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探讨了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缘起、过程、明朝的处置方略及其后果，以深化对边地土司与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认识，展现边地土司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真实角色，反思中国历史疆域变迁的研究范式，揭示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疆域形成的独特路径。文章分析了明朝如何处理云南边地土司之间的纷争，并探讨了这些纷争对明朝西南边疆的治理和西南疆域形成的影响。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文章主题
探讨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缘起、过程、明朝的处置方略及其后果，深化对边地土司与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认识，展现边地土司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真实角色，反思中国历史疆域变迁的研究范式，揭示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疆域形成的独特路径。
关键观点2: 明朝对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处置方略
明朝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突出体现了明朝中央政府、各级官员（包括云南镇守中官）和云南边地土司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明清中国西南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的处置策略由开拓、进取转向内敛、保守，助长了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
关键观点3: 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影响
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影响了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导致明朝西南边疆的离心力增强，云南边地土司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疆域的形成和演变。同时，也促成了缅甸东吁王朝的统一和北扩，使云南边地土司政治归属发生分化，部分土司脱离明朝，云南边地土司的整体政治格局解体。
关键观点4: 明朝前期与后期对云南边地土司治策的不同
明朝前期利用边地纷争，通过抚谕等手段，在云南边地设置了大量土司，拓展了明朝西南版图。明中后期，明朝采取守为主的地缘战略，未将边疆作为捍卫其地缘战略核心利益的重要手段，故没有采取实用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策略，未能在西南边疆地区培育一批不得不仰赖朝廷的土司，以此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
正文
王春桥，男，云南保山人，云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南边疆史地、中国民族史。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政区的辖域纷争极为普遍，已然成为历史地理和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多关注的是“直接行政区”，对“间接行政区”的关注不够。近年来，明清时期土司辖域纷争逐步受到重视，多集中在内地土司区，对边地土司区研究成果较少。