的排斥。正如刘海龙所指出的，“非黑即白”的价值标准指挥着传播理论的研究者们将一切不符合“明晰性”要求的传播研究抹消或忽略。于是，本来具有某种开放性的传播研究变得越来越封闭，直至丧失其进一步开拓的活力。
与之相反，后现代的知识观则试图将知识的“含混性”重新吸纳。曾经被视为理性对立面的“模棱两可”或“辩证逻辑”都重新进入了知识共同体的视野。虽然，部分地牺牲了知识的“明晰性”，但是，我们所获得的是知识的“整体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言的从“存在物”的思维走向了“存在”的思维。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灰色地带”似乎是一个弥补的后现代思潮与现代主义知识观的学术概念，使传播理论实现新的整合和新的突破有了有力的利用工具。但是，如果忽视了“灰色地带”这一概念所带来的破坏性，不仅不可能实现整合和突破，更可能使传播理论滑入进一步碎片化的境地。
（一）难以避免的“断裂”
即使，刘海龙将“灰色地带”阐释为“断裂中的连续”和“连续中的断裂”。在这种“辩证逻辑”下，我们似乎看到了“灰色地带”所起到的对既有传播理论整合的希望，但是，在未对现代主义的知识观进行彻底清算前，传播理论最终形成的知识版图更可能是被“灰色地带”所环绕的“理论孤岛”，或是“黑-灰-白”组成的经纬分明的理论图谱。
通过标出自身与经典理论之间的差异性，或者说，通过寻找经典理论中所隐含的矛盾性，“灰色地带”建构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灰色地带”的知识基础无疑是后现代的。在标示自身的同时，“灰色地带”实际上也撕裂了经典理论本身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在经典理论之间，“灰色地带”所力图跨越的理论鸿沟，并不因为“灰色地带”的存在而转化为连续的理论图谱，恰恰相反，在理论与理论之间反而横亘着由“灰色地带”所霸占的空隙。
（二）难以摆脱的宏大叙事
作为一种隐喻，“灰色地带”所隐含的是对线性发展的传播理论的肯定，即从“白”到“黑”的过渡，从实证取向到批判取向的过渡，从批判取向到文化研究取向的过渡。灰色之所以成为“灰色”是依赖于黑与白而存在的。
这种对知识“整体性”的追求，本身仍是在现代主义知识观运作下的产物。后现代思潮通过引入“含混性”或“辩证逻辑”来实现知识的“整体性”，实际是一种“妥协”。因为，在坚持现代主义的知识的“明晰性”条件下，知识的“整体性”势必是不可得的。
“灰色地带”通过将自身填充入“黑白分明”的理论鸿沟，来逐渐模糊经典理论之间的边界，以此实现传播理论之间的整合。但是，如此一来，宏大叙事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得到了巩固，传播理论的知识“整体性”得到了维护。
“灰色地带”试图调和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方是，研究者顺应现代主义知识观的要求，满足对“知识连续性”的追求；另一方则是研究者顺应后现代思潮知识观的要求，满足对“知识含混性”的吸纳。
“灰色地带”昭示了对“宏大叙事策略”的反抗，但这种反抗摧毁的不仅是传播理论主流叙事，断裂的真实观将传播理论的整体性，以及作为学科发展动力的理论内核一并摧毁。因此，“灰色地带”仿佛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对传播理论而言，它不仅展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同时，也带有巨大的破坏性。
我们看到，今天的传播研究者所面对的理论图景，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在面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后美国社会学的理论状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默顿提出“中层理论”，一个重要背景即，帕森斯所造就的宏大理论和盛行于社会研究中的微观经验取向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针对两者的冲突，默顿认为，只有同时拒斥、也同时兼具两者的“中层理论”才是“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理论模式。在放弃对理论体系统一性追求的条件下，“中层理论”指向的是更具包容性的理论系统，其基础则是基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假设的合集。在这里，“问题”成为了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础所在。
脱胎于社会科学研究这一母题的传播研究，其诞生之时正是社会科学遭遇“默顿转型”的时刻，在深深烙上了经验研究取向痕迹的同时，初期的传播研究构建起来的理论自然也基本以默顿意义上的“中层理论”为典范。虽然批判取向的传播研究似乎有意超越“中层理论”这一典范，但是，却无意中与经验研究的取向形成了“合谋”，构建出了传播理论系统中第一个明显分裂的理论“孤岛”。事实上，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慨叹于“错失”了与批判研究合作的机会一样，其后的传播理论体系拓展，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在有意无意弥合这些理论“孤岛”之间鸿沟，而“灰色地带”也可以被视为诸多尝试之一。
与欧陆学术研究中注重演绎逻辑不同，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建构学科理论时候，不自觉地站在了归纳逻辑之上。也许这也正是传播研究诞生于美国社会科学体系之中的原因，因为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任何构成了“问题”的系统知识，似乎都建立起了围绕这一问题的制度化的学科体系。
由此，我们看到，以问题导向的学术逻辑不仅深深植根于以美国为主导的社会科学体系之中，而且也是传播研究构建理论体系难以逾越的内核，“问题”成为了传播理论得以避免遭遇“瓦解”的依靠。
既然传播理论必须在回归以问题导向的传播研究的同时，避免重新陷入对具体的经验问题的探讨。那么就需要研究者能构建起更为接近默顿意义上的“中层理论”的理论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构建出带有“元理论”性质的传播理论。为此，有必要将一个通常在哲学研究中提及的概念“问题域”引入到我们的思考中来。
与中层理论相比，元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更具有宏观性的一种理论模式。乔纳森•特纳（Turner，1998/2008：9）指出，科学的理论活动中有一类特殊的模式，即元理论模式（meta-theoretical schemes），这一模式主要“解释理论必然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相对于社会科学对元理论的开掘，在哲学领域中，俞吾金（2007）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脉络的梳理，较为明确的提出了“问题域”的概念，但是，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域”的概念本身源自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乃至整个哲学思想的“总问题”的探讨。
