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后，我常常听陈文茜的节目。她做政治观察多年，对世界局势很有想法。她和李敖是多年好友，忘年交，彼此非常熟悉，所以常在节目里捎带李敖。
我因此知道了李敖患病的消息，想他年届八十，又罹患脑瘤，恐时日无多。手机里还存着他的电话，曾经犹豫说是不是打过去问候一下，又怕他不记得我，病中打扰他也实在不妥，算了吧。想着什么时候他好一些我再去拜访他，这一来，就看到他病逝的消息。
十几年前，我到台北工作，住在东丰街的东口。出门便是敦化南路，左转就到了仁爱路。在这两条街的交叉口，是著名的仁爱圆环。仁爱路敦化南路都是高级住宅区，敦南靠近东丰街口有一座楼叫金兰大厦。李敖不在阳明山写作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大楼里，和我算是邻居吧。
我第一次在街上遇到他非常意外，那是上班上学的早晨，我去敦化南路坐公车，看他迎面走过来，穿一件红夹克，白衬衣，提着一个塑料袋的豆浆和早餐，脚步很快。我心想，这不是李敖吗？
有的人脸盲症，我这方面的记性就极好。再脸盲的人看到李敖整天在电视上眉飞色舞也会认识的。李敖也自己出门买早餐吗？当时我很纳闷这件事。
后来在旁边的早餐店买蛋饼的时候，和他排前后，也在买蛋饼，我主动和他搭话，“李大师，你也自己买早餐吗？”
那时候还有另一个李大师，类似王林大师的那种。可台湾只有这个叫李大师。
李敖的反应特别出乎意料，他做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并没有长者的矜持，直接咧嘴笑了，“你知道吗？我还亲自吃早餐呢。”
每天他在路上遇到那么多人，如果都像我这样好奇那得多忙啊。那一阵我经常见他，点头笑笑就过去了。
在东丰街上我还有几个朋友，陈家姐妹三个，开了牙医诊所。她们三个年纪都不小，全是单身。我和二姐关系最好，她有一辆摩托车，带着我到处跑。我下班以后也常买了便当去她们那里一起吃饭。
有一天李敖也在。
他和姐妹三个都很熟，像我一样，街坊常经过就进去串个门，也许因为看牙认识的吧。我路过如果看到李敖在，也会进去和他聊聊天。这样就慢慢认识了李敖。
他的书我连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北京法源寺》都没看完。他说自己著作等身，比你我的身高还高，我是相信的。他攒一攒就是一本，我觉得他就是为了钱，中心思想也无非就是骂人。一骂老蒋，二骂小蒋，骂李登辉，骂民进党，骂美国。都是坏人，这些年唯一夸的就是共产党。
但和他聊天也不太聊那些事。他主要是说他的家事。他儿子那时候还小，他比儿子大五十八岁，还有个更小的女儿。和世界上所有晒娃的父母一样，他说儿子有想法，读书好，有的时候还抱怨“今天这小子给了我一拳，打得我好痛。” 可表情明明是在褒奖。女儿也是多伶俐可爱，虽然总是被女儿揍，那也打是疼骂是爱。太太多漂亮，腿长。他总说，我们家下一个比我年轻三十岁，都是我的子孙辈，自己挨打挨骂也心甘情愿。
除了聊家事，他也喜欢给女孩子们献殷勤。三姐妹他自然是不会放过的，就连偶尔上门的蓝心湄，他也大肆赞美。其实每个人躺在牙医的椅子上都好看不到哪里去。。。
蓝心湄在旁边开了个餐厅，叫KiKi，招牌上有一只猫，做的菜口味比较重。李敖常去吃的。那个餐厅常有很多演艺界的人去吃，陶子也是常客。我听见蓝心湄管任贤齐叫小齐。
那一带常有他出没，他有一辆红色的BMW Z4，常在街上开着车篷，飞速行驶。
我那时候着迷摄影，走到哪里都拿着contaxxx G2加一只35mm定焦。李敖看到我的相机就问是不是很高级，我告诉他这是一位高深的摄影老师教我的配置，非常低调，不懂的不知道多高级。他听不懂，但从此以后就叫我“摄影家”了。
我那时候用ILFORD的黑白胶片拍，给李敖也拍过很多，现在能找到的就是这张C41底片冲的合影，因为被数字化了。。。
他那时候总是穿着一件红夹克，约好我给他拍照的时候，特意又打好领带。我说自己其实不怎么会拍照，只是热情高，喜欢而已。他说没关系，我说你是摄影家，你就是摄影家，我愿意当你的模特。
后来照片印出来，我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给他，他还问我要不要给他签名。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读了一些他写的文章，非常佩服他。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敢于骂蒋介石，哪怕坐牢也丝毫不畏惧。当然，蒋介石没有处死他我也觉得难以想象，还让他在监狱里继续读书，写书。。嗯，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昏庸无能，才丢了大陆退到台湾的吧。
认识了他以后，我才开始看他的书。
我去诚品买了几本他的书，请他给我签名。因为要送给朋友，所以他一一写了朋友的名字在书上，某某先生雅正。他告诉我刚出了一本小说，叫做《上山下山爱》，我没有买。他就送了我一本。听说很黄，我一直没有看。
那次去了他在金兰大厦的家，还认识了他的助理。李敖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团队，帮助他搜集资料，专门打官司，骂人，骂李登辉用。那位助理戴着厚厚的眼镜，一看就是个书呆子，留了email地址和电话给我，说以后用这些方式联络。
我看到了李敖的客厅，他的书房，满坑满谷的书，也看到了传说中的裸女画，品味很是一般。。。还有几张陈逸飞风格的作品，没看到半裸的莫文蔚。
后来《南方周末》和我约稿，去采访李敖。我和李敖联系，他说他有点事情要做，最近不接受采访。过了几天我看到新闻，说他决定参选总统了。
再后来，他和凤凰卫视做的节目之谄媚，令我非常震惊，这一系列也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但去年回头再听《李敖有话说》，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意味，想着也许自己误解了他。
做为一个人，儿子，父亲，丈夫，前夫，学生，老师，持不同政见者，他有那么多重的社会身份，如此难以统一。毕竟我看过他电视报纸和书籍之外的样子，有些事情稍微容易理解一点，但我也不敢肯定。
对这个世界毕竟是难以全部了解的呀，对一个人也是。如今，李敖离去，对他的评论，一时间必定排山倒海而来。
我能够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番褒贬和剖析，上下五百年，左右两岸三地，媒体一定要彻底掘地三尺。毕竟，李敖还属于死后允许被评论的人。他既小气又斤斤计较，他帮助慰安妇也帮助抗战老兵。无论斗士还是小丑，各自疏解一番，过几天就散了。
而在我心里，一直会记着的，还是那个在东丰街上提着豆浆的老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