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则纯属事实的故事。
刚读到这些十年前的“新闻”时，我就沉迷其中。
之后，我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将这段往事记录下来”，成为我赋予自己的使命。
这个故事，起承转合，有血有泪，惊心动魄。
其中最迷人的，却是他的真实。
本文所有资料均来自于人民网和门户网站的相关报导，部分细节是我的虚构。
文后附有参考资料链接。
村里飞出了金凤凰
1972年，湖北省鄂城市牌坊村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我们叫他刘大越。
他是五十年代人。家庭条件差，阶级成分也不好，原本只能将一生埋没在小乡村里，却在1972年赶上了好机会：铁路招工。
刘大越连夜前往县城报名，经过几番周折，成为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工务段的一名养路工，后来又因为初中学历当了队里的文书。
刘大越很刻苦。白天工作，晚上刻苦补习文化知识，积极申请入党。
这个很聪明也很勤奋的年轻人得到了时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的赏识。局长相信他日后能成大业，把自家千金许配给了他。
从此以后，刘大越的仕途顺风顺水起来。
他先在江岸火车站任站长，一直做到了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尽管离婚事件一度阻碍他的发展，最终他于1994年进入铁路系统中枢——铁道部。
2002年，刘大越坐上了铁道部一把手的交椅。
高升之际，他并没有忘记村里的亲人们，特别是小他三岁的亲生弟弟刘大爽。
和聪明、有野心的哥哥不一样，刘大爽更加爽快、冲动、好讲江湖义气，朋友都称他为“爽哥”。哥哥进入铁路系统之后，他也从轧土工、火车司机一路升职。哥哥成为铁道部副部长的时候，他也晋升为汉口火车站站长。
故事就要从站长刘大爽讲起。
“不满意？干死你！”
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铁路系统一片混乱。
那时的长途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大部分群众出远门依赖火车；另一方面，全社会的服务意识没有建立起来，监管政策亦不完善。
由于坐拥庞大的需求和客流量，火车站是合法商人心中的致富机会；而因为不完善的监管系统，火车站成了非法团伙的牟利工具。
合法商人高铜柱，想靠火车站这块肥肉发家致富。
1997年，时年37岁的高铜柱转包了汉口火车站鑫磊服务公司的招待所，签下八年合约。他从银行贷款28万元将招待所重新装修，开业之后生意红火。
然而九个月后，鑫磊公司提出终止合同，高铜柱一家被强行赶了出来，招待所被查封。
致富之梦化为泡影，一家老小等着吃饭，身上还背了几十万的贷款，高铜柱欲哭无泪。
万般无奈，他与汉口火车站打起了官司。
湖北高级法院支持高铜柱的上诉，判汉口火车站赔偿其20万。
但是汉口火车站使出了“乾坤大挪移”。判决之后四年，高铜柱多次找火车站及站长刘志祥索要赔款，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在汉口火车站徘徊的高铜柱，碰到了同样愁云惨雾的汪军武。
汪军武本来是军乐团的的一名长号手，退伍后因为工作接待的需要与汉口火车站打上交道。
90年代的汉口火车站一票难求。紧俏车票被疯狂倒卖，价格一高再高。不得不与票贩子周旋的汪军武慢慢发现，倒卖团伙并不是”各自作案“，他们背后的撑腰人，正是火车站站长刘大爽。
退伍军人的眼中容不得沙子，汪军武决定举报这只“人民的蛀虫”。遇到高铜柱后，两人一拍即合。
2001年7月，汪军武第一次去了北京，从此踏上漫漫的上访之路。
纸里包不住火。高铜柱和汪军武的举报行为很快传到了刘大爽耳朵里。
刘大爽非常恼怒。他很快找到两人面谈，盘问两人是否进京举报。
拉扯了四年的高铜柱和军人脾气的汪军武脖子也很硬。你做了亏心事，为么事还不能举报你了？
谈话后三天，汪军武骑自行车经过铁路涵洞时被6个不明身份的人攻击。他被暴打、公文包被抢走。
被打后走路只能拄拐，加上家里本来条件也不好，妻子心疼又着急，不让他再次上访。
但汪军武咽不下这口气。2002年9月，他杵着拐杖，找战友借了些钱，又去了北京。
汪军武在北京期间，接到了好几次高铜柱的电话。高铜柱原本沉稳的声音有些惊慌了：
“老汪啊，你要注意了。我听说刘大爽找了一帮混社会的撇撇，要找你麻烦咧。你要婆娘伢都躲躲啊。”
汪军武赶紧安排妻子女儿离家躲避，自己也在北京和郑州滞留了二十多天。电话中，他不忘嘱咐高铜柱：
“老高啊，我晓得了。你自己屋里也要当心啊。”
一语成谶。2002年12月，高铜柱被害身亡。
一封寄往北京的信
高铜柱死在家中。在他被害前的两天，汉口火车站的一名工程承包商、同时也是混混头子的彭支绿找到了他。
彭支绿为高铜柱摆下了鸿门宴。在饭桌上，他给了高铜柱五百块钱，要高铜柱一家赶紧从招待所附近搬走，否则“有人要把你们搞残咧”。
高铜柱没搬。
两天后的晚上，高铜柱在家中被人殴打。弹簧刀刺破了他的右股动静脉，他出现急性失血性休克，最终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