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大江东流不止,潮起潮落,风行的未必就能传承,精粹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所幸时光似水,反复冲刷筛洗,是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真正的金子,即使因缘种种不幸遭际,被尘土无辜掩埋了,或迟或早都能再见天日。这是事理所使然,强制不得的。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蒋廷黼等不都是如此?!
这里,将要向大家推荐的,张荫麟教授(1905—1942)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东汉前中国史纲》,也属于数十年后重新发光的一个事例。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他科研课题,“遍咨通人”,潜心策划《中国史纲》体例和细目。还特别向清华请了长假,专致笔耕其所负责的先秦至唐以前部分。其余部分原计划邀请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分任。
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浙大、西南联大,其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将此前已完稿的八章,加写《自序》,遂由他改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印行。原初题名《中国史纲》第一辑(此据张其昀《张荫麟先生的史学》,笔者尚未见原本),时为1941年春夏之间。初次印行匆促,著者名还曾误植为杨荫麟,荫麟也不在意。又据《自序二》《自序三》,知次年再版,始增入九至十一章(前据吴晗《记张荫麟》,后一点吴文回忆则有误)。此后,先生兴奋中心转移,改攻两宋史,仅撰写三章(第三章未完),就因病撒手西归,终年37岁。如天假以年,从其已发表的宋史成果预测,《中国史纲》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想到至今尚没有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对他的英年早逝怎不伤感备至!
新石器时代前期人面鱼纹彩陶盆陶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繁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也因为读来悠然轻松,据我个人的观察,读者很容易轻忽了对著者构思和寓意的细心体察;一不经意,书中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警见地,屡屡就从眼皮下滑过。为此,我想先从著者的人格、学术风貌说起,或许对读者进一步体会本书不无帮助。
离荫麟去世才四五年,谢幼伟博士著文怀念故友,就不无忧虑地说:“这一位天才学者,俗人不必说,即学术界中也许已忘记了他。他的著作以报章杂志发表的短文为多。这些短文到现在还没有集合出版,整部的著作有《中国史纲上卷》,而这也只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所以在某一时期内,他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此后,情况虽然还没有到谢氏杞忧的那么糟,文集、《中国史纲》海峡两岸还都出版或重印过,但流传不广。世俗总多势利和健忘,也是无可奈何的。
张荫麟的名字,对今日大多数学人恐怕都会感到陌生。然而,恰如谢氏所说,回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荫麟名声不小,曾被学界誉为奇才,受到了前辈和同龄学者的普遍敬重。1929年夏与荫麟同船赴美留学的谢幼伟博士,更是热情赞美荫麟为天才,在长篇的纪念文章里说道:“张君是天才,这是无疑问的。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寄到《学衡》杂志,《学衡》的编者认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作品。这一点即可证明张君的聪颖是远在一班学人之上。所以鼎鼎大名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这一位年轻学生,也不能不特别注意,不特别赏识。”
荫麟来自广东东莞,自幼丧母,家境贫寒。1923年秋季考入清华学堂(时为留美预备学校)中等科三年级,直至1929年大学毕业,经历了清华学校改制的全过程。入学伊始,即如上述所记,不足18岁的荫麟,已经著文向老师梁启超挑战“老子出生”说,且考辨精细,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名惊京华。在继后的两年里,他在《清华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下十篇,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史、科技史等多项领域,还参与了当时正轰动学界的(顾颉刚)“古史辨”论战。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20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其中《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不仅大大扩充和修正了乃师(启超)关于这个论题的史料,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以及清代并未因此而改变“科学(思想)不盛”的原因发表了精警见解;《张衡别传》和《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两文,则更应该看作首开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风气的力作,具里程碑意义(刘仙洲先生即如是说)。据不完全统计,去美留学前的六七年时间内,已积有学术成果(包括译文)40项。怪不得谢幼伟博士终发为“天才”的赞叹。
