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灏先生写的纪念徐文堪（1943-2023）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徐文堪先生的信》
（2025年1月4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公布并摘录了一些徐先生写给他的信。其中写于2010年3月30日的信还提到我写佛学家吕澂（1896-1989）的一篇文章
（即《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84期，2010年3月28日）
。徐先生和我都是陆先生编辑的《上海书评》的作者，学术兴趣多有重叠之处，彼此的文章也常相呼应，以至于陆先生曾多次对我说过“你们才是知音”一类的话。看过《上海书评》的读者和朋友，有不少人误以为我和徐先生很熟，其实除了电邮和书信的往来（书信也都是徐先生写给我的）之外，我和他只见过一面。
根据老友周运的日记和徐先生签赠我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
（昆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2007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图一，图二）
，我见到徐先生是在2012年11月26日（周一）。他来北京参加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某个学术会议，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维也纳酒店。周运和我过去看他，主要是商量准备收进“六合丛书”第二辑的《编余问学录》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的出版事宜。我在下面摘引一下周运当天的日记：
11月26日周一
9点过点到国图，存包。老高也到了。我们一起到维也纳酒店929找徐文堪老先生。他是徐森玉的公子，老学者。徐先生给我们开门，看他因为腿脚不太方便。自己把带来的书送他。老高带了两册《启真1》。徐说他来民大开会，等把一些稿子准备齐，再交。有些没有电子版，就把文章复印件寄过来，我们这里录入。因为《汉语大词典》第二版要启动，请了华建敏当主编。他下次还会来京开会。然后复旦刘震，还有许全胜都过来，跟老高见面。聊了半天研究情况。徐讲了森玉老的藏书情况……
还说起在巴黎刚刚去世的老学者吴，60多年没回大陆。有大陆学者去他家，热情招待，人走后发现少了些书，就不再请让你去家里了……
到11点，我和老高告辞出来，徐先生送老高的卓鸿泽的《历史语文学论集》老高给了我。老高有事回家。
图一
图二
根据周运的日记，《编余问学录》收入“六合丛书”最初是我向他（丛书策划）和两位主编（吕大年、高峰枫）提议的，徐先生初拟的书名是《夜读偶谈》。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徐先生在书的《后记》中讲述出版缘起时，还特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以上三位的前面。“在巴黎刚刚去世的老学者吴”指徐先生和我都非常钦佩的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旅法东方学家吴其昱（Wu Chi-yu, 1915-2011）。何兆武（1921-2021）在给徐葆耕（1937-2010）的《释古与清华学派》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写序时曾将其视作与陈省身（1911-2004）、王浩（1921-1995）、杨振宁（1922年生）等人一个级别的、能够汇通古今中西的清华一系海外学人的代表。其实吴氏至少在1982年回过一次中国大陆，于当年6月10日与他的法国同事艾丽白（达·伊丽莎白［Danielle Eliasberg］）和戴仁（让·皮德艾热［Jean-Pierre Drège］）一起去敦煌莫高窟考察
（魏锦萍、张仲编著《敦煌史事艺文编年》，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233-234页）
，并非“60多年没回大陆”。“卓鸿泽的《历史语文学论集》”即《历史语文学论丛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一书，可能因为我自己当时已经购置一册，所以就把徐先生送我的转赠给了周运。
我还记得徐先生这天曾经当面告诉我说，他最早知道我的名字，是看了我在《读书》杂志发表的补白《Kern还是Kerot》
（《读书》2002年第6期，35页）
。我的那篇补白是为了给当时出版不久的《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1版
）中的“高僧传初集之部”订误而写的。限于当时的个人水平，虽然文章在大体上是说对了，但也存在一两个问题。《高僧传初集》就是梁慧皎所撰的《高僧传》，也叫《梁高僧传》，“初集”是金陵刻经处刻本，也就是陈寅恪在上面做批注的本子对慧皎书的称呼。《初集》中的《鸠摩罗什传》提到后秦国主姚兴“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论，以勗示因果”，陈寅恪对此数句写有如下的批注
（60-61页；图三，图四）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一百六十五。
丁氏佛学大辞典页一百八十五“十二因缘条”。
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二，十二分章。
Kerot之佛教概论页七（英文版）。
（十二因缘）dvādaśāṅga pratītyasamutpāda
一、无明avidyā 二、行saṃskāra
三、识vijñāna 四、名色nāma-rūpa
五、六处ṣaḍ-āyatana 六、触sparśa
七、受vedanā 八、爱tṛṣṇā
