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2021年跨年演讲：有些事，时间越久，价值越大

来 源 | 笔记侠（ID：Notesman）

作 者丨罗振宇

推 荐丨睡前君

你好，这里是睡前君，今天给大家带来 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在 2020年12月31日的跨年演讲。

开  场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谁都没说。

因为我一定要把它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这个晚上，在这里，讲给武汉人听。

1）爱他的人，总会让他一次次重生

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一堆糖果，但这不是一推普通的糖果，这是一件艺术品。

这件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展览馆展出过，它的作者是一名艺术家，叫冈萨雷斯。

这堆糖果的重量是精确的79.4公斤，这是艺术家冈萨雷斯爱人生病前在世前的体重。

在人生最黯淡的时刻，艺术家冈萨雷斯，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的爱人。

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堆糖果。

糖果的周围，没有护栏。

没有护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抓走一把，甚至是现场吃掉。

每天晚上冈萨雷斯会回到这儿重新给糖果称重，然后把重量补足，让它还原到79.4公斤。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持续这个过程。

冈萨雷斯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生命是甜蜜的；

第二，生命也很无奈，它总是会流逝。

我以这个小故事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

这个处境像极了武汉人经历的美好和流逝，以及我们亲手又将生命召唤回来的过程。

今天我们还要致敬的是那些逆行者，年年初的那场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全国有346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护人员来到武汉，支援武汉。

当时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份截图，这是河北省援鄂抗疫医疗队的护士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晓静护士长。

她说：等武汉的疫情结束了，我要去听罗胖的跨年演讲。

欢迎吕晓静护士长，你战斗过的大武汉。

经过了这一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慨，三个字： 不容易 。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我曾经为今天的这场跨年演讲留了后手，也是我们的底线。

从年初开始，就不断有朋友问我说：罗胖，今年跨年演讲你还办吗？

我说：办，一定要办，哪怕到年末的时候，我租一个体育场，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场馆我也办。

因为我讲什么对2020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还能通过举办跨年演讲，给大家、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一点点确定性。

当时我的同事还觉得：你一个人站在台上会不会太悲壮。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招——我们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里买了金橘树，大家知道我们得到是橙色，去年跨年演讲我们又讲了一个词，躬身入局。

那好，我们就干脆注册一个品牌叫 “躬身入局橘” 。

20年我们经常遭遇的那个瞬间，就是原来从来不曾设想过的事情，它居然就发生了。

我们要为那种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做思想准备；我们要对那些我们承受不了的压力做压力测试；

我们要为那些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留后手，有底线思维。

2020年我们真的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然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如此恍惚。

我们经常要说的话是：行就行，不行我们再想想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2020。

我没有想到买一只口罩居然那么不容易；华为，没有想到买一颗芯片居然那么不容易；

留学生，没有想到回家的路居然走的那么不容易；有孩子在上学的家长，居然没想到孩子上个学居然那么不容易；

电影院都没想到开个门那么不容易，更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成为了全球第一票房市场。

东京奥运会今年无法举办，那也许要延到明年，而且还叫“2020奥运会"。

连巴菲特都没想到活了89年竟然能在10天内看到美股熔断4次，炒个股，也不容易。

今年，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凝视深渊，也无数次被深渊凝视。

2）规模是问题的解药，规模也是问题的根源

还有一段话我不得不讲，我以下这段话不带有任何情绪，它只是2020年我们中国人感受到了一层事实，和我们的处境有关系。

40年前有人告诉我们：全球化挺好。

好，我们中国人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融入全球化的秩序。

今年他们说：和中国脱钩。

几十年前他们说：我们要淘汰落后产能，于是我们靠着制造业大国的能力，承接了大量的制造业的产能。

但是他们又说我们抢了他们工作。

过去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

好，我们努力学习，我们创新。

等我们好不容易搞出一点创新，他们说：你们是威胁。

这种感受不同程度的在今年的中国人的心里飘荡，就相当于当年他们三缺一让我们上排桌打麻将，我们好不容易刚和了两把。

他们说：我们改玩三个人的斗地主。

大家认为这是为什么？

咱们不考虑别人怎么想的，我们中国人能够碰出来的答案其实就是4个字： 长大以后。

这是一个长大以后的中国吗？

我们现在生产着全球53%的钢铁，57%的水泥，71%的彩电，76%的光伏面板，78%的空调，86%的微波炉，88%的手机和90%的电脑。

我们长得这么大，再期待别人用原来的眼光看，确实也做不到。

长大以后的中国会面临什么？今天就是要和武汉的观众报告我自己的体感。

30年前，1990年，我来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理工大学上学。

报道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学校的招待所，当天晚上我爸问了我一个问题：

振宇，明天你要报道成为一个大学生，你知道今天晚上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我心想：不就是要上大学了吗？

