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在昨天的纪念大会上，我党对这位革命导师给予极高的评价，将其誉为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千年第一思想家”，
并将其著作《资本论》誉为
“工人阶级的圣经”
。
这本“圣经”的全名，叫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本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含有“社会的”、“国家的”、“城市的”等意思。“经济”（Economics）一词，源自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意为家庭对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而将这两个词义相组合，也就意味着经济超越了家庭而走向了国家和社会，因此，该词的第一次出现，是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很显然，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给“国王和王后”们看的。
1775年，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时，也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区分开来。
说起来，任何人写文章，都是给人看的，只不过目标群体会略有不同，譬如政治经济学，是给帝王将相和诸侯们看的，而家庭经济学就是给地主豪强们看的。
这是因为古代能写文章的人，都是社会的顶层，譬如决定秦朝战略的两本书，《商君书》的商鞅也叫卫鞅、公孙鞅，人家是卫国国君的孙子；而写《韩非子》的韩非，是战国七雄韩王的儿子。
甚至中国的儒道两大流派，写《道德经》的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官”，相当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人家写“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是写给周天子看的。而孔子则是一边像中央党校一样为各省培养高级领导干部，一边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推行自己的主张。人家写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也是给诸侯和卿大夫们看的。
至于古代的普通人，大多数连字都不认识，更不要说有啥资本了，因此也就不会有给他们写的书。即使有，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之前，也不可能流传下来。
（中国诗词流传下来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掌握着国家机器的乾隆，另一个是家里开印刷厂的陆游。）
因此，无论中外，早年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几乎一色都是依附于权力的“政治学”，无论是韩非子的《韩非子》和鞅的《商君书》，还是贾谊的《贾子》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些文章的本质，就是“帝王术”。而读这些“策论”的读者，也都是国家的实际掌控者。就像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兵书《孙子兵法》，并不是给将军看的，而是三军最高统帅看的。
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套不是写给帝王将相们看的“策论”。因为他的读者，是尚未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他们还有半个多世纪才会出现。
所以，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历史性的著作，也不妨碍其成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譬如比马克思早两千年的老子和孔子，这两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俩写的《老子》和《春秋》，在当时也并非金科玉律，也看不出他们的伟大。
但是，在百余年之后，他俩的理论被执政者接受之后，就会迅速有一大批的作者的弟子们，对其理论进行延展和打补丁，吸纳各种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符合执政的需要。譬如秦朝时候的《韩非子》《商君书》，就是“有秦朝特色的道（法）家理论道路”，汉朝时候的《五经》和《春秋繁露》，就是“有汉朝特色的儒家理论道路”。
到了最后，道家在疯狂打补丁之下，跟西方的基督教一样，成为了一种宗教，而儒家更是在狂打了两千年的补丁之后，成为了全球华人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所以，这才是思想传承的威力。
而有趣的是，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两大体系，都在强调分配，而不是强调发展，譬如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甚至中国古代历代的改革者们，从管仲、商鞅、桑弘羊，到王安石、张居正，他们的改革核心，都是在解决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但是西方从大航海时代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重点几乎都在“发展”二字上面。譬如国富论开篇，就在探究如何通过分工，生产更多的针头，然后想办法通过水道把这些针头运出去。
东方重视“分配”，西方重视“发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古代的农耕时代靠天吃饭，每个人的生产力基本是相当的，因此在这个体制之下，一个强大的政府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够调集全国的资源进行救灾，并建设大型的水利设施，同样，也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够遏制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跳出“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怪圈。
而西方重视“效率”的原因，这是西方率先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发现美洲大陆并找到了通向亚洲的海运之路后，原材料与市场，相对于欧洲微小的体量来说，都不是问题了，全力生产就能带来无尽的财富。
所以，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效率压倒了公平，发展压倒了分配，因此也诱发了工业革命
。故而不同于亚洲，欧洲资本家们迅速崛起，取代了王权成为了真正的国家掌控者。
因此，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从为“国王和王后”们写的，变成了为掌控着国家机器的资本家们所写，因此我们上课学的西方经济学课本，重心自然就在于效率。
而马克思这个“另类”的政治经济学家，与其他人不同，他写的资本论，是给未来掌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写的，因此，我学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自然重点就在于是公平。
所以，这次200周年纪念，给予老马同志如此高的评价，细细品味后，再联想到去年的打金融大鳄，以及今年年初的地方扫黑除恶，不由得让政事堂想到了《让子弹飞》的经典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