但是，边地土司的辖域纷争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及其在中国历史疆域向现代国家领土演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既往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强调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对边疆的影响和控制；另一种是强调华夏文明的先进性和“大一统”观念对边疆的“教化”之功。刘祥学注意到边地土司与中国疆界的形成关系，肯定了边地土司在中国疆界的形成与疆域奠定方面的功绩，但仍强调边地土司的华夏向心力在中国古代疆界形成中的作用，未跳出传统研究范式，更未注意到边地土司辖域纷争、朝廷处置方略及其影响，以致忽略了国际局势、国家治策、各级官员，以及边地土司能动性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角色和作用。
故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讨论位于今天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西南部的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缘起，梳理明中后期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过程，探讨明朝的因应之策及其后果，以此深化对边地土司与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认识，展现边地土司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中的真实角色，以期理解中国历史疆域向近代国家领土演进中被遗忘的某些因素，反思中国历史疆域变迁的研究范式，揭示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疆域形成的独特路径。
明朝取代元朝时，云南仍是梁王、大理段氏、麓川思氏三足鼎立，彼此互不统属，据地自雄。洪武十四年（1381）明军至滇，统一了云南内地。至此，明朝即面临如何处理云南边地的麓川、缅甸、木邦、孟养诸部问题。自洪武至景泰年间，明朝先后在云南边地设置了缅甸、木邦诸土司，形成了“三宣六慰”的云南边地土司格局，拓展和稳定了西南疆域。然而，明朝在三征麓川及善后过程中，失信于缅甸和木邦土司，为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埋下了导火索。三征麓川期间，明英宗为激励云南缅甸土司尽心效力，于正统七年（1442）三月颁布谕旨，缅甸土司若能擒献麓川思任发，麓川土地和人民皆予之。八月，缅甸土司擒获思任发，索要麓川地。次年，英宗敕谕若其擒献思任发解京，“即将附近彼处土地人民计议奏来处置”，若“党蔽贼首，固执不发”，则发兵擒杀，“永绝边患”。故王骥遣使谕缅甸土司送还思任发，“缅人阳听命，持两端”，挟思任发索地。五月，朝廷再次敕谕缅甸土司将思任发“交付官军解京”，其所得地方，皆予管食，朝廷决不失信。是月，因索取思任发不获，且思机发复据麓川，明朝再议征讨。六月，刘球在奏疏中提到明朝处理缅甸等土司求地的困境，缅甸土司拘麓川思任发，“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分有麓川地，不与则致怨，与之则两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势坐大，将不可制，是灭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跌，则兵争无已，死者必多”。刘球清晰地指出了明朝在西南边疆的困局，给地或不给地都会产生严重后果。但明朝出征，意味着不愿将麓川地分给缅甸土司。九年（1444），王骥等率军与木邦等土司逼境缅甸土司，追取思任发，未获，故将其缘由与缅甸土司索地联系起来，“今缅人既得思任发，实欲官军……西剿贼子招散，以孟养戛里地方与缅甸，才肯擒送思任发。”缅甸土司不送还思任发是因其欲得孟养戛里地。此时，如朝廷允之，则将可能面临“灭一麓川生二麓川”的困局，缅甸土司可能成为新的离心力量，这与明朝“国家混一四海”的大一统观相违。此后，明朝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敕谕缅甸土司的诏书中再未提及分地让其管属的内容。是年五月，明朝敕谕缅甸土司，令遣还思任发，未提分地给予缅甸土司管属，指出明初朝廷即在缅甸“开设衙门，除授官职，掌管地方人民”，明确缅甸土司为明朝所统治，告诫其应“世效忠诚，恭修职贡”，若不听命，则自取祸端。此外，为打消缅甸等土司索要麓川地念想，明朝先后在麓川地设立了干崖、南甸、陇川三宣抚司。