哲学领域的“问题域”概念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元理论”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特纳（1998/2008：8-9）认为，元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对与理论相关的“人类活动的本质”的探究；与实践对应，理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问题；“社会理论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等等。俞吾金（2007：48）则将问题域定义为，指向某一理论体系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其划定的是“一个提问的逻辑可能性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元理论所具有的体系化特征外，其核心作用与问题域是基本一致的。
虽然，问题域在传播学理论中似乎并没有什么根基，但是，回到社会科学、乃至对知识本身的探讨上，与元理论具有相似性的“问题域”实际上是学术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概念，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某一现象不断地提问，从而推进知识体系的建设。这个“提问”本身就构成了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
围绕学科的核心问题，研究者们设法构建一种具有整体观的理论研究的框架，这一行为本身也是社会科学的某种“惯例”。当核心问题转移时，问题域中的不同要素也被相应加以改造和组合，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在这里，“问题域”概念的引进与确立，并不是要构建能够囊括所有传播理论的元理论体系，而是要通过概念的引入，构建高于一般经验假设的、更为贴合默顿意义上“中层理论”的概念工具。因此，引入问题域的作用在于提取隐藏诸多分裂的理论“孤岛”背后的研究假设，并对这些研究假设进行重新归纳、梳理，进而改变传播理论的“孤岛”式的存在状态。
（一）传播理论问题域的形成
回顾传播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问题域实际是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所“圈定”的，或至少是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也就是“5W”的理论。
其后的保尔•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等人，实际是在不断巩固着由拉斯韦尔所确立的最初的问题域。尤其是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在其编著的最初的传播学教材中，所围绕的也正是这些最初的问题。或者说，是施拉姆，将原先具有分散倾向的问题域更为集中到了“媒介”上。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拉斯韦尔，还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关注的问题最初并非是刻意围绕“媒介”来构建的。
拉斯韦尔所关注的是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关权力。拉扎斯菲尔德作为社会学家，与同为社会学家的默顿的合作，其理所当然关注的重点同样是“社会”。而其余的霍夫兰、勒温等人，则关注的是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但是，正如埃里克•麦格雷（Eric Maigret）所指出的，19世纪-20世纪，是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大发展的时期，“媒介”逐渐生长为链接这些问题的一个“结构洞”。透过媒介，以上学者们所关心的政治、社会、心理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因此，“媒介”逐渐占据了拉斯韦尔所划定的“最初问题域”的核心区域。
另外，在这里必须阐明的是，传播学的“第一问题”，与诸如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第一问题”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注定了传播理论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特质。或者说，暗含了不断生成的“灰色地带”的可能性。在哲学中，第一问题是对“存在”的追问，而在文学中，则是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但是，在传播学中，“传播是什么”这一问题中，“传播”本身并不是一个如同存在或文学等概念同一层级的，在哲学、文学中，存在等概念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元概念的属性，而传播，则更解决于一种派生性的概念，对其的理解架构于对诸如主体、客体、或主体间性等元概念的理解上。
（二）问题域的巩固与转换
问题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问题域的产生是有一定先决条件的。某个核心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其成为不同群体的知识共同体在原有问题域以外所共同关注到的问题。
因此，新问题域绝不可能凭空而来。旧有的问题域在研究的起点上就“锁定”了学科理论整体的方向。那么，是否新问题域就如同“灰色地带”那样，是从其他学科、或经典理论的边缘“突生”出来呢？
首先，知识从来都具有一种整体性，即使被后来的“边界”（现代性的发明物）所撕裂，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各种具体学科知识之间总是保持着某种联系。这种知识体系本身的整体性让问题域的转换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媒介”问题域并未完全否定“交流”问题域存在的合理性，诸多生成理论的经典文本之中总是会预留下某种“空白”。
其次，“思想酵素”的作用，从理论视角（对旧有问题的新解答方式）到新的问题域的建立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李欧梵极为敏锐地发现，如今被视为一个学术流派、甚至有时是一个学科的“文化研究”，在其诞生之初，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或方法受到知识共同体所认同的，但是，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学派”的特性逐渐显现，并最终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专门学科”的样貌。传播学的发展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三，新的经典文本的产生作为一个“事件”，对建立在旧有问题域之上的理论体系产生冲击，从而研究者不得不不断调整既有的结构。如果说，问题域是以一种“结构”的形式存在的话，那么，每一次新问题域的产生都源于一次“事件”，既内含于原先的结构之中，又逸出于结构之外（齐泽克，2014/2016）。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斯及其著作《交流的无奈》可以被认定为是传播思想史的一个“典型事件”。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传播理论的内部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问题域：以“媒介”为核心和以“交流”为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