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

这一周留学生的话题讨论得热烈。秦老师很早就让我写容闳了，他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中国第一个西医、中国第一个律师等等都可以写写， 为什么第一个总是那么有光彩？在研究创造性上，人生活法、过法的创新，恐怕是最感人的创新。人的一生，平平庸庸，忙忙碌碌是常态，但某些时刻还是很特别的。

留学如今是中国大部分精英阶层的选择，而最早去西方留学的却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叫容闳，容闳之闻名，大抵是因为参与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曾国藩的关系又非凡。容闳还有两位同去的同学，都姓黄，一个是黄宽，一个是黄胜，他们也各有不凡成就。黄宽是中国第一个西医博士；黄胜是著名报人，创办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印刷企业。

按照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记载，容闳、黄宽、黄胜分别于1839年、1840年和1841年入学。马礼逊学堂为了纪念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而设，这所学校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和鸦片战争挑起者查顿募资修建的，但校长兼教师——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却是个有情怀的人。1846年，布朗因身体欠佳，决定回美国， 想带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到美国接受正规西式教育， 在香港英美商界人士资助下，布朗宣布这一决定并通知全体同学，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动起立。容闳是第一个站起来的，第二个是黄胜，最后一个是黄宽。 在安土重迁的中国，离开父母兄弟孤身出走异国他乡是极难的选择。 容闳曾回忆道： “我母亲极为勉强地同意了……我特别诚恳地乞求她，她虽然伤心难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了。” 他们三人随布朗夫妇于1847年1月4日乘船从广州黄埔港（一说从上海）出发，于4月12日抵达美国，入读麻省孟松学院（Monson Academy），所募经费可资助他们两年学业。

孟松学校是好学校，美国人自己也都会远道来求学。校长本人对中国“素抱热诚”，对容闳等“特加礼遇”。 显然，他们是幸运的。 在人生选择上，遇到善解人意又有情怀有能量的人是福气。 两年后，容闳、黄宽想继续深造，没有经费支持，孟松学校校长海门和布朗先生写信给香港的资助者，后得到回复，如果容闳、黄宽二人愿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专科，可继续获得资助。黄宽表示愿意前往英国读书，容闳另谋方法，日后入读美国耶鲁大学。而黄胜仅在孟松学校待了一年，因为水土不服，身体原因被迫在1848年返回香港。 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同，身体底子不同，性格不同，但都不妨碍他们追求自己的虽不可预见但满怀志愿的人生。

容闳，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幼年父母早亡，由祖母抚养长大；黄胜，广东香山县籍，1825年生于澳门，三人中年纪最大。 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跟勇气有关，选择本身就跟勇气相关。两眼一抹黑，世界那么大，人生说转折就转折了。

• 容闳，显然是最能闯荡的，他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有自己的主见，最能抓住机会，也最有宏大的情怀，雄心最壮大。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需要裹挟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种种目标，大力发展才行。

• 黄宽，报国和传教都是他的情怀，但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特别的建树，然而他是最踏踏实实发展中国医学事业的人，回到最初的医生角色，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放到如今怕是现代商业文化最推崇的事情。

• 黄胜，最有回报之心，回到资助他们上学的商人传教士那，从点点滴滴的翻译工作做起，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持之以恒，并延伸到出版、教学等领域，中国台湾学者苏精评价他“虽然始于翻译，也仅止于翻译，但由此可知他是愿意为中国的近代化尽一分心力的”。

也是巧了，他们三人，一个宏观关注国家大局、一个中观致力行业发展、一个微观用力在翻译细致度提升思想交流质量上，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立足点上，找到人生方向。 碰巧三人又分别是教、卫、文事业上的发展者。“科教文卫”是所有国家甚至世界发展的大需求，三人开启的是大方向上的前面几步，总觉得有些事，你想做并开始做了，缘分里的人事物才会一一涌现，他们都在不远处等你。借一份杀死庸碌的情怀，有事做，有人爱，有国可报……

| 歌词里唱着：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旦旦誓言；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

容闳

容闳（1828-1912），幼时家境贫困，家里没钱上学。有时候穷得很彻底也能否极泰来，他后来去了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一路上的都是教会学校。1847年1月，容闳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后在慈善组织帮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四年后以优秀成绩毕业。容闳求学时就立定： 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他自7岁开始接受西方教育，27岁学成归国，一共接受了20年的西方教育。他首先想做的事情，就是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传教士对他影响很大，本着宗教上的亲近感，当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邀请他共谋大业时，他答应了。

他在太平天国呆了四十天，并提出了七条建设性意见， 包括：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创办武备学堂（陆军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创办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组织文官政府（平民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但是当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根本无法实施以上建议，容闳拒绝了仅次于“王”的“义”的爵位，离开天京。 他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也能体察环境，不适合自己的地方，绝对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两年后，曾国藩对他发动人才攻势。1863年3月，他先派幕僚张斯桂写信给容闳要他去安庆发展，但容闳不相信，以为是要将他骗到安庆以除掉他这个曾经与太平天国密切接触分子；两个月后，张斯桂又来信，并附上李善兰的信。李善兰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容闳的朋友。 容闳的朋友圈还是很广的，李善兰信中说徐寿、华衡芳等朋友们也在安庆呢。 容闳自知羞愧，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惭愧之下，立即修书一封，答应几个月之后安庆见面。曾国藩看到容闳松口，马上再追加一封信，1863年7月，容闳接到第三封邀请信及李善兰的第二封信函。曾国藩对他的期望是“弃商业而入政界，居其属下任事。”9月，容闳放下九江商业事务，来到安庆。六个月来，曾国藩急于见容闳，但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先是四目相对，务务虚；第二次见面，容闳直抒胸臆，阐明教育宏愿，曾国藩没太大兴趣。会面后，其他幕僚告诉容闳，曾国藩想建造中国第一家西式机器厂，邀请他购买机器，有了船坚炮利之后，才会想到再培养人才。从传统观念上看，中国人一向务实，对于硬件这个最实在的东西，就算曾国藩有晚清最强大的幕府，有极好的人才储备（超过200多人，集齐了各方面的才子），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越洋买到称心如意、货真价实的机器作为“制器之器”的任务。

10月，容闳抵达上海，携带68,000两银子预备前往美国。在上海巧遇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也要回国，他将买机器的事情也授权委托给了哈司金。 预备方案有的时候也能成为最佳方案，所谓有备无患，遇到机会就抓住机会，不浪费每一次相遇，怕是有情怀的人的共鸣和直觉。 曾国藩给了他赴英、法、美考察并采买机器的自主权。他就开始了整个旅途——乘外轮取道香港、新加坡、印度洋，在锡兰（斯里兰卡）登陆后换乘轮船过孟加拉海湾，在埃及开罗登陆，坐火车过苏彝士地峡（那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至亚历山大城，继续坐船到法国马赛，然后换火车到巴黎，而后到加来司乘船过英吉利海峡到多尔维（即多佛尔），由此改乘火车抵达伦敦，并参观了惠特尔司机器厂，再换乘汽船过大西洋，于1864年春抵达纽约。

哈司金先到了纽约，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工厂出货都是先供国家战争所需，幸好哈司金门面熟，在圈子里谁都认识，容闳还真的找对了人。哈司金后来找了马萨诸塞州的朴得南公司订约，但最快也只能半年后取货。他视美国为第二祖国（曾入美国国籍），也想报效美国政府，被在斯匹林菲尔任陆军准将的巴恩斯将军婉言谢绝，说他有中国政府责任在身，还是全力做好这件事吧。 那时候的人，懂得在大局上相互体谅，在细节上照顾情感，那时候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