九、取upādāna 十、有bhava
十一、生jāti 十二、老死jarā-maraṇa
“游心十二”，据什公答姚兴书，当指十二因缘言，见广弘明集卷二十一。
图三
图四
这些批注与如何理解传中提到的“九经”和“十二”有关。正如录者陈美延先生指出的，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一百六十五指该页的“九部经”条。陈寅恪的批注正是把“九经”理解成佛典分类之一的“九部经”。但是，“十二”指什么？陈寅恪的批注显示他认为当指“十二因缘”，根据是收在《广弘明集》里的鸠摩罗什（什公）答姚兴书。但是，从他的批注又提到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二的《十二分章》来看，大概他认为“十二”也可能是指与“九部经”有关的另一种佛典分类“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经”。这个时候，就轮到我的补白登场了。
首先，我指出在陈寅恪批注中提到的某英文版《佛教概论》的作者Kerot应该是Kern的讹读。Kern就是荷兰印度学家Johan Kaspar Hendrik Kern（1833-1917），他的姓名经常被简写成Hendrik Kern，汉译作克恩。他最为中国学者所知道的工作是和南条文雄（1849-1927）一起校刊梵语《妙法莲华经》，独自校刊梵语《菩萨本生鬘论》，以及将梵语《妙法莲华经》译为英语。其次，“《佛教概论》（英文版）”指克恩的英语名著《印度佛教手册》
（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1896；图五）
，该书为德国印度学家比勒（Georg Bühler, 1837-1898）主持编刊的“印度雅利安语文学与考古学纲要”（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丛书的第3卷第8册（III.Band, 8.Heft），有南条文雄校阅，立花俊道（1877-1955）翻译的日译本
（《ケルン氏佛教大纲》，东亚堂书房，大正三年［1914］八月十五日初版）
。第三，《手册》页七正是关于“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经”的解说，在其之前也有对“九部经”的说明
（图六）
。最近通过朋友得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购买的陈寅恪藏书中的确有克恩的《印度佛教手册》，此书现在仍然保存在北大图书馆
（在我刊布的北大东语系陈寅恪藏书的残目中没有收进《手册》，参看《北京大学东语系所购陈寅恪藏书残目》，《中国文化》第52期，2020年秋季号）
。《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于2011年11月再版时，陈美延先生已将“Kerot”改为“Kern”
（图七）
。商务印书馆正在影印出版的“陈寅恪手稿集”
（已出《陈寅恪手批旧唐书》一种）
也会收进其手批的几部高僧传，到时我们就能更为直接地研究这批珍贵的学术史料了。
图五
图六
图七
我的补白写到这里可以说都是对的，但是我又对《印度佛教手册》的版本多说了两句，这一多说就犯了个大错。在《印度佛教手册》出版之前十多年，克恩曾用荷兰语出版过两卷本的《印度佛教史》
（
Geschiedenis van het Buddhisme in Indië
, Haarlem: H. D. Tjeenk Willink, eerste Deel, 1882; tweede Deel, 1884）
。此书有德国印度学家雅各比（Hermann Jacobi, 1850-1937）的德译本
（
Der Buddhismus und seine Geschichte in Indien
, Leipzig: Otto Schulze, erster Band,1882; zweiter Band, 1884）
，以及法国学者于埃（Gédéon Huet, 1860-1921）的法译本
（
Histoire du Bouddhisme dans l’Inde
, Paris: Ernest Leroux, tome premier, 1901; tome deuxième, 1903）
。在于埃法译本问世之前，由柯林斯（G. Collins）牧师法译的导言和第一章（佛传）曾于1881年至1883年间分四次发表于《宗教史评论》（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杂志。《印度佛教史》和《印度佛教手册》是两部不同的书。《印度佛教手册》一开始就是用英语写的，而《印度佛教史》则没有英译本。记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当时竟认为《手册》最早是用德语写的，然后有英语和法语译本，可能是把它当成并不存在的《印度佛教史》的英译本了。
由于得知吴宓在哈佛留学期间也读过《印度佛教手册》，我最近还重新研究过这本书，并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手册》在出版时存在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在正文首页上端印有德语的丛书名（并括注英语丛书名）、主编名和卷册数“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Herausgegeben von G.Bühler/III.Band, 8. Heft.”，并在第1、17、33、49、65、81、97、113、129、145等页的地脚印有德语的丛书名和卷册数的简称
（Indo-arische Philologie. III. 8.；图八）
。第二种版本是在正文首页上端印有英语的丛书名（但不括注德语丛书名）、主编名和卷册数“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Edited by G.Bühler/Vol.III, Part 8.”，并于以上同页同处印有英语的丛书名和卷册数的简称
