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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女孩自述:我将这样死去

南都周刊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5-10 22:16

正文



大家都说,你真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儿,我其实不爱听。没有人愿意选择苦难,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也不愿意经历这么多的痛苦。

 口述◈不湿鞋 文◈孙嫣然 


我叫不湿鞋,取名不湿鞋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脚碰不到地面,所以下雨下雪也不会打湿鞋子。

2016年7月,我被诊断患有未分化性星状细胞瘤,是一种WHO三级恶性脑部肿瘤(一共四级),发病率极低,发病原因未知,目前发病的位置是脊椎,但是复发时会扩散到脑部。医生说这个病的平均寿命是4年,也有一些文献说年轻女性的五年存活率相对高一点,但三年后这个优势并不明显。

我在丹麦念硕士,去年临近毕业时查出癌症,现在一边治疗一边写毕业论文。学了这么久,付出这么多努力,就差一个论文了,我想把它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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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上肿瘤,身体撕开一道口子


2016年5月底,我开始有一些轻微的症状,腿麻、背疼,我以为是健身太厉害了伤到了。后来发现不对劲了,我上楼梯开始费劲,一个20多岁的人,上楼梯的时候要想着,好,接下来我要抬哪只腿……

我找了医生,做了很多身体反射检查,医生说:我们现在比较肯定你的身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于是,当天我就开始住院了。

头一个月里我做了各种检查,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下半身无法活动,到了6月底,做了核磁共振,他们发现我背上有个挺长的阴影。

接着,我做了活体检查,就是取样化验,全麻,背上开了一道接近20cm的口子,一周后知道了那个阴影是肿瘤。紧接着,我又做了一次肿瘤移除手术,相当于我一个月连着做了两场手术。移除肿瘤的时候,那道20cm的口子又被打开,移除完了再缝上。

只有一道口子,好事。当时我想着做完手术纹个身把伤口盖上,如果是两道口子,我大概只能纹个火车轨道了(笑)。

手术后,我完全失去了下半身功能,瘫痪了。不过这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不做手术,肿瘤也会压迫神经,最终造成功能丧失。

8月出院后,我去了康复中心。康复中心是针对病人身体功能性损伤的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对于我脊椎这种情况来说,术后的康复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人的身体有一定修复功能,这取决于受伤部位和个人的身体修复功能,运气好的,能在康复训练后恢复90%。

我住在那里,每天做康复训练,希望能恢复一部分身体功能。但是由于我的肿瘤特别长、特别大,切除的同时也拿走了一大块中枢神经。我的医生告诉我,我在康复中心恢复功能的几率极小,基本是没有,不要抱希望。

很长时间,我在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我想要站起来,我要重新走路。这个消息对我的打击绝对是巨大的。但我同样感激他们的诚实,没有希望,才没有失望。

即便如此,我还是在那里待了三四个月,除了康复训练以外,他们也会教如何使用轮椅,如何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完成日常生活。学会了以后,至少我能照顾自己,能独立。

康复训练很辛苦,明明腿纹丝不动,可是我还得努力去想怎么抬腿。我和那里的病人都认识了,训练的时候我们互相鼓励才能坚持下去。不出所料,我没有恢复太多,但是我学会了怎么在轮椅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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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从此打开hard模式


在轮椅上,每件事都变得很难。

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我有次想让他们体会下半身不能动的感觉。我妈说,她想都想不出来。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做很多事就是条件反射,根本不会去思考没有这个反射是怎么样的。我让她想象摔倒了,下半身不能动,但是必须要爬上床坐着休息。很难想象,这就是我结结实实要面对的日常。

现在住的公寓,算上厨房和洗手间才20多平。适合轮椅的公寓也有,但是数量很少,供不应求,我一直没有找到。但是如果我不住这里,就会被送去养老院。我不想被送去养老院,那样的话我在康复中心辛辛苦苦学习的技能就白费了。

我选择回来住,就是选择了hard模式。从前最习以为常的每一件事,现在都变得尤其艰难。

我以前会花很多时间在厨房。我喜欢做饭,饮食结构很健康,喜欢烘焙,梦想是开一间面包店。有时候心情来了还会学做一些好玩的菜,朋友们很喜欢吃我做的东西。做饭对我来说是很减压的一件事。论文要交啦,我就去做做面包——也不算拖延啦,压力太大嘛。但是现在,做饭和烘焙我都做不了了。吃饭也变得不规律了,有时候随便吃一点,有时候不吃。