十年（1445）七月，缅甸土司以文书形式，约定十月送思任发到贡章，“要求管木邦眇颡地方”，朝廷令沐昂“量度事情，从宜处置”。十二月，明朝用孟养地换取思任发，任命缅甸土司儿子为孟养土司，但缅甸土司未能控制孟养，仍被麓川思氏占据。十一年（1446），明朝敕谕缅甸土司，“令其擒缚思机发来献，乃可许以孟养戛里地方”。十二年（1447），麓川思氏复据孟养叛。十三年（1448），明军抵达孟养，缅甸土司占据孟养。不久，思氏复有孟养，王骥与其在大金沙江边立誓而还。十四年（1449），朝廷又敕谕缅甸土司管治孟养，但此时孟养已被思禄控制。缅甸土司擒获思机发、思卜发，但仍令思卜发回孟养管理地方，明朝担心缅甸土司将思机发“视为奇货，需索无厌”，故景泰二年（1451），朝廷“示以不急，听其来献”。不久，缅甸土司请兵协助征剿孟养，朝廷不许，但颁赐其阴文、金牌和信符。同年，思卜发遣使入贡，求管孟养，因孟养已给予缅甸土司，廷议不许，但缅甸土司不能控制该地。五年（1454），缅甸土司再索麓川地，明朝给其银戛等地方，乃送思机发等到金沙江村，由官兵槛送京师。自是，缅甸土司与麓川思氏“世为血仇”,数相攻伐。正统七年（1442），木邦土司攻克麓川贡章等地，明朝遣使慰劳，许诺给予麓川土地和人民。八年（1443），朝廷明确提出分麓川地给木邦土司。英宗敕谕木邦土司起兵至贡章，与明军进逼缅甸土司，剿捕思机发，许诺木邦土司“果能奋忠贾勇，协助官军成功，所得地方，即分拨与尔管属，朝廷以大义服天下，决不失信”。但不久，明朝在相关敕谕中未再主动提给地一事。九年（1444）二月，王骥率领木邦等土司索思任发，缅甸土司将其藏匿，欲与木邦土司共分麓川、孟养等地。五月，英宗发布敕谕指出，木邦土司是朝廷开设衙门，应“开谕缅甸，执贼来献”，朝廷“必加非常之赏”，也未提给麓川地事。六月，明朝遣使赏赐木邦土司，在敕谕中大赞木邦忠诚，听朝廷调遣，供给粮饷，“善抚部属，保障边境”，仍未提麓川地事。明朝虽未再提麓川地事，但木邦土司仍不时以功求地。正统十一年（1446）六月，木邦土司首次向明朝求麓川地，朝廷以麓川已设土司为由拒绝。八月，木邦土司到京师朝贡，再次索要麓川地，兵部又以麓川地已设陇川土司回绝，敕沐斌“体勘孟止地方，应否拨与木邦管辖”。英宗降旨“孟止地方与陇川无干，可与木邦管属”，并“遣谕祭其母，以表忠勤，免岁办银八锭三年”。九月，木邦土司讨要者兰等处地方，朝廷令云南官员勘议回奏，“不许轻忽致有忿争”。次年，明朝同意将孟止拨给木邦，但木邦土司又奏请管理孟撒、孟影、孟蒙等地，朝廷未允。仅“复命总兵等官覆勘，从公处置，庶彼此相安，不致乖违”，告诫木邦土司“切不可因贪小利致有纷争”，为安抚木邦，明朝减免木邦岁办银3年，赐彩币等。景泰元年（1450），木邦土司称“着管者兰、景线地方”，麓川思氏“不住时，木邦欲要计较”。兵部认为，木邦土司所奏要管地方，须从长计议，是否应拨给管治，其他边境事情与此有无违碍，“务要区画停当，处置得宜，俾其事妥夷安，不致纷争搅扰”。同时，为防木邦土司激变，是否应派人奉诏“前去麓川抚绥”，要求云南总兵官等“明白具实回奏定夺”。木邦土司未得明朝回复，即派兵占据者兰、景线等地方，陇川土司诉于朝廷。三年（1452），明朝划陇川土司底麻地方给木邦土司，木邦土司所占其余地方悉归陇川土司。至此，木邦土司历时6年索要者兰、景线地方一事方告解决。此后，木邦土司虽未公开索要麓川地，却仍私下侵夺陇川等邻境土司。
三征麓川后，明朝西南边疆的离心力看似消除，但因失信于土司，明朝信誉在云南边地下降，边地土司之间纷争不断，而明朝治策又失误频频，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在边地土司辖域纷争中被改变，云南边地土司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疆域的形成和演变。木邦土司在正统年间已是“三宣六慰”中“分土最远”之土司。景泰初，木邦土司罕盖法去世，其属部孟密与之纷争四起，乃至兵戎相见。景泰四年（1453），明朝任命罕落法为木邦土司，族人不满，聚众为乱，土司出逃，向明朝求援。次年，明朝派人到木邦“谕以祸福”，木邦族人惧，与明朝“依俗设盟而散”，但土司仍不敢返回，避居靠近陇川土司的孟都蛮，由陇川土司“遣夷兵二百更番守护”。天顺元年（1457），木邦土司又被属部孟密等合兵攻杀，土司再次求援，朝廷不许。次年，木邦土司又奏孟密叛木邦，“欲争夺其官，又数戕杀其百姓”，明兵与“三宣”兵至遮蛮，木邦土司得归。不久，木邦土司聚众作乱，屡侵陇川土司等地。成化八年（1471），缅甸土司求贡章、孟养地。明朝认为两地非缅甸土司所属，拒绝其请求。十年（1474），孟密曩罕弄纠结求地不得的缅甸土司攻劫贡章等处。此后，缅甸土司与孟密一起，与木邦、陇川等土司争夺贡章等地。