我父亲说：当了大学生，你就是大人了，你知道大人意味着什么吗？

今天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给砸了，别人找我们俩赔钱，明天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砸了，你自己赔钱；

今天你说错一句话，我和你妈可以出面说，孩子还小原谅他，明天你要是说错一句话，那就是你说错了。

自己想办法去承担责任。

那天晚上这番谈话我一直记到了今天，30年。

中国现在也长大，我们承担的是一个相对严厉一点的环境。

经济学认为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甭管面对什么问题，只要把规模做大那个问题都能解决。

但面对着长大以后的中国，也许我们心里要默念下半句， 规模也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2020年因为中国长得这么大，我们面对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利亚斯卡内蒂说的： 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这种感觉我们是不是很熟悉，2020年我在无数的微信群里，在无数的场合听见别人念叨类似的意思：

过去的经验不管用了，我们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下子被颠覆掉了，我们还没有武器面对那个让我们张皇失措的未来。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儿，你们所有人聚在这，不是要听这个不确定性。

我们是共同来找我们这一代人心里以及我们未来生活的确定性。

3）“时间的朋友”效应

下面我说一件事，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我今年听到的，让我可以说是最震惊的一件事情。

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他想搞扶贫，他的方式很简单，不是直接给农民钱；

他们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免费送给四川大深山里的农民，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路边。

我们都知道，金丝楠木是中国的原生树种，也是极珍贵的木材。 过去只能用于皇家宫殿。

所以，从公元前200多年到今天，只砍伐不种植。即便是在金丝楠木的故乡中国四川，野生的金丝楠木已经非常罕见。

他把树苗免费送给村民，就一个条件，种下去后，5年内不准卖。

这些树苗每年长一公分。20-30年后，就可以长到35-40公分。

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100棵，就是30万。这就是村民的“绿色银行”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点震撼了。

为啥？因为，我们经常听到那句话：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好像这个世界是由不确定性组成的， 在久远的未来，不确定性会被放大到无法把握的程度。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突然洞察到一个真相：

这个世界有些东西会确定性的成长、向好，无法逆转。

只要你肯等，金丝楠木的基因会给你一个确定性的回报。那甚至是可以算出来的回报。

今天你有一笔钱或者你要做一件事情，谁敢跟你承诺说几十年之后它一定会变得多大不会打，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居然就有这样强大的确定性。

我们来扩大点看这个效应。

进入一所好学校，我们享受到的是什么？

家长经常在乎校园的硬件设施、学校的软件、老师的教学质量，那确实是学生的收益，但是仅止于此吗？

活到我这岁数，我就明白当然不是这些。

更重要的是，一所好学校，帮我们筛选了一批好同学。

在时光里，我们在长，他们也在长。

到了40-50岁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哇，大多数同学都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上学。一看周围，都是一群灰头土脸的同学。

“谁的青春不迷茫”嘛。

但是，过了几十年后，现在把我们的校友名单拿出来一看，不得了——

这个院士，那个所长，这个创业成功，那个投资家。

比如微信的张小龙，我们87级电信系的，跟我在一个食堂吃过饭。华为的孟晚舟，我们学校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能找他们帮什么忙。

现在才知道，当年上的那些课，也许都还给老师了； 我的学校真正给我的，是这些时间里的朋友。

我居然可以找他们帮忙啊，而且同学之间承诺的那种帮忙又是特别诚心诚意的。

我在长，你也在长，我们从一开始结下的那一点点缘分也在长。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带来的成果，却是我们实实在在一定能在时间中品尝到的果实。

做的年长一点的人，我估计都有这样的体验，同学的成长你也没帮上什么忙。

但是几十年之后，同学的收益突然就能照耀在你的身上。

大家再想一想我前面讲的金丝楠木的那个例子，是不是也有共同的特征。

我没有干活，没有帮忙，没有努力，但我居然有收获，那这种效应叫什么？

时间的朋友。

“时间的朋友效应”随处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经常低估了我们身边的人，低估了这个时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合影，摄于1927年。

这张照片里面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等。

真有这样的时刻啊，这么多顶级的大脑，居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可以在一起开会，一起研究，一起争论，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其实，开会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的群体当中。

所以，我们身边充满了确定性，只不过你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样子，这一路在人类历史上是反复发生。

今天在武汉的大学生已经109万，今天你在武汉大街上走，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近三年留下来的大学生。

你怎么知道未来它里面不会走出那些群星璀璨的人物？你怎么知道你身边的人将来不会是这样的英雄？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独自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

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一片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