与此同时,我和他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有一些生病之前认识的朋友,生病之后突然消失了。有一些朋友只是点头之交,甚至称不上是朋友,生病之后我们关系却变得特别好。

他们经常说,你需要帮忙吗,我来看看你吧,我带你出去走走吧。我们突然变得很亲近,能够彼此信任。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很少向人求助,但是知道自己能够跟他们说「我需要你」的感觉,其实特别美好。 

前段时间,我和一个朋友去意大利玩了三天,去了比萨和佛罗伦萨。那个朋友现在在德国念书,为了这趟旅行专门来丹麦找我。

在轮椅上旅行真的困难重重,我时常会感到沮丧。我在轮椅上,这么麻烦,这么难。但是她能理解我,她知道我在责备自己,觉得自己是负担,她就会说,没事,有困难我们一起去解决。整个旅程虽然充满了问题,但是玩下来我觉得很开心。

像丹麦这种北欧国家,大家一般都不会跟你搭讪的,顶多四目相对的时候微笑一下。可是我坐着轮椅走在街上,就会有陌生人跟我聊天,你好吗?你需要帮忙吗?有一次,有个小哥见到我以后说,你等一下,然后飞奔跑去街边的店里,把一束花塞我手里,说 祝你今天愉快。

我在康复中心的城市时,有个爸爸抱着小宝宝散步,小宝宝手里有一只花,爸爸抱着宝宝走过来,让他把花给我。

莫名其妙,但是觉得好暖。



▲ 我在观看一个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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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死,我怕疼


去年12月,我觉得自己考虑成熟了,就向瑞士某机构提出了安乐死的申请。这个项目流程非常严谨,我需要填写和翻译大量文件。他们甚至需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我要写一个life report,就像这样的一篇自述。这都是为了确保申请是经过了理性思考的,而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我计划在癌症复发的时候去做。复发后,会恶化得很快,马上就会到脑部。那时候,我就可能不再是我了。我Google过脑癌患者临终,这么死太残忍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恐怖。我不想这样。

之前,我接受了丹麦的一个英语采访,对于我安乐死的抉择,很多人开始评判我,「怎么能抛下父母?」 

当你不是我的时候,你说的话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要轻易评判别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诊断结果刚出来的时候,医生误诊成脊髓炎,说还是有1/3的治愈率的。我想着那就拼一拼,如果能恢复到健康就什么都不说,当做这件事没有发生。

但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恶化的越来越快,坏消息接踵而来,一个比一个糟糕,一直都是坏消息,我觉得不会再有好消息了,这时候才决定告诉我妈。

我是独女,这件事对她肯定是震撼性的打击。但她就是在电话里说,好好治病,不要想什么存活率。一开始我们没有告诉我爸,不想让他太操心。他们去年来丹麦陪我住了几个月,现在回国上班了。

而对于安乐死,我只跟父母交流过一次这件事,他们的态度很传统,让我积极治疗。我理解他们,但是最终的选择上,我相信他们会尊重我。

我在给瑞士的安乐死机构的邮件里写道:我不害怕死亡,我怕的是疼痛和折磨。

癌症的疼痛是从我腰部感觉不到的地方开始的。非常奇怪的是,我明明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感官,但偏偏还能感觉到疼。不是真的疼,是中枢神经在捣乱,给大脑发送信号。

在0到10的量级中,5级是影响睡眠但尚可忍受,10级是剧烈疼痛到不由自主地哭泣。我的癌痛是在5-10之间。我每天都要吃大量不同的止痛药,但是这些药片能做的也只是把我的疼痛降低到5级左右,让我忍受着疼痛完成日常生活。有时候,疼痛还是不管不顾地发生,我只好什么都不做了,躺在床上休息。

极度的痛苦中,人的求生意志是会被磨灭的。身体很痛的时候,我会开始考虑死亡也许是一种解脱。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每天都这么痛,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要靠人照顾,吃很多药,吃不下饭,生命被无意义地延长。有时候我会想,第二天如果醒不来了,说不定是好事情。

放疗是另一种疼痛。想象地震中十层楼倒了下来,压在你身上,这就是放疗的疼痛 。

化疗是一年为一个疗程,每个月一次,一次一周。为了检测癌症有没有复发,我必须经常去医院抽血检查。上次去医院,我让护士查一下我抽了多少次血了。她打开电脑里我的抽血的记录,鼠标根本滚不到头,护士说我数不过来,我说好吧,我大概知道了。

