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思想说服——基于现实主义的路径分析

叙拉古之惑 · 公众号 · · 2017-07-30 00:55

正文

一

当人类社会转型进入现代以后，有别于传统社会的一元价值世界，现代社会在在思想上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多元化生产，各种思潮层出不穷：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可以说呈现在今人面前的是一个思想市场，各种政治思想为我们的行为提供种种可欲性。

任何的思想生产，如果不能够被人所接受，那么就是无用的思想。因为政治思想产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服被接受，而绝对不是在未来出现在一本“政治思想史”的章节中。

思想作为一种形而上领域的事物，决定了它的生产需要较高的智识，必须有着相当的哲学素养对其进行反复推敲论证，为了表述的练达，不得不使用一种精确，但是非常晦涩的哲学术语进行阐述，因为思想生产出来第一关就是面临同道中人对其验证。如果思想生产出来的结果，是错漏百出，被同行打上一个差评，那么几乎就不要再指望去说服更多的人。

思想产生的学术性表达，决定了在传播结构中需要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也就是中等智识阶层，通常这一类人包括了记者、律师、作家、翻译等。这一阶层未必能直接从事思想生产，但是可以理解各种思想产品，然后通过通俗化的书写表达，将各种思想传播给普罗大众。这是整个思想生产到传播的过程，需要将精致的思想进行通俗化的稀释，脱变为一种粗糙朦胧的意识形态化。但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为了传播效用，不可避免的会遮蔽原创思想中所含有抽象化的价值论讨论，而采取简单粗暴的灌输。

二

西力东渐之后，中国被西方裹挟进入了近代。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几代人通过不断探寻治国真理，寻求富强之道。在这一过程中，这最成功的政治说服，就是基于现实主义角度展开的。对于现实主义做一个简单的界定，那么就是基于改善现实状态最优的理性路径，而不是拘泥于各种现代政治的理想原则。如果我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的诉求的“现实主义”做一个明晰的勾勒，那么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寻求一种解决现实政治最迫切困境的一种实用方式因此，李泽厚对于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奏，提出过一个观察，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换句话来说，就是“现实”压倒“理想”。

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邓小平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不管白猫黄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话通俗易懂，但是如果翻译成哲学语言，那就是一套实用理性的思想。很显然，从传播接收上来说“猫论”远比任何意识形态的说辞要有效的多。当年中共党内还在纠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邓小平在访美时就对李慎之说了一句：“这几十年来，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了。”邓小平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说话还是很切中要害的。对于大众而言，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不需要去纠结，但是谁能带着我们去富裕，这才是最关切的。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被迅速西化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流派是缺位的。也就此可以说，中国对于各种思想的取向，是缺乏一种经验体认的，对于各种西方思想是没有历史情感包袱的，更形象的说，各种政治思想，只是思想市场上的商品，如果不能够为提供一种解决目标的可欲性，很容易就此扬弃。所以，各种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场域中你方唱罢，我方登台，中国的近现代就是西方各种政治思想的试验场。

三

作为中国引进西方思想的先驱，留学英国的严复，将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中文。但如果我们因为严复翻译了这些自由主义的经典，就简单的认为严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严复完全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将自由主义引进中国，彼时的英国正是日不落帝国，国力尚在巅峰期。严复作为一个年轻的异乡观察者，很容易简单的将英国的国力强大原因，归结为政治思想因素。而在经历了自由主义在民国初期实践的失败之后，严复晚年的思想明显偏向于保守，甚至参与支持袁世凯的复辟。所以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在其对严复研究的名著中，将书名取为《寻求富强》，揭示了严复对政治思想寻求的现实主义面向。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于西方的很多幻想都随之破灭，考察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史，必须意识到一战前后中国政治思想观念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一战之前，传统中国的“天理观”随着科学的冲击，已经失去了正当性的基础，随之替代的是“公理”，但是一战的爆发，及其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导致整个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感到非常的失望，就如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在政治现实上，西方不能再坚持自我标榜的“公理”之后，作为学生的中国思想界也随之“道术为天下裂”，开始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首先登场的是苏联，当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苏联以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姿态在世人面前耳目一新，虽然当时的中国搞不懂苏联的共产主义为何物，但是苏联凭借这放弃俄国对华的不平等特权的道德制高点，一下子赢得了中国舆论界的好感，虽然事实真相是苏联国内依旧狼烟四起，无暇顾及在海外的特权，但是这张空头支票，无论如何是在中国赢得了人心。

而随着苏联革命的成功，作为政治实用主义者的孙中山，敏锐的意识到苏联革命模式对于实现政治野心的典范作用。虽然孙中山明明不接受共产主义，但还是愿意让苏联人作为全权顾问重塑国民党，说句玩笑话，苏联顾问鲍罗廷堪称是国民党真正的“党父”。虽然，蒋介石上台之后，对于苏联在华的势力进行了凶狠的打击，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一度偃旗息鼓，但最后还是在巨大的地缘政治靠山下，夺取了江山。这些后来的政治结局，不在本文的主题之内，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共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其实首先是以现实主义的角度开启的，而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具有无敌的理论说服力。

德国在西方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对抗式的崛起，正是基于这种情绪，为了超越英法两国，德国的思想生产可以说是一种“反西方的现代性”。比如说，马克思、尼采、施米特这些思想家在西方正统的政治思想路径来说，都是挑战式的歧出，并不能算做主流。如果用一个中国人听得懂的话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德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国家处境与当年的德国非常的相像，所以今天中国很多国家本位的学者，在对于西方的普遍性价值叙事进行挑战时，往往会回到当年德国的思想界生产寻求灵感。不客气的说，中国今天国家本位的思想生产，在高度上还远远不及当年的德国。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汲取，德国思想的政治典范性在中国一直有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当希特勒一举结束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乱象后，德国很快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恢复了国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军事强国。而与德国有着相似政治背景的中华民国，在结束了政治乱象之后，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国模式试图崛起。蒋介石并不加以掩饰对于纳粹德国发展模式的欣赏，不仅在军事上聘请德国顾问，装备德国军械装备，更是将儿子蒋纬国送去德国军校深造，还在国内建立起了一套效法德国纳粹组织“褐衣党”的“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该社的宗旨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在一次训话中说起了德国模式对于中国的启示：“（德国）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从蒋介石的话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现实主义的取向。

当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旧有的思想性形态不可避免的难以为继，党内高层在与西方的接触中，政治自信面临着巨大的冲击，随之开始学习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但平心而论，这是中共高层思想真心实意的服膺了西方的价值理论吗？这恐怕也未必尽然，可以说，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是基于西方发展的强大说服而改弦易帜，并非是接受了西方制度体系背后的价值论预设。

四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最迫切的政治议题，不可能存在一层不变的价值诉求。回顾中国一百多年的政治史，从学英国、学德国、学苏联、乃至于最后因为意识形态的破灭，学习西方主流的市场经济道路。作为思想舶来品的西方思想，并不具有很强烈的情感包袱，能在中国的普罗大众中扎根，并不是因为极强的价值认同，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实用理性。

在今天，中国已经无需面临现实安全的压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人们不再满足于物质的富足，而是需要解决一种尊严欲望的承认和财富保障的安全，这就是当下中国最为亟需的制度转型。关于这种制度转型的依赖路径，我们需要汲取历史的经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理解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现实需求，去进行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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