噼噼啪啪，喧闹得很，哪里还有生命成长那种慢腾腾的样子？

本土时代

1）桥梁越大，内部结构就越重要

过去一年，我估计很多人心里都上演着一场辩论赛，在辩论中国经济的未来会好吗？

我心里总有一个小人儿，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中国经济会好吗？都这样了还能好吗？

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会好。

其实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对立面就是悲观主义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我们平时和人争论有乐观有悲观，但是你以为那个中间的分水岭是乐观和悲观吗？

不是，而是 行动还是不行动。

乐观主义者再乐观也得想“我怎么享受这个好处，我怎么参与和建设这个好处”；

而悲观主义者只需要吐槽，重点不在于态度，而是停止了行动。

如果我愿意相信中国经济未来会好，我总得有些理由。

我心里那个小人就开始跟我辩论。

他说，跨年演讲我也听过，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中国有规模优势、中国人口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

你怎么不看看隔壁的印度，印度现在的人口有13.8亿，马上追上中国，增速比中国还要快；

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8.4岁，中国是37.4岁，而且印度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只是中国的1/3。

中国怎么跟印度比，更何况还有“人”喊着要和中国脱钩，印度可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问题来了： 印度会不会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下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

所以我请教了很多朋友，比如战略专家徐弃郁。

徐老师给我了一份报告，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最著名的智库之一）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为了提醒美国在发展和印度的经济关系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谨慎的伙伴。

这份报告当然很长，我只说它其中的一个论点： 从2008~2018这1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烈火烹油一样地涨。

而在这10年间，印度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连1%都没有长，印度没接住。相反，接住的是是越南、印尼、孟加拉这些国家。

印度有这优势，那优势，过去10年明摆在桌上的机会都没有抓住，你凭什么让我相信未来它能抓住？

我特别关注印度方面的资讯，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

中国的一个制造业工厂，在印度开了一个分厂，招了很多印度工人。

咱们的中国厂长看到有一个印度小伙子特别能干，然后提拔成了领导，结果这个小伙子不仅没有办法领导他的下属，他的下属还经常打骂他。

为什么？因为这个小伙子是一个低种姓的人。

低种姓的人在印度的社会环境当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约束，比如他去见客户，五星级酒店不让进；

他和客户吃饭，他的下属可以上桌，他不行。

所以打骂领导这种事情在中国很少发生，在印度的工厂里发生了，我们中国人看不懂，当地人觉得这很正常。

他们会觉得你就不应该提拔这样的人当领导，所以后来没办法把这个小伙子调到一个边缘部门，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这个小伙子最终是黯然离去。

但是你可能说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它说明了制造业这件事情，不是表面上我们看的一些人口、规模、年龄。

我们更应该看这个国家内部的组织样式。

所以徐弃郁老师直接给了我答案，他说：

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替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印度社会内部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它没有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

我是通过这个故事提示我们观察中国的角度，必须开始重新观察中国的内部。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今年在他写作《变量3》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

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

何帆老师说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

但问题是， 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

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

我们来看个例子——联想的武汉工厂。联想的武汉工厂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

武汉人印象特别深，1月23号武汉封城，大家不要以为在武汉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了。

2月份因为联想工厂生产电子产品，所以他们就琢磨2月底开始筹备复产、复工，3月31号这家工厂已经有1万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武汉是4月8号解封的，但是3月31号，这一家万人工厂就已经轰隆隆地在开工了。

在采访这家工厂的过程当中，厂长齐跃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事儿。

他说： 我们在最巅峰的时候，一天要招1000人。

因为电子生产线上的工人是有要求的：

首先得认识英文字母，否则那个机器那个按钮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其次，要有基本的数学能力，因为每次交接班都要进行数据盘点。

齐跃厂长告诉我，这样的工人的规模只有咱们中国能够招得到；

中国这么多年来上过电子产品生产线的工人，全国大概1000多万，湖北本地至少几十万。

今年，疫情来了，他们原本要南下或者东下打工也没法去，就留在湖北本地，所以招工特别容易。

但是，他告诉我联想在海外，比如墨西哥等等国家都有工厂，在那些国家，一个工厂想招到1000人，都是天文数字，几乎不可能。

当时，在疫情期间工厂招工，需要组织核酸检测，这是最起码地，1万人的核酸检测要有人引导，有专门的场地，护士等等。

齐跃厂长跟我说： 当地政府全给干了，我们工厂没操什么心。

而同样是在联想的海外工厂这件事你想都不敢想。

万一查出一个发热的往哪送？这会严重影响那些海外工厂，企业简直是孤军作战。

第三，1万人的工厂工人要上班，下班回武汉的社区，他们分散在周边的好多个社区居住，第2天还要上班。

而在武汉这就没有问题，因为社区的防疫措施十分完善。

但是，在海外的那些工厂内部做的再好没有用，工人一下班，口罩一扔，第2天来上班，谁能保证身上没有病毒？

所以公权在社会里的一个工厂是没法运作的，而这个问题在武汉不存在。

这家工厂在武汉解封之后，一直到现在，1万多人零感染，这家工厂6月份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武汉当然不只是这一家工厂。