荫麟自号“素痴”,常用作文章笔名。我以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例如对学术的痴情专注,孤傲内向,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友人谢幼伟、张其昀、贺麟、吴晗等回忆他的个性),以及治学“神解卓特,胸怀冲旷”(熊十力赞其学术境界),也包括过早地夭折,难享永寿等,荫麟都很符合天才学者的特征。然而,如若只从个人天赋角度去理解,那很容易忽略了今天重新认识荫麟先生的许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近代以来,人才不断涌现,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间,以曾、胡、李、左、张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幕僚文士为代表。是时人才济济,不拘一格,政坛文气之盛为中古以来所未有。其中能集道德、事功于一身如曾、胡者虽凤毛麟角,但在经世致用一隅有卓识奇功、建树不凡的可以数出一大群。稍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还走出了一批最早通达世势、熟悉“洋务”的新人。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现代意义的各种学科相继滥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代沟通中西的学科权威、名家大抵成形于这一时期。假如说上一高峰“事功”派占尽风光,许多人物多似电闪雷鸣般倏然过眼,有力度而少余韵,那么第二个高峰承上辈及其时代的恩泽,别开新天地。是时激荡过后,“朝野”尚称“苟安”,中西文化教育往来更密。淡出“事功”的“学问”派那厢真现独好风景,其山高水长,遗泽后世且深且厚,更堪百年后回味不已。
荫麟生而有幸,及时亲逢学问盛世的文化滋润,并能以新秀的身份参与其间。他天性聪颖,造化把他从岭南送上京华,进入风云际会的文化中心,后来又留学西洋,确是时势造就了他的天才有为。那时,“五四”个性解放、自由探索的新风吹拂神州,学术报刊似破土春笋涌出,自由讨论风气盛极一时。荫麟又直接生活在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陈寅恪、吴宓、傅斯年、钱穆、顾颉刚(其中最年轻的,也比荫麟长十几岁,均属老师辈)等一群知名学者相互辉映的人文光环下,犹鱼得水,遨游自如,才有了上面“少年英发”动人的一幕。
读荫麟的传记,最令我感动甚至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学术自由讨论的文化氛围。同在清华,哲学家贺麟比荫麟高三级,两人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据贺麟的回忆,荫麟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天天在图书馆钻研的青年。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向听众中问哪一位是张荫麟。荫麟当即起立致敬。原来是荫麟写信去质问老师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先生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这事发生在荫麟已于《学衡》著文与先生商榷之后。他俩常去听梁任公的演讲,可见对先生的仰慕。但荫麟的脾气向不愿意拜访人(终生不改,时人称其为“怪”)。1926年夏,被贺麟拖着才第一次拜谒梁任公。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荫麟“有做学者的资格”(另据王焕镳《张君荫麟传》,说“梁任公得其文叹曰:此天才也”)。此后二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还值得补一笔的是,1929年年初,荫麟正在撰写长篇学术论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针对梁先生燕京大学演讲《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而发。论文在《燕京学报》刊出时,梁任公已病逝。荫麟在文末特别有一段附语说:“此文初属草时,梁先生尚在世。本当重校付印,先生已下世,竟无从请问以决所疑矣。作者极不愿意于此时举其素所尊敬之学者之旨为错误之例。惟以爱真理故无法避免耳。”
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生,气度、风范尽在不言中,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骄傲。荫麟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不独对梁任公。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其他师辈如周树人、陈寅恪,年长而刚负盛名如顾颉刚、冯友兰,他的评论也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而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师长更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至少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弄不好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不信,可以去读寅恪先生诗:《挽张荫麟二首》。
荫麟一生信奉恪守的治学格言,是“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致贺麟留美赠别诗》)。荫麟在他光彩而短暂的一生中,这种个性气质实在是太强烈了,因此也特别感人。诵读他的学术论著(也包括编写的教材),我们处处都能触摸到那种不甘因循剿袭、勇于求新求突破的自由创造精神。这再一次证明,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决非义宁一人所独执,而曾经是沐浴了“五四”精神那代人的真诚追求。那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很流行,没有任何权威偶像是碰不得、不可说不的。这样的氛围不可复得,方有“壁立千仞”之说。唯其如此,优秀学者于“五四”后一二十年内成群成团地喷涌而出,才可以被通解、被体认。
这种不依门户、自由创造的风格,决非世俗常见的那种无端狂妄,借浅薄挑战名家以求一搏。荫麟从心底里尊敬一切有学术成就的前辈和师友,细微地体察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治学厚实而见地敏锐,执着底定而鄙薄趋俗。据说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再而三地“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熟悉他的朋友说,荫麟最钦佩任公文章“笔锋带有情感”,“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的影响,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