（Indo-Aryan Research. III. 8.；图九）
。出现这样两种不同的版本，可能是跟在英德两语地区分别发售有关。陈寅恪的藏本就属于前一种，我在补白里引用的印度德里1974年重印本的底本则属于后一种。
图八
图九
与徐先生见面后不久，友人陈贻绎和唐均提出想把他们主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5卷第1期
（2013年7月）
做成《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中西学论专号》
（图十，图十一）
，我立即表示赞成，最后还被列为该期的三位执行主编之一，并根据《学报》提供的材料拟写了《编者前言》。我不仅自己认真撰写并提交了《拜寺沟方塔与山嘴沟石窟出土佛典刻本残片杂考》
（72-81页）
一文，还向友人约了以下四篇大作：
林磊（上海电视台）：《徐文堪先生的书缘与人缘》
（9-14页）
郑诗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我与徐文堪先生的几次交往》
（15-21页）
叶少勇（北京大学）：《〈大乘经庄严论〉烈维本中所缺的三首偈颂》
（218-224页）
林磊（记录整理）：《忘情于“不中不西之学”——徐文堪先生访谈录》
（248-256页）
这本杂志印数不多，看过的人也少，所以在这里多介绍几句。
图十
图十一
徐先生注意到我当时的兴趣转移到西夏文残经的释读，曾多次向我提供西夏学方面的学术资讯。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2014年11月14日给我写过一封信
（图十二）
，介绍法国语言学家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的工作：
高先生：
电邮中提到的那位法国学者向柏霖（我可能打字时把他的名字打错了），法文作Guillaume Jacques，学问确是很博的，除汉藏语外，阿尔泰语、印欧语、闪语都涉及，也写过一篇关于吐火罗语的短文。他2004年的博士论文还是关于嘉绒（戎）语的，我记错了。但对西夏语大约也有专著。现在附上他关于西夏语的短文，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报》（2010）上，聊供一阅而已。
专此，敬颂
大安！
徐文堪拜上
2014-11-14
图十二
徐先生对最新学术资讯的紧跟，还可以从《上海书评》第五十一期
（2009年7月26日）
“海上书房”专栏刊出的对他的专访《父亲的照片下，满屋书香》
（刘林摄影，吴慧撰文）
看出来。在专访的“十问Q&A”环节左下方的照片中，展示了徐先生书房里的五本书，这些书都放在他那“一张看上去年代久远的藤椅”上
（图十三）
。虽然印出来的照片不算十分清晰，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放在最底下的是台北史语所出版的《东南亚到太平洋：从考古学证据看南岛语族扩张与Lapita文化之间的关系》
（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 ed. by Scarlett Chiu and Christophe Sand,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8）
。它的上面是封面为英俄双语书名的一本书或杂志，我只能认出英语书名里的“The Archaeologist”。
图十三
再上面是并排放置的郝苏民译注解补的《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的修订本
（民族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和德范克（John DeFrancis, 1911-2009）的《可视言语：文字系统多样性的同一》
（
Visible Speech: 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早在郝苏民译本的初版
（《〈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问世时，徐先生就写过书评《蒙古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中文译补本简介》
（写于1987年4月，《辞书研究》［双月刊］1986年第6期［1986年11月］，100-106、137页）
加以推介。据徐先生写的《阿尔泰学人物杂谈》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203期，2012年9月9日）
，照片里的修订本可能是当时郝苏民赠给徐先生的那本。
德范克是美国研究汉语的著名汉学家，他用新方法主编的ABC（Alphabetically Based Computerized）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上海版
（《汉英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及其袖珍版
（《ABC汉英词典［袖珍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以及ABC Chinese-English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的上海版
（《ABC汉英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的责编都是徐先生。
最上面摆放的是匈牙利突厥学家哈匝伊（György Hazai, 1932-2016）和德国突厥学家茨默（Peter Zieme, 1942年生）主编的《阿尔泰民族的语言、历史与文化》
（
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
,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4）