我们以为这个地城市已经被封禁了，但是有多少这样的工厂在生产，一季度武汉的GDP掉了42%季度一解封就追平了，强势增长。

现在，我了解到的是前三个季度的数字，武汉的GDP又在全国排进了前10。

武汉政府说：我们这一年，好不容易，真的从风暴眼变成了风向标。

谢谢武汉人。

通过这家工厂我要表达的是：

我们要从内部、从本土来重新解读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我们不妨再来看几个微观视角。

今年我们的团队采访了一位很普通的武汉的居委会主任，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新城社区的主任陶久娣。

陶主任手下12个人，但他们服务了12,765个人。

这些居民人因为疫情在家，所以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健康问题以及在家产生的心理问题，都由这个居委会来负责。

很多人说：这不可能，12个人怎么可能服务这1万多个人。

不止如此，这12个人仅仅是网络的枢纽节点而已，其他的资源可以往里汇集。

比如当地的一些商业设施，这些社区的物业，服务人员。

这39个人，在疫情期间就归陶久娣书记这个网络去分配资源，但的确是不够的。

还会有社区的居民不断地涌入到这个网络之中却，还有 42名下沉干部。

下沉干部就是政府，包括一些国企银行邮局那些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党员，这时下沉到社区也归陶书记这个网络来分配资源。

此外，还有基层政府，还有周边的商业设施和企业，遇到问题仍然可以呼叫支援。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居委会的例子？

因为居委会没有多大的权力，但是你会发现在武汉疫情的封城期间，大量的资源向这里汇集，在这里分发。

这才是中国社会网络那个基层组织运行的真相，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基层组织啊？

城市居委会109620个，还有发挥类似功能的村委会。

533073个是这样的基层组织，在几乎没有权力色彩的情况下，汇聚资源，分发资源。

我再跟大家聊一件今年我听到挺有意思的事。

出版人张立宪，《读库》的创始人，江湖人称老六。

他今年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北京的库房搬迁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回来就跟我们这些朋友聊天：

南通当地的政府服务有多好。

因为他叫六哥，老六，所以他选择2020年6月6号在南通搞开业典礼，来了很多朋友。

那这些朋友就跟他开玩笑说：六哥，不对，我看你这库房是2号库？你不是啥事都图个6吗？

你看你开业都是6月6号。要不跟当地政府说说，把这库号改成6号。

这本来是一句玩笑，但是就是六哥盛赞的当地帮他忙的那些基层的政府官员，比如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局长唐敬华说：

话不能这么说，服务我们可以做，但是这个库房的标牌不能瞎改，原因很简单：

这个小区是外资的，我们跟人签了合同，标牌管理是人家企业的权利，我们政府不能瞎管。

这句话道理很简单， 服务归服务，资源的边界归资源的边界。

这个故事和我们过去对于中国基层政府的印象，是不是稍稍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拥有权，它运行的真相其实不是靠权力不是在分配资源全力，他是在培植一种连接网络的能力，这是我们中国人才会有的体感。

今年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前不久我跟跟人吃了一桌特别“豪华”的饭，这豪华不是饭菜，而是吃饭的人。

光院士就有两位，我们华科的书记和校长——邵新宇书记，机械制造专家；李元元校长，金属材料专家，两位都是院士。

但两位大院在饭桌上不是聊科学，不是聊学校治理，他们在发愁怎么推销出去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的茶叶。

因为华科和临沧市临翔区对口扶贫单位。一个书记、一个校长掌握的权力不小，但是他没有权力用华科的钱你茶叶给买了。

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仍然是在网络上下功夫，比如推销帮助他培植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那个位置，那个强悍度。

今年，有一位很著名的投资人李录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孤身来到一个城市，哪些基础设施是“为”你做好的。