那时,刚从经学考据的桎梏中叛离不久,国学的根子依然深扎在一代新学的底部,欲连根铲除(也毕竟铲不尽)那是几十年后的事。荫麟的学术是以考据起家的,很见功力。对太炎先生服膺至深,即是明证。有人统计,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都涉及考辨,学问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然而,荫麟可贵的是,承传而不因循,勇开风气敢为先。荫麟曾对谢幼伟坦言“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言之似极轻松。反之,为了《中国史纲》,他却喟叹:“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一轻一重,其味无穷。
在阐明这轻重内涵之前,我先得把荫麟对任公的纪念文章拿出来,一则彰扬他对老师真诚而不带一丝虚假的爱(这是最有价值的尊师),一则为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一份证据。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梁任公刚去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荫麟在甫将赴美前夕,即草写了《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首次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将老师一生智力活动划分为四期,分别评估他在各时期的“特殊贡献与影响”,客观公允,敬仰之情含而不露(载《学衡》第67期。贺麟所述赴美后一文,已是第二篇,记忆有误,不赘)。十多年后,他所参编的《思想与时代》特地刊登了张其昀录存的任公未刊遗札中数十事为《梁任公别录》,荫麟亲为之跋。文章起首即声情并茂:
此时为此文,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方戊戌前后,任公之在文界,何啻如旭日中天?一篇之出,百数十万人争诵。曾不四十年,后生已罕或能举其名。其一知半解者,甚且为蚍蜉之撼。“或荣誉若天仙光宠,消逝时迅越流星”,歌德之诗,可为任公赋矣。
接着大段论述任公与政的种种曲折,反驳攻击者,并检讨自己十年前“年稚无知,于(先生)民国后之政治生涯,妄加贬抑”,评析平恕允直,可与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对读,此处略过。笔锋转至学术,荫麟说道:
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谓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复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
此跋的文风,酷肖乃师,磅礴之势不减。活泼泼的荫麟就是这样:对自己素所尊重的老师,他不讳言其短,“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寥寥几笔,可谓弹无虚发,正中鹄的。而于先生史才、史识之长尤三致其意,领悟深得精髓,亦属“就有道而正焉”。我做教师的有经验,百依百顺的、尽说好话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学生。还是贺麟说得极有余味:“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梁任公是个大忙人,晚年转而治史已时不我待。靠着对前辈史才、史识的独具慧眼,荫麟《中国史纲》的创制获得了非凡成功,而这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从上文即可读得荫麟的心声,他绝对不是故意看轻考据。考据是很苦的事,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然而,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这才是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而且,这义理也是经过改造,充实了新的内涵的。他的治学理路,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写给张其昀的信中说得最明白:“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海峡两岸《张荫麟文集》均有载录)所以,他对谢幼伟说的一易一难,决非故作危词,内中大有深意存焉。这实际关联着一个时代大话题,就是:考据与义理的关系。
我以为谢幼伟的确算得上是荫麟的钟子期了。荫麟选择对谢氏发此骇俗之论,亦可谓“择其善鸣者而鸣之”。荫麟死后五年,谢氏在纪念荫麟的文章(《张荫麟先生言行录》)中做了如下的发挥:“写通史是需要思想,需要有很高的识解的。有人认为专门弄考据的人是思想上的懒惰者,这虽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考据必进至义理,必以义理开拓其心胸和眼界,然后其考据不落空。一位良好的历史学者不能光是一位考据家。不管他的考据做得怎样好,然这只是史料的提供,尚不是史学的完成。史学的完成,有待于史学家理解的深入和同情的洞察。这一点又须待史学家具有史学的修养。治史学而不兼治哲学,这是一种缺陷。”
《东汉前中国史纲》张荫麟
荫麟在新史家群雄纷起的那个年代,能够独树一帜,特具风骨,确实应该归诸他不满足现状,不随众亦步亦趋。众史家中,他是最先觉悟到史学的改造创新,应该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以滋补旧史学义理的“营养不足”。可以这样说,在史家中,对西洋哲学和西方社会学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当时无人可与之伦比,荫麟独居翘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可能性是什么”》《论同一》等文来看,20世纪初西方一些哲学新潮已进入他的视野,如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等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现象学刚兴起,荫麟就注意到了,这在中西哲学交流史上也值得记一笔。
