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凌
来源=2017年10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中，《1913一战前的世界》写法独特，作者查尔斯·埃默森用一种轻松的笔调向我们描绘了1913年的世界：从欧洲到美洲，从印度到中国，从日本到耶路撒冷——1913年的世界呼之欲出。轻松的笔触更强化了题材本身的悲天悯人感，因为每一个读者都知道1914年意味着什么。
凛冬将至
《1913之后》，这个尾声揭示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时刻想到的问题，之后呢？是的，“之后呢？”当紧密相连的整个欧洲、无尽的欢宴、节庆、艺术的创新和对美的追求，都随着萨拉热窝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枪声而寥落，最终曲终人散、天各一方的时候；当曾经被寄希望为“终结战争的战争”本身也已经成为过去，惊人的伤亡和破坏换来的只是二十年的“休战”的时候；回望1913年人们心中在想什么？作者在这里引述了哈利·凯斯勒伯爵的《日记》，这位伯爵作为传说中的威廉一世皇帝私生子、威廉二世皇帝的名誉叔父，出生在巴黎，拥有德国爵位，是伦敦、巴黎和柏林社交界的明星，他的家却在魏玛。这个几乎可以看作是战前欧洲一体化象征的人物，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身德国军队，成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虽然作为犹太人，他是民族主义者们的眼中钉。1918年，这个矛盾的人从战场回到魏玛的家，那个定格在1913年的家：他看到邓南遮的字条、克劳德·阿内从伊斯法罕带回来的波斯香烟，俄罗斯芭蕾舞团1911年的节目单、附带尼金斯基的照片。这一幕足以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作者让所有读者看到了那些从战场归来的1913年的当事人，看到他们积满灰尘的家，和灰尘下那个永远被尘封在历史中的时代。
作为一个21世纪的读者，我们拿起这本书前已经了解了“1913年以后”，因为我们就生活在“1913年以后”的世界。1914留给世界的影响太过于深刻，以至百年以后的我们很多时候也能感同身受。1913年的欧洲“凛冬将至”，那是一个世界的最后一年，我们耳熟能详的战前的时代：
1910年代的英国，左翼报纸高呼“伦敦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中”，而一位诚实的伦敦商人认为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于是他拿出钱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伦敦人的贫困状况进行统计。这个委员会以一种科学的严谨把贫困划分为几个等级，但是最后当他们把各种不同等级的贫困人口相加的时候，他们发现伦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处于贫困之中。
柏林是两个彼此交错的城市，一个是下午起床，纵情享乐到早晨六点左右、随着工厂的上班钟声入睡的阶层的柏林；另一个是住在工厂四周，每天在上层阶级回家时出门，随着他们入睡而开始长达12小时的劳动的“工厂的柏林”。
维也纳经过二十年的改造和规划，改善了公共交通、饮用水，甚至通过绿化改善了城市的空气，但因为支持在维也纳执政的天主教社会党的选民主要是房产主和小店主，所以追求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卡尔·鲁格市长在改善住房条件上谨小慎微。维也纳只有极少数公寓配备独立的浴室和卫生间，更多的家庭共用卫生间，包括卡尔·鲁格自己，当他1897年终于昂首走进维也纳市政厅的市长套间以前。在奥匈帝国的外莱塔尼亚，布达佩斯市有几十个人是住在公园的树上的，这些贫苦的工人随身携带他们的全部财产，每天下班以后到公园的树上睡觉，第二天一早再回到工厂上班，如此周而复始。
对我们而言，1913年是社会运动之年，彼得·德鲁克谈到在1873年股市崩盘以前，中欧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但之后的三十年里马克思主义如同飓风扫荡了整个欧洲。在德意志帝国，马克思主义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维也纳的帝国议会里也同样举足轻重。整个欧洲的工人都在团结起来，高举旗帜争取自己的权利。
1913年也是民族主义之年，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民族主义报纸连篇累牍地攻击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环城大道上，排犹的天主教社会党和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党大打出手。1913年也是帝国主义之年，德国人齐唱《保卫莱茵河》，为自己名义上属于普鲁士王国、但事实上所向无敌、令人生畏的陆军而自豪。法国人则念念不忘1871年的旧恨，把协和广场上象征阿尔萨斯-洛林的塑像称作“洛林女儿”，而且罩上黑纱。英国人觉得自己是天选之民，理应承担“教化的使命”去统治广阔的海外帝国。而所有这些矛盾，阶级的、贫富差距的、劳资双方的、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矛盾把整个欧洲推到战争的边缘，直到1914年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扣动他的扳机，整个世界跌入深渊。
旧世界最后一年的人们
而埃默森的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他描述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一个1913年的人眼中的1913年。在叙述中他会回溯历史，但从不预言未来。他展现的是一个生活在旧世界的最后一年的人所看到的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的人们正在急切地憧憬着未来，热烈地盼望着二十世纪揭开它神奇的大幕，和我们这个时代人喜欢怀念过去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在另一本类似的书《在欧洲》中，作者在1999年周游欧洲各地，撰写一系列关于二十世纪的文章。他在第一站阿姆斯特丹采访了一个接近百岁的老社会主义者，问他对二十世纪的看法，后者在回答问题前先塞给他一本《在2000年》，这本写于二十世纪初的书以一个穿越者的视角描述了他心目中21世纪的欧洲，一个人人都幸福安宁，充满尊严和美德的世界。1999年，当年的小读者抚摸着这本书说了一句话“多好的一本书啊”。和哈里·凯斯勒一样，他也是二十世纪的亲历者，是1913年舞台上的人。