比如一个外地企业家来到武汉，在这里投资办厂：

当地的土地问题，修桥造路问题，六通一停问题，组织劳动力的问题，优化税收制度的问题当地都会解决，甚至政府都会购买这家企业的首批产品。

企业家只需要干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给政府贡献税收。

书记和我说：这样，咱俩分个工，你好好写稿子，准备晚上4个小时的演讲，剩下来的这些事交给我，我们光谷的队伍来帮你干，你就安心干自己的事儿。

我享受到的也是这种 总部式服务。

今年其实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瞬间。

我和一位同事在某个机场下飞机往外走时，突然他跟我讲：这儿有块牌子。

这一块。理解痛才算是理解了，中国唉，什么牌子这么神奇？

外国人要了解了，他才算了解了中国，中国就是这么一块牌子——叫 党员示范岗。

我们以后再遇到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给他出一道题，请问：

在一个公共服务场所，中国人看见一个服务窗口出现了这么一块牌子，请问中国的老百姓是更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还是更不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

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会怎么回答，反正我们中国老百姓心里当然知道那个答案：

这块牌子，它只意味着坐在这块牌子后面的人劳动技能更成熟，服务态度更好，我有脾气他不敢有脾气，仅此而已。

所以这块牌子背后是一个网络支持下，我们中国人做自己的事儿，有了更多的助力资源。

这样的组织样式站在外面你看不懂的。

2）中国网络：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

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在共享一个叫中国网络： 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

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的网络，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纵深；

无法理解在2020年这样的情况下它体现出来的那种灵活多变，以及强韧和不脆断。

说到中国这个网络，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网络，只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网络，它是一个项圈。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你凌空一看经由中国这张网络输出的是5亿吨的原油，3亿吨的煤；

是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20亿美元的家具，20亿美元的家具和530亿美元的钢材。

这是我们这个网络和全世界的真实关系。

实回到我们中国人的体感，什么叫网络？

就是我们干自己的事儿，我们追求自己，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目标，我们愿意和很多人在一起——

和邻居在一起，和亲人在一起，和彼此认同的人在一起，甚至和全世界人在一起。

我们和全世界人一样愿意安居乐业，愿意达成自己的目标，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稍微多了那么一丢丢的色彩，就是我们愿意彼此支撑，这不就是网吗？

其实是我们相信这么4个字： 吾道不孤。

个人财富

刚才我们谈的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其实这个共识很容易达成。

今年真正不容易达成的共识是什么？是我自己未来会好吗？

1）困在系统里面

很多人对国家很有信心，但是对自己其实是挺担心的。

2021年可能每个人遇到不同的挫折，也可能是感受到新技术对我们这代人生命的那种冲击。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2020年，我们感受到个人命运担忧的那个最大的共同的话题是什么，你可能听到一个词叫“困在系统里”。

准确的说就是 困在那些数字化的系统里。

刚开始是一篇讲外卖小哥的文章爆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困在系统里就出现了，好像谁都困在数字化的系统。

反正当年我是看过一则广告是招外卖小哥的，也是那些大平台发的广告：

干外卖小哥多好啊，假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

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骑车在春天的风里很暖和。

但是今天你即使你不干，你也知道一顿饭在哪儿取，送给谁，系统会告诉你走哪条路。

用多长时间系统会告诉你。

如果你胆敢超了一分钟，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处罚系统可以告诉我；

而且这个处罚还不是由你一个人承担，你的伙伴会因此吃到什么样的连累，系统也会告诉你。

外卖小哥真的被困在了那个数字化的系统里。

一开始，3公里60分钟，但是这个数字到2017年缩减到了45分钟，这个数字到2018年缩减到了38分钟。

我们订餐的人当然吃到越来越快，但是外卖小哥真的被困在了那个数字化的系统里。

其实也不仅是外卖小哥，疫情期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虽然上班了，但是不能去办公室，我们只好在家里呆着。

在家里呆着更自由吗？当然不是，是各种各样的系统。

早上，你没有洗漱停当的时候，他已经在系统里干各种各样的工作了。

你以为公司员工这样吗？

我今年见过很多老板，他们也觉得困在数字里的。

原来文件到他的案头，什么时候批他自己说了算；

现在，数字化系统把文件流转到他这，他没有批，所有的员工都看得见，老板好像也不太幸福。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请问，我们每个人真的被困在数字化的系统里吗？

2）分化：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数字化这个词当年是显得多么的美好，数字化带来清晰带来透明，带来高效。

而2020年我们突然觉得，数字化居然是意味着紧张压迫和身不由己。

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了，系统这么庞大，我该咋办？

香帅认为：

第一，至少在中国，数字化至少被加快了6年。

第二，数字化会加速我们这一代人的分化。

请注意这个词—— 分化。

那下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自然就出来了，什么导致分化呢？

同样是在数字化的系统里，为什么有的人好，有的人就不好，有的人被困住，有的人就能脱出牢笼？

香帅老师给了我一个答案，她说这个分化是 命运的分水岭 ，如何分化，只取决于你到底是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举个例子，今年我听到了一个特别让我自己开脑洞的事情。