当时,编著中国通史蔚然成风,因为学识才华的特殊,学者普遍对荫麟都期望很高。钱穆在1942年年底,把他的《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作为对荫麟的悼念,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文末即说:“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史家偏好经验事实,一般很少像荫麟那样深陷于哲学沉思。因此,熊十力耐不住破门而出,说道:“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特赞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荫麟天性聪颖,但他从不自恃天赋而学点偷懒。束书不观,空谈义理,天才成为无知浅薄的狂汉,荫麟是不愿为之的。荫麟治学的勤奋几乎近于癫狂。每写一篇文章,精神高度集中,老是几晚不睡觉,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然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寓所里满地满床的书,东一本,西一本,凌乱狼藉得不成样子,他也无所谓。到病重的时候,他开玩笑地对友人说:“我从今后要学懒了。”可他还是做不到,连劝他改读点轻松的小说,都改不了习惯,依然捧起哲学书,手不释卷,直至临终。因为读的书极多极广,著文不论古今中西,随处触发,总见火花。他的时评也写得极犀利明快,有时惹得当局十分恼怒。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四方面所积功底,使他可以和当时任何一门专家对话。然而,通博并不是他的真正骄傲。荫麟对社会、对历史那种全局统揽和深刻洞察的独特把握能力,在当时才是出类拔萃,最具价值的。
在我看来,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两文,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史学理论认识的制高点。有些观点后来不仅未有超越,甚至有所倒退。关于这个话题,将留在下一段落再作讨论。最后,还想特别要说说他的一篇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短文:《玩“易”》。1956年台湾版《张荫麟文集》就因疏忽(或别的什么缘故?)而漏收,实在不应该。因为,这代表着他关于社会进步一种独特的历史思考。
这篇短文写定于1933年9月。从文内“异国晚秋”字句推测,写作的时候人还在美国。荫麟借发挥《易经》的哲理,实际谈的主题是社会变迁和“革命”。这么一个很深奥的社会哲学问题,他却几乎是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来表述,很含蓄,也很深沉。短文直指《易经》的着眼处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谓易。”而近世流行的“革命”一词又恰好是从《易经》“革卦”里推演出来的。与时潮最不同的是,文内反复申述,要把“易”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会秩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他极为感慨地说道:“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而急促得来的?”用不着我多加饶舌,熟悉百年来思潮变迁的学人,都能掂出这些话的千钧分量。这才是真正经得起百年历史检验的义理。我要补一句,这里反映出了荫麟对孔德、斯宾塞以来的社会学基本学理的圆熟运用,而且妙在不着痕迹,极似寅恪先生的风格。所以他对历史的考察,往往侧重社会层面,在制度的创设和功能演化方面,非常用力,颇多新的洞见。这种史识后来被应用到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革、改制的全新诠释上,极其成功,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南宋亡国史补》和《中国史纲》第十一章“改制与‘革命’”。行内人读了多能体会这些文篇在史学史上的特殊价值,但一般读者则未必。尤其是前两篇,形似考辨之作,更不合现在读者的口味。除专门理论探讨的文章外,荫麟的史学论述风格,是从不脱空搬弄理论概念,横插大段议论,义理即寓于史事铺叙之中,偶有一两句点睛之笔,亦淡淡而出,极容易被放过。或许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春秋》笔法。读者宜多加咀嚼,细细消化才是。
编著新式通史肇始于20世纪之初。1900年,章太炎先生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先发起设计新通史的动议。梁任公随即响应,于1901—1902年开始酝酿写《中国通史》,但始终未能履践心志(荫麟对此最感痛惜),留有一些关于通史新体例的设想和春秋、战国《载记》《年表》等片段尝试。最早真正付诸实践并开创章节体“通史”的,要数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写于1902—1904年)。进入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荫麟《中国史纲》出版时,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此依《七十六年史学书目》统计所得)。
然而,到了1945年,顾颉刚先生编著《当代中国史学》时,却秉笔直书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顾先生的这些评点,对今日大多数教材还基本适用,最多增加了变相的《通典》,算是人事物俱备,实在是难为情。
当时顾先生认为较理想的通史,点名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共六人,七部。应该说,这一点评大体公允。荫麟的书虽未完成,顾氏为之惋惜,但仍刮目相看,亦见得《中国史纲》的价值。
荫麟刚刚经历颠沛流离,生活甫定之后,1940年2月在昆明为《中国史纲》写下了篇幅不短的《自序一》。文气与正文迥然不同,读起来不轻松。一般读者在读完全书后,再去啃《自序一》比较合适。《自序一》,与其说是荫麟对《中国史纲》调度构思和剪裁史实标准的一个交代,毋宁说它更像是将《中国史纲》升华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为理解整个人类史(不独是中国史)提供一种经他梳理过的理路。历史专业的学生若能将荫麟的理路与他的实践对照着反复品味,会加深体会熊十力所说的“融哲史两方面”,境界就不一样。