十二年(1476)，干崖土司奏称，孟密聚众杀占地方，抢掳象、马、百姓。十三年（1477），孟密因指挥使“郭景许设衙门，遂兴兵杀木邦宣慰多丕闷，及其嫡男罕糯法、多活法，夺其地方”。十九年（1483），孟密“历数木邦侵杀之害，欲别设衙门不受木邦管束”。二十年（1484），明朝开设云南孟密安抚司，隶云南布政使司，以思柄为安抚使，使孟密与木邦共存，未能化解二者的矛盾。此后，孟密土司尽夺木邦土司地，木邦土司“奔猛止，由是孟养诸番大不平”，“西南诸夷，皆窃睥睨，以轻中国，孟养因兹跋扈致频年”，“云南之患由此起”。孟养土司在弘治年间过大金沙江犯约之前，未在江东大肆拓展空间，但在江西不断侵占缅甸土司地，且为获明朝册封，频繁来朝入贡。成化年间，孟养就曾占据缅甸土司的听盏，后又取遮些等地，“拓地益广”。到弘治年间，孟养土司在明朝官员的征调下，开始违背与王骥的誓言，跨过大金沙江，“擅攻孟密，取蛮莫等十七寨”，趁机介入云南边地土司争端，使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更加复杂。当孟密土司围攻木邦土司时，木邦曾向孟养求救，遂“自请效力，剿捕思楪”，云南边官因“夷俗相传，孟密素畏思陆三兵”，准许孟养渡江剿捕。孟养兵未至，孟密土司听孟养土司兵来，遂罢兵，木邦土司得归故土。不久，木邦土司奏称孟密土司可擒，明朝议调孟养等土司，缉捕孟密土司。孟密土司听到孟养土司兵过江，亦起兵，树栅守蛮莫。后孟密土司听降，明朝令孟养土司退兵，不听，反而屡次过江与孟密土司发生军事冲突。孟养与木邦两土司“谋共取孟密，于是蛮中之患，又在孟养”。十二年（1499），孟养土司据蛮莫等地后，与木邦土司“起兵攻烧孟密安抚司，杀掠夷民二千余人，劫象、马、金宝，有并吞孟密，觊觎故土之志”。孟养土司“过江夺据孟密所管孟木、贡章、蛮莫诸村寨，累抚不从”，其“志不在孟密、木邦，而在干崖、陇川”等土司。十六年（1503），朝廷将孟养土司归还的蛮莫等地划归木邦土司。正德元年（1506），孟养因宣慰司印不得，“仍数出兵与木邦、孟密仇杀无宁岁”。可见，弘治末年以来，孟养土司虽退回江西（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以西），归还蛮莫等地，但因明朝既没有给其宣慰司印信，也未能抑制其向外拓展的野心，孟养土司“与木邦联合，声势相倚，党恶肆暴，两无所忌”。木邦土司则借助孟养土司，不断干涉其他云南边地土司事务，派兵侵占邻近土司，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逐步走向不可控，最终导致缅甸土司灭亡。正德二年（1507），孟养、缅甸、孟密、木邦等土司“诸夷仇杀”。五年（1510），木邦土司趁陇川土司争袭内乱，屠土司城，夺宣抚司印。与此同时，孟养土司“纠木邦宣慰罕烈兵众击缅甸，罕烈又袭击猛密”，“大破其兵，擒斩极多”。十四年（1519），孟养土司又夺取孟密土司30余寨。嘉靖元年（1522），木邦、孟密和缅甸诸土司因辖域纷争仇杀“数十年”，且各遣使“讦奏于朝”。四年（1525），木邦土司因孟密土司占据蛮莫，修书孟养土司，约起兵，“相伴去取地方”。孟养土司起兵过江后，攻杀缅甸土司，掳掠其妻子，烧毁其衙门，夺其宣慰司印信，并攻打孟密土司。木邦土司攻杀孟定土知府，接着攻杀孟琏长官司，占夺其地。缅甸土司地被孟养和木邦两土司瓜分。
明中后期以来，云南边地土司之间辖域纷争不断，明朝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突出体现了明朝中央政府、各级官员（包括云南镇守中官）和云南边地土司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明清中国西南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天顺元年（1457），孟密攻杀木邦土司，镇守云南左监等奏请“量调官军相机剿捕”，英宗以“夷人自相仇杀”，轻调官军贪功生事，不许，故兵部命令云南守臣“毋起边衅，如违，必罪不贷”。次年，木邦土司又请兵剿讨孟密，朝廷仍未出兵。成化初，孟密土司侵木邦土司，云南守臣请讨，朝廷既不派兵，也不遣京官抚谕，仅让云南守臣抚谕。成化十年（1474），孟密土司等聚众杀掠陇川土司，明廷仅令云南总兵官与镇守中官“钱能、并巡按三司等官抚谕诸夷退兵自保”。然而，毛胜、钱能等贪墨孟密宝石，“日遣人诓之，以取宝石，其势始炽”，允许孟密绕开木邦土司，向朝廷朝贡，孟密“遂怙势纵横，略地自广”。十二年（1476），郭景抚勘木邦土司孟密事毕，受钱能指使，到孟密等地求索宝石等物，许孟密设衙门，于是孟密兴兵杀掠木邦土司。云南巡抚王恕接到木邦奏闻，抓捕郭景，上疏揭发钱能罪行。