大家看到这句话叫 “把图书馆搬进教室” 。

什么意思？李希贵校长北京十一学校的校长，李校长当年到北京时，大部分书全部送进教室，让学生看书更方便吗？

校长跟我说，我的初衷是为了改造一个职业，图书管理员。

他说：我问了我们学校的图书管理员一个问题，假设有一个学生特别爱读书，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把书给拿走了，请问你怎么办？

图书管理人员说：那还用说，这是违反校规校纪，严肃处理。

校长说：校规校纪咱先搁一边儿。

你不觉得你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孩子爱读书到这种程度，你现在要惩罚他，你站到了读书人的对立面，你不觉得这事有点荒谬吗？

接下来校长说了一句精彩的话，他说：

咱们得想，图书管理员到底是对书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你觉得自己是图书管理员，你对书负责，你对规章制度负责，那很好办啊，书最好没有折角折页没有写写画画，保持整洁。

图书管理员这就是对书负责的样子。

你想，一个只会对书负责的图书管理员是什么结果？

不就是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吗？怎么借怎么还嘛。

就靠这一个技能，他将来不被什么人工智能替代，谁被人工智能替代啊？

所以校长要把图书馆里的书放到教室里放着，有什么结果大家想想，这个图书管理员要疯了，他忙死了。

这个老师这个星期在上什么课题？这个课题需要配进去的书是什么？每种书什么数量 ？

现在关于这个学科这个话题，市面上的哪些更好的书？这些好的书出来之后，我怎么让那些网站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来？

淘汰出来的书，我把它放在哪里？

大量的挑战开始出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挑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来自于大活人。

所以这个图书管理员面对的是大活人的那种无止境的纷繁复杂，甚至是不讲道理的需求。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他的 本事一直在涨 。

图书管理员干好了之后什么结果，他可能就变成了阅读课的辅导老师。

他对书对人能这么负责，他也许就能开个书店，他也许甚至自己创立一个出版机构。

所以我们经常说自己困在系统里，是系统困你吗？

你只需要在心念中做一个转念就够了， 你是对人负责，还是对事负责。

这句话真的2020年印在我脑子里。

3）让数字化成为你的跳板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数字化系统真的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狰狞吗？

其实也不是。

人类和机器和数字打交道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23年前我们就知道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被IBM的深蓝击败。

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仅仅第2年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巴罗夫就杀回来了，他说：

人数和机器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换一种玩法不就完了吗？

就是人和机器组队和其他的人和机器组队，咱们大家再比赛。

当时，他说：机器的胜利一如既往，也是人的胜利。

这句话其实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

比如，人会跑步，有一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机器叫汽车。

我们跑不过汽车，你会感慨人被挫败了吗？或者感慨被汽车困在系统里了吗？

不会，你马上发明了一种新的比赛，就是人加汽车的比赛——赛车。

就这么简单，机器再厉害不会对人造成威胁。

我还记得王朔小说里面的一个桥段：

有一个人站在大街上说，谁敢惹我，旁边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敢惹你。这个人又站出来说，谁敢惹咱俩？

这就是我们和机器的态度，我们和它共同进化就行。

所以面对那个看似很吓人的系统，我们可能只需要掌握一个方法：背靠系统面对人。

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些，叫 越过系统，我们看到人。

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系统在用，比如，我们公司用的企业微信现在好大。

在过去，你作为一个编辑，交接课程的进度，各项事务的进度，仅此而已。

但是在今天的企业微信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今年才发现的功能： 一键继承。

就是这一家公司服务和各位老师的所有过去的记忆的那些细枝末节，那些通路，你全部可以继承下来。

比如，老师是愿意上午写稿，还是下午写稿？

写稿的时候是爱喝茶，还是爱喝咖啡？

爱用1号棚，还是6号棚？

这位老师拖不拖稿？一般拖稿拖几天？什么招催稿比较有用？

系统全部知道，你继承下来之后，你马上知道这个人的全部细节。

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过往的全部经验成为一个整体的大脑，由你共享，你只要心思是在我要服务好老师。

那这对你是好处还是坏处？系统对你是狰狞还是和善？

所以前两天我就在跟我同事说，我说： 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这一代年轻人，数字化系统生活在这个时代挺幸福的。

我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系统里，因为我有能力越过系统，研发自己的产品。

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脑洞，他说，未来的数据化系统会变成什么样，让每一个人的优点能被看见。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每个人都在数据化的系统里工作，你在正常的做你的业务，那你的老板会看见一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你的 人缘的可视化 。

他突然发现，他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什么级别，但他突然发现这个张三了不起，因为他愿意沟通，他有建设性，他跟周边的人有交流。