我想首先要提到的,是荫麟在《自序一》里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这话夹在大段理论阐发之中,很容易滑过。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个中人的肺腑之言。教了许多年中国通史,不能不常与教科书打交道。我有时也隐约觉得,通史好编,也最难编。所以,读到荫麟这句话,感到特别震动。
记得严耕望先生说过,中国通史必须折中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为有此种种考虑,所以大学“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课。过去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耕望以为应该数钱穆宾四先生为最(据笔者所知,较晚还有一位,就是50年代曾在山东大学教中国通史的赵俪生先生)。
说到教材,严耕望认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此外,可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他的理由是:钱先生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来作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地阅读。吕书周瞻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书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
严耕望是钱穆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关于通史课及其教材何以难的一番见解,我以为深得其中三昧。一部通史,假若不能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它独有的神韵气数,还是不写为好。耕望没有提到荫麟,这是因为《中国史纲》未得以窥全豹,故不在他讨论的范围。其中,“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八字,最是要领。假若要压缩成一个字,那便是“上下脉络连贯一气”的“气”。
然而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喷空”既不仅仅是“务虚”的无稽之谈，也不是限定在“说”的层面的“精神胜利法”或“精神鸦片”，而是在其不着边际地制造话题、搭建纯属主观臆想的“整个事情”过程中，结构并展现出具体人物之间的客观的、变化中的社会关系。作者告诉我们，“在世上能找到一个‘喷空’的伙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人生有一知己足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54）。这个直达“人生有一知己足矣”高度的“喷空”，也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变化与流动的显影剂：
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正像荫麟说的,“即使(集合许多人)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通史,通史,它的独特的神韵就在“通”字上。行内人多有体验,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很像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荫麟《自序》中之所谓“笔削”“提要”,今人之所谓“剪裁”“出思想”,全是为了做好“通”的功夫,使之生机盎然,全局皆活。烦冗枯燥,没有思想(或者说不敢有思想),光靠史料填充版面,就全然丢掉了“通史”的灵魂。
何谓“通”?我以为,从高处说,能凸显其意境者方谓之“通”。静安先生论文学,说是: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其实史学也何尝不是如此。20世纪史学,冯友兰、钱穆均称有信古、考古、释古三派,其中信古一派,一般均不取。若以上面说的意境而分,一为致力于历史的抽象(抽象的程度可以不一样),以“释古”(即韦伯说的“理解”)擅胜,能给出一以贯之的“精神”(或荫麟说的“意义”),犹之于文学的“写意”。一为专攻描述具体的史实,以“考古”(即复原实像实况)争长,可比之于文学的“写实”,但也绝不是三块、四块的拼盘,通史应该给出发展脉络清晰、阶段特征明显的“整体”(或曰“体系”)。
“通史”的最高目标,自然是“精神”与“体系”二者统一。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境与意能完全浑然圆融,恐怕只存于假设之中,“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所以在《自序》里一再申明:编写通史有许多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对这种相对的与绝对的限制,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里有详尽的论析),自己所做的“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这不能作一般谦辞读过,而是唯贤者能有之的真诚坦陈,甘苦尽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意境”之说,那我们就不会相信有所谓标准化的“国定”教材。假如把荫麟的《中国史纲》与吕、钱两书对照着读,就看得出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通史教材,成功的地方就是极有个性,多姿多彩。
《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今日虽不能说无可挑剔(毕竟许多专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细而富独见的地方在在皆有,极见学术功力,当日无出其右。不足的是条分缕析甚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从“通”的标准要求,算不得上上策。诚之先生读史之多,公认首屈一指,但在制度演化方面,也只能详于隋唐以前,而略于宋明之后,不可谓全备。这再次证实荫麟所说,通史之难,还在于人力的“天然限制”。这部书对专业学习(特别是研究生)很有用,由此再去读诚之先生的断代史、专史,实为登堂入室的最好门径。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流行不广。