1913年的欧洲仿佛分化为两个彼此孤立的世界，就像埃默森笔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柏林和彻夜狂欢的柏林，前者封闭、愚昧、朝不保夕因此充满愤怒，后者已经高度国际化，在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过着别无二致的优雅生活。虽然里尔克抱怨西班牙太热，阳光太刺眼，而德意志又太冷，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火车的包厢到宏伟的火车站，再到遍布欧洲大陆的林荫大道、以及林荫大道上的酒店套间，他们的世界仿佛毫无变化。俄国间谍会给布拉格的雷德尔上校寄奥匈帝国克朗，而俄国陆军大臣更愿意收美元。
但1913年，这两个阶层的人实际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劳动者虽然贫困，但他们的领袖实际上属于另一个阶层。罗莎·卢森堡曾经和女诗人拉克斯·许勒整夜在街头漫步，而拉克斯·许勒是一个来自维也纳的单身母亲，她1913年的情人里有在柏林每天埋头解剖尸体的诗人戈特佛里德·贝恩，和维也纳可怕的记者兼作家卡尔·克劳斯。
这些同样国际化的社会主义者们正在试图消灭战争，1911年在维也纳举行国际社会主义大会，秘书长特劳恩·特劳聂克伯爵在几十年以后跟年轻的彼得·德鲁克回忆了那次大会，聚集在维也纳的欧洲社会党人宣布，一致抵制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就组织大规模罢工和反战活动，这次会议还决定于1914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一次更大的和平会议。饶勒斯是这些人眼中的英雄和旗手，欧洲和平的捍卫者，但是他死于1914年7月31日，他没有机会出席那个不存在的和平大会了。
上层阶级里的大多数人并不觉得“凛冬将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基于“科学”的真理而充满乐观情绪，伊万·布洛赫这位热心和平事业的商人，1898年出版了他的《战争的将来》，他在书中指出，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和武器杀伤力的提高，现代战争的破坏力以及现代战争的财政负担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任何国家的政府所接受。虽然军备竞赛在继续，但战争正在远离人类社会。
虽然报纸一再警告人们欧洲正处在一场世界大战的边缘，但是对1913年的欧洲人而言，报纸已经这么喊了十几年了。欧洲在战争的边缘徘徊了十几年，1909年和1912年仿佛都已经到了战争爆发的边缘，但是战争没有爆发。没有理由相信1914年战争会爆发，因此1913年诺曼·安吉尔爵士在《给德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中宣布，“全球化的阳光已经驱散了世界大战的阴云”。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戴维·乔丹也认为，“在全球化的1913年，世界大战永远也不会到来”。
1913年很多人相信战争不会到来，即使到来也不过是普奥战争或者普法战争的重演，几个月以后硝烟散尽，一切回归正轨。“一战”对战前的世界而言是难以置信的，彼得·德鲁克在《回忆录》中念念不忘那个被突然中断的暑假。类似的场面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里屡见不鲜，哈夫纳在他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里描述了那个他永志不忘的充满祥和之气的星期六，那一天是1914年8月1日，那一天大人们一边匆忙打点行装、一边试图用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告诉他什么是“动员”。
1913年走进法国中学校门的青年人和既往的青年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知道第二年夏天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去向军队报道，而当冬天到来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比如其中一个在1914年夏天打球的时候摔断了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已经走进了坟墓。
历史图景中的“大战”
在本书的末尾，埃默森用一种文学性的语言写道“午夜钟声敲响！1913年落幕，时间进入1914年。”1913年的故事讲完了，作者故作轻松地写道“无论如何1913年的世界已经逝去”，他用四百五十多页的篇幅再现了一个世界，让这个世界逝去却只用了一句话。《1913》的主题实际上一直隐含在文字的背后，即使阅读中你沉浸其间而浑然不觉，但当你合上书时，或当你读到“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这个主题都会重新出现：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凛冬将至的1913年，和埃默森所描述的那个1913年的两种不同图景叠加在一起，所凸显出来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那个1913年的世界远去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始终萦绕不去的也是“世界大战”。
1914年的世界大战是不是悲剧？在这场悲剧里，历史的宿命和当局者的麻木不仁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没有这场世界大战，世界将会如何？这些问题没有写在书里，却写在读者的心中。作者也很清楚这一点，却没有正面回答，相反他津津有味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战前世界的图景，然后在1913年最后一天，1914年第一天的钟声中，结束了他的叙述，道出了一场尽人皆知的悲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1913年的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二十世纪的黑暗是1913年的他们所无法想象的。1913年的他们踌躇满志，觉得美好世界近在眼前，却随着战争的爆发而落入深渊，他们当中幸运的像哈里·凯斯勒伯爵那样得以从战争中幸免，而更多的人则像库尔特·维特根斯坦一样死在了战争里。幸存者们还要经历可怕的经济危机和动荡的三十年代，还有之后的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他们挥手道别过往，1913年他们视为寻常的生活才变的熠熠生辉，这种静默的悲伤是埃默森这本书的基调，也是茨威格、凯斯勒、彼得·德鲁克，这一代人的回忆录以及关于这一代人的一系列著作的基调。这种悲伤本身就是对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问题的一个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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