数字系统会帮老板看到你的优点，所以你就被提拔了。

再比如说，有一个李四，老板看到他在同部门的人当中里，和内部人交流40%，和外部人交流居然占到了60%。

这样的人是公司的脸面，这样的人得加薪。

大家想想，我们今天在职场里，想让自己被看见，多难啊。

我们只有两个渠道被看见：

第一，我们完成了KPI那些数字，被领导看见；

第二，我们的直属领导跟我关系好，赏识我，我才能被看见。

可高我几层的领导怎么能看见我？

在未来的数字化系统，只要你是越过系统看见人，他就能帮你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家有一句话叫：“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被看见”。

而数字化的困局，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跳出困境的跳板，只要你愿意和他协同进化。

中国科技创新：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1）中国芯片：挺难的，但肯定行

2020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答案。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年产17亿台手机，3.4亿台个人电脑，我们占了全球半导体需求量的一半以上。

但是，我们现在能生产的芯片，不过是全球份额的5%。

所以人家当然就有能力说，这个不卖给你，那个不卖给你，卡我们的脖子。

要担心的还不只是芯片。

高精度的数控机床等很多新材料，都有可能被卡脖子，那生产怎么继续呀？出口怎么维持呀？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来还在不在啊？

这个事对我们来说到底严重不严重？

反正我自己这一年，遇到相关的人士，我是一定要问这个问题的，那就是：

中国芯片被卡了脖子，我们自己能做出高端芯片吗？

我四处打听得来的答案，还是有点让我意外的。

虽然好多人觉得特别担忧，但是在行内人看来，答案没有什么争议，就两条：

第一，挺难的；第二，肯定行。

其中，我还收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是清华大学微电子系李铁夫老师告诉我的。

他说，芯片问题不是个科学问题，而是个工程学问题。

什么意思？

所谓科学问题，就是：

一个问题提出来，哪条路能通？不知道。甚至，这个问题，从根儿上有没有解？也不知道。

比如说，中国就有个实验室，在地下2400米，寻找宇宙里的暗物质。

这样的科学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能不能有结果？有了成果有没有用啊？不知道。

这叫科学问题。

而所谓的工程学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技术路线也是清晰的，只是暂时不知道怎么做到而已 。

这叫工程学问题。

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地方，你知道它在哪里，你也知道有人去过，但你现在既没钱，也没地图，你不知道怎么去，这就是个工程学问题。

对，高端芯片就是这样的工程学问题。

堆够了时间和资源，理论上，完全可以解决。

虽然你现在没有钱去那个地方，但是你攒钱啊，你问路啊，你总能去得成。

今年，我请教行内人，得到的答案，大体就是这样。

但是，毕竟我不懂芯片，未来的事情，别人说得再斩钉截铁，再说芯片问题不会被卡脖子，我也只好将信将疑。

2）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

作为文科生，我们想问题倒是有另外一个套路，就是往回看，看看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而类似的事又是什么结果。

就像马克·吐温说过的：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

那我就问了，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啊？

一个强权，要用自己的政治意志，通过封锁，把一个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驱赶出全球化体系，干所谓的“脱钩”。

请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呀？

还真有。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1812年，他率领60万大军远征俄罗斯，但最后大部分军事力量都葬送在一片冰天雪地里。

此后。拿破仑的江山开始崩塌。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没有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拿破仑为什么要打俄罗斯啊？

要知道，就在5年前，法国和俄国之间是签了和平条约的。

拿破仑和俄国沙皇，四舍五入，也算是盟友啊。那为什么还会翻脸？还会有1812年的这场远征呢？

我听过历史学界的一个说法，这就要说到拿破仑当时的一个心思了。

战神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打遍天下无敌手，几乎已经靠武力搞定了整个欧洲大陆。

放眼四望，只剩下一个对手，那就是英国。拿破仑是看不起英国人的。

他有一句名言说：“英国无非就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

意思是，英国人除了会做买卖、会搞点全球贸易，啥也不会。

隔着英吉利海峡，拿破仑想出来的最狠毒的招数，就是大陆封锁，和英国脱钩。

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跟今天某个国家是不是有点类似？

拿破仑先占一个道德制高点，指责英国“不承认全体文明国家所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规则”。

拿破仑的干法，可比今天的那个国家还要狠。

任何一艘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都不允许进入欧洲大陆的任何港口。

凡是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只要上了欧洲的岸，当即没收，当场烧掉。

拿破仑就做得这么绝，他的目标很明显，要把英国赶出当时整个文明世界的贸易体系，要把英国活活地饿死。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英国还没崩溃，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倒是先背叛了。