十四年（1478），朝廷派人核实钱能事，皆实，但仅降旨敕责，未治其罪，也未制定具体方案来解决木邦土司和孟密之间的纷争，使孟密脱离木邦土司之心日盛。十六年（1480），云南镇守中官王举向孟密索宝石不获，上疏孟密叛木邦罪，曩罕弄惧，贿赂大学士万安。十七年（1481），孟密来朝贡象、马及金银器，以阻止明朝加兵和请求开设衙门。十八年（1482），廷议如何处置孟密问题，官员意见不一。七月，朝廷命万安举荐的都御史程宗到木邦等土司地勘处。二十年（1484），程宗往谕孟密等处，孟密“知其意，略不及木邦，且求他地，宗皆许之”，木邦土司则遭程宗笞辱。六月，明朝设孟密安抚司，“诸夷俱怒，誓必共灭孟密”，西南边患自此始，迨于弘治年间不息。如上述，天顺以后，明朝的处置策略有所转变，不再动辄出兵征讨，只要云南边地土司不侵犯云南内地，即听之任之，未加干涉，开启了明中期以后治理西南边疆由开拓、进取转向内敛、保守的新模式，助长了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此外，各级官员和负有抚夷安民职责的云南镇守中官的某些行为和举措，打乱了西南边疆社会秩序，对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加深了明朝西南边患。弘治年间，明朝调整了处置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方略。弘治二年（1489），朝廷派云南守臣亲往晓谕孟密土司归还所占木邦土地，孟密若听命，则思楪袭职，同时敕谕八百宣慰使司与木邦土司和好。九月，因木邦、孟密两土司累岁仇杀，孝宗诘责云南守臣，令“痛加警省，整搠军马，振扬威武，申严号令，以詟服夷众”，孟密土司“可抚则抚，可剿则剿”，“务使木邦侵地可复，孟密旧恶可消，事安夷安，地方宁靖”。四年（1491），因西南“边患数年不息”，明朝在腾冲添设兵备副使，以防官军民人前往夷方搅扰。五年（1492），孟密土司又夺取木邦土地，明朝派官员亲往孟密抚谕其归还，木邦土司“始有故地什三四而足以自立”。六年（1493），明朝将孟密安抚司改隶云南，以消解孟密和木邦构兵之争。但孟密土司不受抚谕，明朝计划用兵。七年（1494），明朝调孟养土司过江征讨孟密土司，致其“犯约，数兴兵与孟密战”，不仅未能制止纷争，反而加剧了云南边地的动荡和混乱。孟养土司过江后，导致云南边地土司纷争升级，明朝开始处理孟养土司问题。十二年（1499）八月，因孟养土司“一调即来，屡抚不退，皆镇巡等官失之于初，逋逃奸人谋之于中，抚夷官员坏之于后”，为避免“失今不制，必成痈肿”的后果，云南巡按奏请只设云南镇守中官1员，“革除镇关巡检司，专委守备都指挥或指挥一员拒守，以备奸人逃亡，兼盘诘抚夷官赃货，捕系以闻。抚夷官有能抚谕思陆退还地方，照拟军功升赏”，将腾冲司移驻蛮莫，设立卫所。但该提议未被采纳，朝廷仅让云南镇守中官令金齿和腾冲两指挥使司操练兵马，储积粮草，瘴气消除后，会同干崖、陇川等土司兵马，示以必征。九月，福建右布政使因干崖、陇川两土司为金腾之藩篱，金腾又为云南之藩篱，提出了解决孟养土司问题的“胁抚”“切责”和“征剿”三策。十月，朝廷采取了不纳孟养土司之贡，不录孟养土司之功，令金腾及三宣等处“整兵秣马，蓄粮造船，以备征调”，派毛科等前往抚谕，宣扬朝廷威德，不从，再加兵的策略。十三年（1500），因孟养土司占夺孟密土司的蛮莫、贡章等地，“抚谕日久不听”，木邦、孟养两土司叛乱之情彰显，云南守臣“欲集大军剿之”，朝廷担心“外夷未平而内患复作”，故采取“植疑党以逸边民”之策，差官员往谕缅甸土司，令其派兵协助孟密土司，使两土司相互救助防守，抚夷官员前往该地抚渝。十四年（1501），巡抚云南都御史陈金欲遣官率兵前往孟养土司，朝廷以云南连年灾害迭现，不可骤然加兵为由拒绝，打算择委官员亲往抚谕。十六年（1503），陈金奉诏遣官员往孟养土司抚谕，调遣三宣抚司兵、象、马，与官军一同操演，示以必征之状，孟养土司退还所据地，遣使贡物纳款，蛮莫等地归还木邦土司。至此，明朝对云南边地土司的辖域纷争处置看似完成，但明朝并未将云南边地土司作为整体纳入全盘考虑之中，忽略了云南缅甸土司和孟养等土司之纷争。自正德年间开始，云南边地土司纷争又越演越烈。正德十六年（1521），因木邦土司夺占孟定，兵入陇川、湾甸，临芒市，孟养土司过大金沙江，由茶山直抵腾冲，云南巡抚何孟春上疏复永昌府治，“以抚安于内，则外变自息”，通过府卫相参，以此“控制数宣慰司鸾远之夷”。嘉靖初年，缅甸土司与孟养土司因“互争地，各遣使上闻”，孟密、陇川、木邦等土司亦因争地而上奏朝廷。嘉庆四年（1525），孟养和木邦等土司灭云南缅甸土司，瓜分其地，缅甸土司诉于朝廷，不报。六年（1527），明朝才派官员三路抚谕云南边地土司：一路往勘孟养土司。