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价值巨大，填补市场空白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契约文书流入市场，学术界开始了针对性的收藏与整理。进入21世纪，学者们纷纷主动下乡进村，搜集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地方历史文献。近些年来，不少有代表性的文献整理著作相继面世，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较而言，明清至民国时期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客家地区的契约文书，因为稀少，却从未有机构对其进行系统收集、编纂与出版。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身膺其任，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嘉应学院等机构，对粤、赣、闽三省客家地区清至民国的契约文书进行系统收集、整理编纂，填补市场空白。
二、3万件民间私藏文书首次披露，乃学术界和出版界空前盛事
此次披露的文书多达3万页，2.3万件契约和217册账簿等均为民间私藏，这样的规模在国内外都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收集整理的难度大，以前披露的文书大多以八册、十册的规模出版，难成系统。本项目的推出，为学界贡献这么多的第一手研究材料，势必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将有力地推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
契约文书是地方社会实态的记录，内容十分丰富。从山林、土地、房屋的租佃买卖，到农家经济、商业活动、人际关系、社会风俗、宗族祭祀，文书皆有详细记载，涵盖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对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客家地区土地、山林转卖原因的分析，可以窥探当地地权结构的演变，以及以油茶林产业的崛起。而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土地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又是社会史、经济史以及赋役制度的重要研究课题。
四、有利于推动客家地方历史的研究，充实和丰富中国历史的整体面貌
客家文化一直以来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活化石”，契约文书更是客家文化研究的“活化石”。在本书中，有的家族文书时间延续数百年，多者一户达千余份。如梅州大埔郭氏家族的文书，多达1300件，时间起自乾隆二年（1737）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间跨度长达212年。这些文书真实地记录了客家人的生产与生活的原生态，是研究客家人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民俗文化、历史演变等的第一手资料。本书收入的契约文书、日用账簿，既是各个相关家族田地、山林、房屋等交易的原始资料；也是各个相关家族商业活动的记录。不少家族中保留的诉讼抄底，揭开了客家乡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最值得提及的是一大批以“凭票”为名的商业票据，直接揭开了传统乡村资本市场的奥秘。
五、有力促进客家文化资源的再生和开发利用，助推革命老区经济发展
赣闽粤边既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又是革命老区，客家文书的整理出版充分挖掘了当地宝贵的李氏文化资源，并通过文书的活化、开发和利用，促进客家地区社会、文化、经济、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如主编曹树基教授带领团队进行研究的浙江石仓，就是因为发现了数千件明清以来的契约以及数百种各式文书，通过学术研究，让曾经以为消失殆尽的清代乡土文化、生活，穿越百年完好展现在人们面前，从此成为举世闻名的村庄。
六、归户与归群的双重整理手段，对契约文书整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本书收集的文书，有相当一部分因长期辗转，其归户性遭到严重破坏。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带领团队，特为本书研究了散乱文书的归户和归群方法——以“人名、地名加其他变量勾连”的归群法加数据库方法，进行整理，现已将全部散乱文书归到村庄一级。归群后的文书，既是一个族群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与写照，极具个案研究的价值；又可进行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七、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一项抢救、保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大工程
1.这些文书年代久远，其中最早的为明万历八年（1580），清至民国的居多。作为民间宗族社会的法律文件和私家档案，人们将其作为传诸后世的文化遗产而保存。加之契约文书在学界有“民间正史”的美称，使得契约文书本身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文物。
2.本书所收文书属于民间私藏文献，非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机构或高校等机构公藏，区域性和归户性被严重破坏。同时，受赣闽粤三省潮湿的气候影响，文书容易因水浸、虫蛀、霉变而毁坏。契约文书濒临毁灭，再不抢救，若干年后将不复存在。因此，本项目的出版又是传承、保护、保存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有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