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三农庄园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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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工商资本下乡?

三农庄园  · 公众号  ·  · 2017-10-02 16:26

正文

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如果要问人们对农村的印象是什么,毫无疑问,那就是“穷”,这个“穷”字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缺“钱”。尽管那个年代上学学费非常低,但仍然可以难倒无数农村家庭。我就清楚地记得,每逢开学,我父母就常常为我们兄弟姐妹那5毛钱、5块钱、10块钱一个学期的学费犯愁,甚至在我考上大学之后,为写一封家书向家里要回家路费,也有被当时只需8分钱的邮票难倒的经历,所以对我来说,最容易记住的成语,莫过于“囊中羞涩”了!穷则思变的农村小孩,为了赚够上学的费用,我们曾经砍木柴、扒竹笋、摘杨梅、挖坟砖样样精通,现在想来,拥有这些技能的农村孩子足以傲视这个世界。

农村缺钱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产业发展的低水平陷阱。因为没有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农村的生产资料除了土地是上帝给的,劳动力是爹妈愉快劳动创造的,剩下的就靠劳动者自己的勤劳了:养一头牛,制一张犁,留一些稻种,铲一些草皮,再加上猪栏牛栏里的农家肥,一年的收成基本上就视这些要素的组合加上老天爷的脸色而定了。年复一年,农村人就依靠着这样的产业发展维系着简单的生活。如果哪天老天爷不高兴了,来一阵风,下一阵雨,农民一年的收成就会泡汤,所以,农业一直被认为是“弱质产业”,人们只要有了一丁点办法,就会选择离农而去。

不过,人们的观念也会变化的,记得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县里引进杂交水稻,我们村里也响应号召尝试了杂交水稻的神奇:插秧的时候只需每一兜给上1-2株秧苗即可,这与以往的一兜禾苗要给8-10差别太大了,到收割的时候,这杂交水稻通过蘖生,比传统的水稻更粗硕,产量自然也要高出许多,人们突然觉得,原来农业也是需要投入的。再后来的事情,就发生了许多的变化:犁地使用旋耕机,育秧用上了塑料薄膜,插秧改成了抛秧甚至直播,收割有了收割机,农业越来越有了现代化的派头。不过,如果要问那个时期的农民为什么舍得在农业上投入,答案会有些出乎你的意料:那是因为现代化的技术可以让农民更容易从土地上挣脱出来,到城里的非农产业赚得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说, 农业这种现代化的结果,不是给人们带来农业收入的增长,而恰恰相反,是让人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源源不断地走向城市工商业,在那里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收入,一方面弥补了农业投入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农民从来没有指望通过农业本身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源,因为在他们的经验中,土地这个财富之母,生出金蛋的能力实在是有限的!

那个时期的农民面对着土地的低收益,并没有抛弃它,而是想尽千方百计维系着它的生产功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有着严格的不允许土地抛荒的禁令;另一方面,农民不知道城里的营生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还指望着土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农民的这两方面考量是十分有道理的,所以在国家允许进行土地流转和鼓励农民户口进城的今天,我们发现,政策的效果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面对这种情形,不少人又开始批评农民思维僵化不思进取了,并极力鼓吹工商资本下乡,认为这样才可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并最终成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路径。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也在“三农”领域做研究20多年,常常奔走于农村,每次听到这样的号角声,总在庆幸我们的农民并不那么傻,我佩服他们对自己前途超乎一般的理性,这才让我稍稍放心。 为什么要谨慎对待“工商资本下乡”呢?我讲三点理由:

一是工商资本是逐利的,不会顾及国家的饭碗。 中国虽为农业大国,但人均土地面积极其有限,但又要保证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这就必须要确保土地的粮食生产用途,也就是中央政府说的“耕地红线”。工商资本指的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产业资本”。在开始的时候产业资本中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在一起的,资本家手中的资本要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来不断为自己赚取利润,只是后来商品资本独立出来,形成了“商业资本”。不管是生产资本还是商业资本,目的都是为了逐利。起初这些资本主要聚集在城市,是因为城市工商业里蕴藏着丰厚的利润回报,所以那个时期很少有工商资本说主动下乡的,因为他们知道农村没啥赚头。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里的工商业行业逃脱不了马克思说的“利润率趋向下降” 的规律。本来,在中国城乡经济二元体制下,工商资本的这种“利润率下降”不会波及到农村的,现在由于城乡要素流动的闸门被打开,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城市工商资本就瞄准了农村,当然主要是看上农村廉价的土地资源。在传统农业仍然难以获得满意利润的情况下,有多少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是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呢?巧立名目骗取国家农业补贴、通过各种花招变更土地用途倒是随处可见。前些天看了两个材料,一个说的是我们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村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后抛荒骗取国家补贴;一个是江苏某地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变相搞别墅等房地产开发,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全国都有发生,因为这是资本的本性。然而,如果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不能维持农村土地的农业生产用途让土地产出效率提高,我们的饭碗就成了问题,这是必须注意的。