，这是1969年于柏林举办的国际常设阿尔泰学会第十二届年会的会议论文集。这五本书反映了徐先生对内陆亚洲语言、南岛语系语言乃至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广泛兴趣。
徐先生不仅密切追踪最新的学术资讯，还尽一切可能在文章中表彰那些虽有真才实学但却声名不彰的学者。比如他写的《狄庸教授与佛教语文学研究》
（初刊于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姜亮夫 蒋礼鸿 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三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184-188页；《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第二印，下同］，264-273页）
，就特别提到王森（1912-1991）、张建木（张克强，1917-1989）和周达甫（周达夫、周达辅，1914-1989）的研究，并专门引用张建木于《现代佛学》（双月刊）1964年2期
（1964年4月10日，30-33页；《张建木文选》，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32-41页）
发表的《祥金室杂俎（一）》一文中对季羡林观点的质疑。
在给伊朗学家埃梅里克（Ronald Eric Emmerick, 1937-2001）和汉学家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2013）合著的《一件以中亚婆罗谜字书写的汉语文书：关于晚期中古汉语和于阗语发音的新证据》
（
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
, Roma: Is.M.E.O., 1993；Serie Orientale Roma LXIX［《罗马东方丛书》第69种］）
写的书评
（初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410-414页；《吐火罗人起源研究》，306-312页）
中，徐先生特别提到周达甫于《现代佛学》1959年12月号
（23-29页）
译刊的西门华德（Walter Simon, 1893-1981）的论文《记汉藏对音本》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21 Part.1/3, 1958, pp.334-343）
，以及于《中国语文》1960年3月号
（137-140页）
发表的劳宁汉译，周达甫校阅的匈牙利学者陈国（Barnabás Csongor, 1923-2018）的论文《汉语轻音的历史探讨》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輕音Ch’ing Yin, ”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 Vol.9 No.1, 1959, pp.75-83）
。
我在最近五年发表的《王森的两篇工作汇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1月4日）
《辨析〈金克木编年录〉中的几个片段》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2年12月9日）
《藏学文献史四题》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3月22日）
《十七年有关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下）》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8月2日）
《新见王森史料六种》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22年第25期）
《来自捷克的吐火罗语学者》
（《读书》2025年第2期）
以及待刊的张建木专论等文，其实就是想根据档案、书信、藏书等第一手材料对徐先生关注的王森、张建木、周达甫这一类学人，以及像陈国和捷克学者保哈（Pavel Poucha, 1905-1986）这样不太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研究东方学的东欧学者的生平和学术进行更加彻底的考辨，借此探得今后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正如我在《来自捷克的吐火罗语学者》（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徐先生而写的）中提到的，陈国与保哈一样也曾于1950年代来华访学。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过一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致中央民族学院的公函
（图十四）
，就与当时正在语言所进修的陈国有关。从该函编号“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57）发文第215号六月廿六日”来看，知其写于1957年6月26日。信的内容如下：
中央民族学院：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厄特弗士大学进修讲师陈国B. Csongor在我所研究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他希望能向您院冯家昇教授请教一些关于西方、北方的外国民族（如回纥、突厥等）问题。如承同意，请通知我所什么时间前来为宜。陈国能讲汉语（讲得不太好）和英语，是根据中匈文化合作协定，由匈牙利派他来华进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