有次我连续被抽了38管血!我当时还没醒呢,护士就来了。他们来抽血一般会跟病人聊聊天,你学什么的,从哪里来,喜欢丹麦吗,就这些。那次我们聊了好长时间,后来我们甚至聊到了她的小学。抽完血我晕了好久,那次抽了估计有500多毫升。

核磁共振本身没什么,就是躺在一个噪音特别大的机器里让它扫你,噪音真的特别大声,跟建筑工地似的——有人告诉我,在里面待一分钟都是折磨——但我实在做了太多次了,我在里面能睡着。

令人崩溃的是打造影,我因为血管不好找总是被扎很多次,有时候扎进去打完以后才发现打错地方了。我手臂经常淤青半个月下不去。我说找不到血管就给我找个麻醉师过来,结果麻醉师也他妈找不到。扎了三针没找到,我顿时就哭了,因为再不哭他们要无休止扎下去了。他们这才拿出了超声波仪器,就是用来找血管的。

最受罪的还是脊髓穿刺,太疼了,一根针打进脊柱里提取脑脊液。有一次,我朋友看着我做,我拽着她的手,她也死死拽着我的手,她看着我觉得疼,而我是真疼。

该哭的时候一次都没有落下。我一点也不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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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努力地,让自己不要走上那条路


我这个病的平均寿命,只有4年。

在去医生办公室之前,护士告诉我:不要问那些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她怕我去问,我会怎么死,我能活多久,她怕我问了以后受到打击。

可是我一定要问啊,我要做好准备。医生告诉我以后,我跟好朋友抱头痛哭,完全没想过竟然这么严重。我才24岁啊!不到30岁我就会死。

关于死亡,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想一下这件事,但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思考死亡。年轻的时候,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但也不会放在心上,想着,怎么也得等个五六十年吧。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意外死或者老死,没想过自己会生病。

我找了很多关于这个病的文献和研究报告,当时就把自己吓得不行了。大部分说这个病存活率非常低,还有的报告里写道:「很多人在我们研究进行中就已经死了」。看完之后,我觉得自己都活不过2016年了。

悲观消极的情绪是个死胡同。20多岁人,得了绝症,马上要死掉了,还得面对身体的残疾,如果再用情绪折磨自己,这些事加起来够你哭一辈子了,可以每天一醒来就开始哭,哭一天。

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做一些事情,告诉自己,就算再伤心难过生气,情绪都总会过去的。

我会浇花。我养了好多花花草草,有马蹄莲、兰花,朋友送的一盆精心摆好的各种花,一些多肉,一些绿叶子植物,罗勒,仙人掌,竹子,绿萝,还有黄水仙。一共十五盆花,浇一次得半小时,我每次都费老半天劲把顶上的花拿下来,浇完了再小心翼翼放回去。

我会给他们取名字,有一个时期的植物都是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浇花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话,今天你要开心点,昨天掉叶子了,今天不许再掉了!



▲ 我养的花


刚从康复中心出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实际生活问题都得自己解决。我以前有室友,有自己的屋子和卫生间,但是那个房子没有电梯,我不能再住了。

当时因为没地方储存,我把从前的家具都卖了,一切从零开始。一个星期里,我安排得满满当当,忍受着身体的痛,治疗的痛,还有巨大的心理压力。那时候我经常坐在阳台上,嚎啕大哭,哭到楼下的人往上看。

我想我当时是有临床抑郁的,也就是因为重大疾病导致的抑郁。当我知道抑郁的出现是正常的,我就没有苛求自己。我知道负面情绪一定会来,让我痛苦,也知道它们总会过去。生活就是这样,我只有不断找方法让自己不要活在痛苦消极和眼泪里。

朋友圈的我懂事又开朗,那并不是真的我。是我把自己生活很多难事过滤掉以后,选择呈现出来的一小部分。我挑甜的给你,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哭。

我还是有很多大部分人都无法想象的痛,很多活不下去的时刻。

大家都说,你真是个很坚强的女孩儿,我其实不爱听。没有人愿意选择苦难,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也不愿意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我宁愿自己是一个弱比啊,躲角落天天哭啊,或者无忧无虑生活一辈子。所谓坚强,不过是我在学习接受和面对痛苦。

我一直是一个勇敢的人,以前还没有现在这么勇敢。死没什么好怕的,我很高兴自己来过,做了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这些都是我的经历。

万一有来生,那就再来一次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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