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结束的
第七届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领袖峰会
上，包括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华领医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力、歌礼制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劲梓、信立泰药业总经理叶宇翔、以及亚盛医药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大俊等在内的超过100位重磅嘉宾上台分享。
议题从领域前沿到资本和市场，热点一览无遗，交锋专业热烈。
我们希望这些宝贵而精彩的思想火花，也能分享给更多关注Healthcare行业发展的读者，而不仅限于到场的500多位全球医疗与生命科技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企业CEO和投资人。
从11月6日开始，我们每周推送一篇兼具好评度和关注度的论坛和演讲，基于现场实录精编呈现。
感兴趣的读者，让我们每周不见不散。
论坛嘉宾
主持人
首先请教包骏总，目前全球最畅销的十个药物里面有八个是大分子药物，那小分子药物的机会在哪里，在哪些治疗领域比较有优势？
包骏：
从整个市场来看，FDA去年批的药中有三分之二依然是小分子
，并且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50亿美金以上的大交易也都是小分子。
第二，在更多的情况下，小分子至少在下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出现之前，是对细胞类的靶点非常有效，而生物
药达不到这一点。
第三，在抗癌药中，小分子更容易做到靶向治疗
，三分之二的药是小分子批的，这里面有
60%的药都有相应的伴随诊断，包括我们做的PARP抑制剂，是小分子比较重要的特色。
最后一点，小分子大部分都是口服，更为便利。
周可祥：
小分子药物不仅可以口服，患者依从性较高，售价也比较便宜。
在
CMC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
阶段小分子药物会比大分子药物更加有价格优势。假设同样都是5个产品管线，大分子药物肯定比小分子药物花更多的钱，公司面临的融资压力就会增加。
江磊：
如果拿大分子和小分子来比较，小分子药物已经做了许多年，而大分子药物是近期出现的，有后发优势。
就像一个新兴事物出来马上拥有发展期，但它也会在这个阶段后，回归到一个正常阶段。
除了口服、适用于细胞内的靶点外，大分子能靶向的靶点，小分子也能靶向，小分子能靶向的靶点，大分子不一定能。
从研发速度来说，大分子在临床前确定候选化合物可能比小分子看起来要快，但是大分子在CMC阶段要复杂得多、贵很多。
而小分子工艺开发相对成熟，我们经常说只要能把分子画出来总是可以合成出来的，这跟大分子还是不太一样。
周可祥：
黄总这边
每年都要投几十个项目，创新药肯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现在是投小分子药物还是大分子药物更多？
黄璐：
纯粹从创新药的角度来说，小分子多。
我们一直比较深耕投入创新机制，甚至是创新靶点的领域。
随着现在生物学的发展，有很多的创新靶点在细胞内，甚至在细胞内的某一个细胞器里面，比如说线粒体，这些大分子是进不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分子的机会多一些。
周可祥：
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药物其实没有路线之争，关键是能不能做出有差异化、满足临床需求的产品。
对于肿瘤这样复杂的疾病，单一的药物若想取得特别好的疗效，几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药物结合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周可祥：
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靶向药总会产生耐药问题，比如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EGFR为例，从第一代到现在已经有第四代靶向药了，那是不是十年以后就会出现第十代靶向药？
另外，就新一代靶向药而言，对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只是把OS（总生存期）从原来的九个月延长到现在的15个月，每一代新的靶向药只是延长了患者几个月的生命而已，意义真的有那么大吗？
小分子药物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吴永谦：
我从几个方面回答。
第一，从科学家角度来讲，小分子、大分子、细胞治疗，不同的药物形态的发现对病人、科学家、投资界而言都是好事。
第二，我个人觉得需要开发不同的机制，如果是单一靶点的基因驱动，也许靶向是比较好的切入点，如果一代化合物到了二代、三代，靶标的蛋白已经是多个突变了，这时我们肯定要改变思路。
癌种里面有异质性非常高的癌种，也许这时免疫肿瘤、不同机制药物联用，或者是小分子多靶点抑制剂的思路更加好。
第三，“迎接春天”似乎意味着小分子在冬天里面，目前从临床在研、药品获批、市场品种占有率等数据来看，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大分子或细疗治疗过去十几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增长，目前处在盛夏的话，那小分子便是处在春天，而且这些年小分子新技术领域春潮涌动，所以说拥抱小分子的春天更加适合。
李进：
除了刚才提到的
细胞内疾病领域没有满足的临床需求外，中枢神经领域有明显未满足的需求，对这一领域小分子肯定是有独特优势的，另外最近这段时间几个重大的靶点突破——以阿斯利康为代表的EGFR激酶抑制剂、安进临床阶段的KRas抑制剂，就是新型小分子，而不是传统可逆的小分子。
如何创造未来新药，不管是大分子还是小分子，实际上还是在基于新的靶点和机制的基础上，如何找到新型的分子。
这个新型的分子多样性，有区别于传统分子不同的化学结构。
但是现在出现的
不可逆共价
型分子是另外一种形态，仍然是小分子。
平台技术创造新型分子实体，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参与做的编码化合库确实开辟了一些可能性，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在一般可以接受的投资额度下，创造出多种分子形态，而且很快筛选并发现它的应用。
周可祥：
小分子药物的应用的确与适应症十分相关。
举一个例子，如果是治疗肿瘤的药物，患者对于价格的接受度就比较高，所以药卖贵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在不会危及患者生命的情况下，市场对于药物价格还是非常敏感的，这时候就凸显了小分子药物的价格优势，因此在考虑小分子药物的适应症时需慎重。
周可祥：
请教一下包总，你觉得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创新药呢？
包骏：
做创新药，做别人没有干过的靶点，有95%的可能性是要失败的，如果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也没有办法证明是创新药。
应该换个思路，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药是不是填补了临床的空白？
哪怕已经有其他的适应症，是不是现在没发现治疗的方法？
这有点像First-In-Class。
第二，已有的疗法当中，哪些比它更好
，有一点像Best-in-Class。
周可祥：
创新药哪怕已经拿到IND开始做临床了，总体的成功概率也只有10%。
如果公司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First-In-Class药物，那么这个药物是独特的、有创新性的，稍微做慢一点问题也不大。
但如果是Best-in-Class的药物，每个靶点的竞争都相当激烈，这时候做药的速度和时效性就会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市场上还有像恒瑞医药这样的大公司，我相信在中国做任何靶点的药物都绕不开恒瑞，相对初创的公司应该怎么提升药物的研发效率和成功率呢？
吴永谦：
还是回归到差异化，第一，要解决临床上没有解决的问题。
Best-in-Class 一定是要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化 (
clinically meaningful)
。
First-in-Class 也要解决临床需求，比如今天你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蛋白质X，它与降血压有关，你不会觉得有必要去开发一个与氨氯地平相竞争的产品，还是要首先搞清楚临床痛点和需求。
第二个是风险控制问题，战略上、战术上针对靶点可以去考虑，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靶点与疾病的关联性，即我们常讲的靶点的验证，另外是化合物的风险，是不是让你有足够信心往前推，最后就是一些中间环境的风控。
药物尤其是小分子药物具有多样性，还是很多机会做出些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