二是工商资本是逐利的,不会顾及农民的饭碗。 工商资本下乡最喜欢的就是农村的土地,倒不是因为它能够长出庄稼,是它能生出金蛋!可是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命根子,拿走农民的土地就等于拿走他们的命根子,要不然我们当初的革命为啥一提“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就热情高涨呢。工商资本喜欢土地,农民不能没有土地,这就是矛盾。那些鼓吹工商资本下乡的人设计好了他们的说辞: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可以得到流转费用(租金),土地转让后自己不用种地,去城里打工可以赚取工资性收入,还可以到工商资本的企业上班获取收入,饭碗会比农民自己种地时满得多!果真如此吗?如果工商资本下乡是为了骗国家补贴的,就根本不会有工作机会提供(这种情况其实不少),如果工商资本下乡是为了干事业赚钱,拿来的土地不会从事农业(现实中最喜欢的是房地产开发)。即便从事的是农业,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要想多赚钱就得提高技术水平,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就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就会减少对劳动力的使用,城市工商业不都是这样吗?要不工商资本下乡来干啥呢?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民获取工作的机会保障越来越困难,更不要说农民本身还存在一个知识水平与结构的限制了。有多少工商资本下乡之后能够按照合约持续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呢?让农民进城打工获取收入说起来很好听,但城市门槛的不断提高连工商资本自己都在城里呆不住,更何况农民工?土地流转租金收入说起来也是一个馅饼,其实更像是陷阱,一亩地的租金能够维持什么?有人说比农民自己种地能够得到的纯收入要高,但这样的说法忘记了土地的保障功能。比如,农民种一亩地收1000斤粮食,纯收入可能不足300元,如果你给他300元一亩的租金然后让他去打工,表面看起来他不干活就得到比他干一年活更多的纯收入,但是,如果这个农民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种地得这1000斤粮食会让他衣食无忧,但转出土地得到300元的土地租金就会让他饿死,更不用说由于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生活成本所带来的推高作用了。所以,农民的饭碗得自己端着才是放心的。

三是工商资本的逐利性,不会顾及农民的权力。 按理说,我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拥有承包权经营权。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如果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进行维护,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农民由于受到文化教育水平及他们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知识缺乏的限制,与工商资本之间的谈判存在严重的地位不对等:首先表现在双方信息不对称。工商资本掌握的市场信息要比农户全面得多,在农民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比如在某地农村(真有其事),工商资本流转乡民的土地,价格是山地一亩120元,田地一亩560元,且租期一定就是30年,却不告诉村民这个村附近很快就要修公路变成交通发达的村庄,结果在土地流转出去不久公路就开始修通,土地征用的价格每亩达到五六万元!其次表现为地位不平等。工商资本下乡面对的是无数零散的农户,农户的特征就像马克思描述法国的农民那样“像一袋马铃薯”,因此,在工商资本与每一个农户分别签约时,就相当于一头大象与一只蚂蚁的关系。如果大象不满意了,随时毁约个体农户拿他没办法,如果大象满意了,租期继续,农民拿到那微薄的租金,土地生的金蛋与农民无关,甚至连进入工商资本的企业里去谋一份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怪有人说“土地流转可以助农致富是资本的谎言”!再次表现为官商合谋。按理说,农户虽为个体,但仍有村集体在,农村土地是村集体所有,村集体应该成为村民的代言人去维护村民的利益。但在现实中,逐利的工商资本知道如何瓦解这个集体,最简洁的办法就是与干部合谋。在许多农村,干部从农户中得到的权力反过来成为扼制农户的铁腕,而与工商资本一道干着欺凌百姓的勾当。现在中央正在惩治乡村干部腐败问题,从侧面说明这一现象不是空穴来风。

由此观之,对工商资本下乡需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当然,谨慎归谨慎,不能拒绝工商资本下乡,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要素流动是提高要素效率的前提,只是说,工商资本下乡要的如果是土地,由于农村土地的特殊性,需要有所规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失灵时需要政府来矫正”,当然政府的矫正不能超越边界。我认为工商资本下乡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前提:

一是工商资本下乡不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的手上,这个观念必须牢牢树立。因此,如果工商资本下乡盯上的是农村廉价的土地资源,想通过改变农村土地资源的农用性质来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那是必须严加控制的。如果工商资本下乡能够给农村带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竞争力,提高粮食安全水平,那是应该持欢迎态度的。

二是工商资本下乡必须顾及农民的退路。 现在工商资本下乡,往往声称是为了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率,即便这是真的,也不能随意就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许多地方出现的“土地被流转”、“农民被上楼”都打着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实现城市化的幌子。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 “究竟是工业化了农民才能离开土地,还是农民离开土地才能实现工业化”?我们以前习惯于通过政府的力量以扭曲土地价格招商引资的方式来推进地方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在造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地位上功不可没,但也付出了乡村凋零,农民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代价。在今天,进城农民的孩子至多只能够上“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进城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进城农民生病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医疗服务的时候,我们仅仅告诉农民,土地流转之后可以进城去打工,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鼓励工商资本下乡要与当地的工业化水平相适应,如果当地的工业化水平能够让农民流转土地之后并无后顾之忧,以农民的理性,是不会拒绝的。因此从这点上看,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是工商资本能否顺利下乡的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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