该土司虽“备纳赎罪”，交出缅甸土司金牌印信，但“夜纵兵鼓噪，焚驿舍，杀赍金牌千户曹义”，明朝官员仓皇逃遁，别立缅甸土舍莽卜信守缅甸，又“值安凤之乱，不暇究其事”，仅将收缴的缅甸土司印信藏之永昌府；一路往抚木邦土司。该土司入贡赎攻杀陇川和孟连土司之罪；一路往勘孟密土司。该土司将孟定土司“发出听后安插”，退还所侵之地。七年（1528），云南守臣奏称边地土司“皆伏罪，退还侵地”，孟养、木邦土司入贡赎罪，陇川土司愿归职，将抚勘结果和处置办法奏报朝廷获准。八年（1529），明朝为防范孟密土司恃强易变，在“腾冲、干崖等处多为设备”，禁止官民深入孟养、缅甸、孟密和木邦土司等夷地。十三年（1534），明朝“添设永昌府同知，职专抚夷”，名抚夷同知，设员1人，驻腾冲，专职抚夷，以便就近处理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此后，云南边地土司“威畏，保守境土，朝贡如常”，“虽间有仇杀，亦无如前剧甚者”。可见，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影响了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不仅复设永昌府，还同时设立永昌卫和腾冲卫，将清军同知改为抚夷同知，办理云南边地土司事务，恢复镇守参将，巩固西南边疆的军事防御体系。到万历年间，明朝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开始由边地土司辖域纷争转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逃到下缅甸建立东吁王朝的缅甸土司之子在统一上下缅甸后，以复仇名义，不断内犯明朝西南边疆，明朝出兵反击，击退了缅甸，在“三宣”外建立“八关九隘”，置守备，驻军队，防止缅甸内侵，但为时已晚，效果并不理想。缅甸不断骚扰和内犯明朝边疆，云南边地土司在明朝和缅甸之间摇摆，导致云南边地土司的政治归属发生了变化，八关内的土司仍属中国，而关外的土司大都从属缅甸，明代的西南疆域空间发生了质变，明朝与周边的关系被重新界定。
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导火索可追溯到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明朝未兑现给缅甸和木邦两土司土地的承诺。天顺以后，明朝对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处置方略，或因官员贪腐，或因朝廷重视不够，失误不断，未能很好解决土司之间矛盾，仅让土司彼此牵制和制衡。孟密安抚使司的设立，打破了永乐、正统以来云南边地土司的政治平衡，使西南边疆局势更加复杂，加之朝廷对云南边地土司的管控力下降，不仅影响了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也使云南边地土司由纷争而致离析，导致缅甸土司灭亡。客观上促成了缅甸东吁王朝的统一和北扩，使云南边地土司政治归属发生分化，部分土司脱离明朝，云南边地土司的整体政治格局解体，分属为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内”“外”土司。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其背后是土司利益分配问题，也与明朝治策、各级官员、边地土司以及东南亚世界社会历史政治格局等有关。明前期，朝廷利用边地纷争，通过抚谕等手段，在云南边地设置了大量土司，拓展了明朝西南版图。明中后期，朝廷既无决心，也无能力，将西南疆域边界向外拓展，而是沿着云南边地土司离析地带修建关隘，在地缘战略上以守为主，这种地缘战略一直维持到清初。明朝前期与中后期对云南边地土司治策的不同，反映出明朝在西南边疆治理上，未将边疆作为捍卫其地缘战略核心利益的重要手段，故没有采取实用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策略，未能在西南边疆地区培育一批不得不仰赖朝廷的土司，使其保持对朝廷的忠诚，以此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原文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为阅读方便，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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