就拿俄罗斯来说，沙皇虽然跟你拿破仑签了盟约，表面上是盟友，但在执行大陆封锁政策时，还是那句话，身体是诚实的。

俄罗斯当年穷啊，就靠向英国出口一点木材、粮食、皮毛，然后从英国人手里换必需的工业品。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求。

好，现在听你拿破仑的，断了和英国的贸易往来，俄国的贵族们都快破产了。

那既然明面上不能干，就只好背地里偷着干。

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拿破仑，就只好阳奉阴违，结果俄国成了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一个巨大的窟窿。

大量的英国货物涌入俄国，再从俄国的西部边境经过波兰、奥地利、普鲁士，输入整个欧洲大陆。

现在你明白，它们之间为什么要打仗了。拿破仑忍不了了。

他意识到，如果要把大陆封锁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征服俄罗斯，而不是仅仅跟沙皇签一纸表面上的协定。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1812年，拿破仑一怒之下亲征俄罗斯，却大败而归，最后回到巴黎的不过1万人。

你看，这个局面有意思吧， 越是咬牙切齿要脱钩的人，越是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固若铁桶的人，其实内部全是窟窿。

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规律，还是要尊重一下的。

更有意思的后果是，在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的那些年里，英国的出口非但没有受损，反而一度还增加了。

我看到的材料说，1805年，大陆封锁政策颁布的前夕，英国出口商品的价值约5100万英镑。

到了1810年，就是五年后，拿破仑封锁正欢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约6300万英镑。

其实，正是因为世界市场被拿破仑这样不正常地切断，英国制造业的优势反而进一步被放大了。

好了，这是我们文科生知道的历史， 也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

在全球市场上，有人试图通过自己的政治意志，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把某一个国家从世界的合作体系里排除出去，所发生的事情。

3）自下而上的力量涌现

我说完这个故事，大家当然都听出来了，我意有所指啊。

那请问，今天，被卡脖子的中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应到刚才那个故事，恰恰是当年英国那个角色。

很多人对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身在亚洲大陆，所以还是那个满脑子黄土地思维的大陆国家。

错了，不是啊，今天的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今天的全球化系统中，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大旗，在扮演那个无所不在的蓝色海洋的角色。

所以，结论很明显，只要中国保持对外开放，只要中国人没有脱钩的意愿，只要中国人紧紧地拥抱自由贸易，谁也不可能把我们驱赶出去。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对那些高喊脱钩的人说一句： 拿破仑，了解一下？

话说回来，拿破仑也好，美国人也罢，他们犯不犯这样的错误，那是他们的事。

而科技创新，自己不受制于别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实实在在的任务。

现在，我们做得到底怎么样？除了芯片，我们还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补上？

这些问题，我今年是逢人就请教。你别说，还真有几个视角，挺有意思，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

第一个视角，我们通常都以为，高大上的科研，发生在实验室，是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叔叔和动脑筋爷爷的事。

你还记得9月15日，消息传来，美国针对华为的“芯片禁令”生效，那时我们的感受吗？

我们作为普通吃瓜群众，我们着急，我们愤怒，但是有啥用呢？我们束手无策。

确实，过去这100多年，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搞科技就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学，就是把别人的成果引进，所以，自然是一小部分精英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中国是长大以后的中国，成年之后的科技体系有多种多样的点亮方式。

比如，今年有人提醒我说，你 该到工厂里去看看，你才知道中国真实的创新场景是什么样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灯塔工厂。

具体说吧，我们的知识合伙人卡萨帝的大量高端家电就是在这个厂里生产的。

让我震惊的不是那些高大上的设备，也不是窗明几净的环境，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创新在这里冒出来。

我给你念几个名字感受一下： 王永涛射流匀风技术、卞伟无压机制冷技术、张焕堂“焕堂”阀、李成林MSA控氧保鲜科技。

听起来是不是跟“麦克斯韦方程组”“伦琴射线”“牛顿第二定律”有点像？

但是对这些创新拥有冠名权的人，不是大科学家，而是卡萨帝工厂一线的生产者：普通工人和工程师。

你看， 创新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

今年为了了解科技创新，我委托了几组同事分头去采访了一些重头项目。

比如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今年11月刚刚并网发电。

但是我们同事采访回来告诉我，你可别搞错了，华龙一号可不是一个设备，它是一组技术。

研发这么一套东西，需要5300多家公司的合作。

那些技术难点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外飞仙，而是需要无数的人花时间，动脑筋，一点一点地去解决。

给你举个例子，汽轮机低压转子，这个大家伙，285吨，安装的精度，2丝，什么概念？一根头发的三分之一吧。

你说神秘吗？不神秘。

难吗？当然很难啊，极难。

一次安装涉及近300道工序，上千项作业条目，近5万项数据，才装得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