这方面,钱穆《国史大纲》就异峰突起,读者占有率之高,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一篇《引论》正可以视先生为当代贾谊,痛哭复长太息者再而三,特忧“中国文化命脉”的衰息断绝,“历史生原”的遽然中斫。当日情景,以严耕望的亲历记述为最真切。宾四先生才思横溢,民族情怀热烈,亦具讲演天才,行文一如其演讲,词锋所煽,动人心弦,“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是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一经刊出,大后方争相传阅,极一时之盛。*《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来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耕望也委婉说道)。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批判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回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就通史不可或缺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揭示而论,《国史大纲》比起吕著要逊色,也是毋庸讳言的。
隋陶黄釉骑马俑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荫麟写《中国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似读过《引论》）。然而,以书论书,张著正介乎二者之间,平静冷峻有似诚之,而文采飞扬则不减宾四。思维切入的理路和注重社会全貌,与吕著更易谋合。他在《自序二》中给自己规定的重点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我以为,这才是荫麟《中国史纲》的长处,而为上述两大家所不逮。遗憾的是,写出的毕竟是片段(包括两宋),还看不到他对国史全局统揽的“底牌”。所以,就通史的影响和实际成就而论,尚不能与吕、钱伦比。
与现今的风气大不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荫麟独把编著高中历史教材看得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也不为过。临终前一直陪在身边的好友张其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
在历史教材方面,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开出一种使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这在他的《自序二》中已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自可检阅。《中国史纲》体裁的创制是极其成功的。文笔的简洁优美,说理的平易生动,读者初展书,一股久违的醇香就会迎面扑来。
唐三彩骑卧驼陶俑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我一直在想,荫麟何以要这样做?要知道这正像他自己感慨的,深入而浅出,劳神费心,是“很苦的”。何况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很投入,不少地方带有形而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最可以在这种地方显示高深。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中国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
我私下揣度,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烦。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掉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荫麟写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说民族的“自虐狂”》两篇评论,可以窥见他这方面的思虑。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
寅恪先生晚年潜心笺证钱柳因缘,自述其心志“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联想及此,莫非荫麟亦欲以《中国史纲》“自验”其历史哲学运思的“深浅”?笔者不揣愚妄,对若干关节点,谬效前人“代下注脚”于下。不敢说能为先生“发皇心曲”,亦算是为读者诸君深入阅读《中国史纲》,从《张荫麟文集》与《中国史纲》互读的角度,聊尽“导读”的微薄之力。
唐三彩骆驼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在构思《中国史纲》的时候,荫麟脑海里早就有了对历史大格局的思考。1933年,荫麟从美国寄回长篇论文《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简称《总结算》),刊登于当年的《国风》杂志。台湾版《张荫麟文集》所注刊名、年份均有误,此系去世后友人重刊以志纪念。大陆教科社版则未能入录,恐不能不说是智者之千虑一失。教课之暇,我常以读历史哲学书籍作为业余爱好,这方面的信息也不算闭塞。我敢说,这是一篇超凡脱俗的历史哲学力作。读完《中国史纲》,再诵读该篇,许多意犹未尽的深意,真是“看山水底山更佳”。
《总结算》对20世纪东西方流行的四种史观(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逐次论析其本义,“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火候把握不温不燥,底见功力。令人敬佩的是,荫麟对这些各具方法论价值的思想遗产,都以一种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用求实求真的历史感一一加以过滤,是则是,非则非,不偏执,更不迷信。经这种积极的思虑和批判,凸显出来的是20世纪最难能可贵的思维成果——对机械进化史观和单线一元决定论的摒弃,代之以宽阔发散性的整体思维。他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人类的历史是人自身创造自身的历史,“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亦即先验的——笔者按)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任何理论概念再好,比之于实际生活本身,总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历史观念之于历史实际,亦是如此。近些年这一声音高起来:“让历史自己说话!”自然,历史哪真能自己说话?它无非要提醒我们,史学必须一步也不能离开对历史证据的搜集和甄核。历史不是为概念而活着的。相反,任何概念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证伪。忠实于历史,乃是史家的职业道德。直到现在,通史的整体框架还是板结硬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拘泥于一些固定化的程式,出于这种或那种缘故,不能直面历史实际。重读荫麟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教材,不能不感慨系之:正是靠着荫麟这种历史认识论的独立思考,《中国史纲》才会有不同于众,至今还光彩依旧的许多历史洞见。比之于他,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真不敢说。
《中国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全书最精彩、最富学术价值的,是第2章到第7章。因为这六章,正好关系到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大关节,非同一般。在这六章里,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于历史复杂的因果网络关系,有放有收,构思极费匠心。我上节所说的对历史全局的统揽和深刻的洞察能力,这里体现得非常鲜明。
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费正清在经历了长时期挫折之后,最后也不得不放弃“欧洲中心史观”,承认必须“以中国看中国”。然而这并不容易。70年代后期,哄闹了好一阵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像是“灯谜大会”,很能说明生活于“此山中”未必就识得“真面目”。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做出得失是非的历史价值判断之前,最吃紧的倒是必须从源头清算起,弄清中国社会何以会一步步地走到后来这样的田地。
劈头就是问题,如何定位中国文明历史的开局?荫麟在前述论文里,对黑格尔以来“目的论”史观的批判用力最艰,其中大有深意。
通史界对“目的论”一词多觉陌生。这么玄乎的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然而,只要往深处想,许多习以为常的国史判断,思维背后的潜台词,不都有“人类史为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黑格尔)的意味?这种先验的“计划、目的”,可以托为“天作之君”之类的神学体现,也可以化为“世界精神”的意识产物,即使是以“社会组织递次演进”的“必然规律”来强行框架特定的具体的民族历史,所谓“五步论”,中国也“概莫能外”,从哲学意义上说,不都是“目的论”的翻版?!
宋龙泉窑青釉盘口瓶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第一个显例,即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所幸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至今最不能理解的,商代历史里野性的气味(例如人殉、牺牲等)较浓,还容得联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还一口咬定它仍为“奴隶制社会”,岂不是硬闭起眼睛,存心不想辨认历史事实?史学为着“概念”活着,还有什么生气?
第2章“周代的封建社会”,是荫麟对先秦历史文献多年潜心研究心得的结晶,最先刊登于1935年的《清华学报》。他通过九个角度的组合,绘声绘色地揭示出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包括社会各阶层、城乡生活状况、政治管理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静态的和动态的演化史迹,说得都有根有据,平和易懂。在所有通史教材里,对周代社会的整体勾勒,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荫麟更周全、更清晰的,无一句落空。
通过九节逐次的生动描述,读者可以信服地看明白:周代既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模样,也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社会”迥然相异。它就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个案,是由我们祖先独创的,有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封建”,以家族、宗族聚邑为基础,由部族方邦联合,而进至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封邦建国”,“散漫”(注意,这是荫麟的特别用词)的“封建”。再走下去怎样?稍后就说到。
荫麟并不回避奴隶问题,而且描述细致具体。但置于他的整体结构之中,奴隶的地位、作用也是一目了然,不容有异想天开的余地。对奴隶,我们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夸张”。荫麟在书中具体比较了贵人的奴隶与乡邑农民(庶民)生活处境的异同后,说道“(庶民)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为高贵;但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说的是在特殊的情景下,苛税杂役法外扰民。荫麟就是那样的真诚,不肯迁就流行,不愿意把话说死。说死了,历史就不是活生生的、可以让人回味的。试想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形在史书中不就经常见到?极端的例子,明清河北正定、河间一带专出太监,怎么理解?为什么好好地不当自由的农民?要说有“奴隶社会”,一座大观园不就是,还用得着到说不清的商朝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