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国民党体制内外对常德会战中余程万及57师,均持高度赞赏态度,舆论界亦好评如潮。12月3日孔祥熙在全国慰劳总会上称,“我57师余程万师长,率领全体官兵,于敌人四面围攻之中,血战十余昼夜,而常德依旧屹立,在此苏境德军节节败退之境,及中太平洋美军积极进展,中国战场的胜利,不但予中国人民以无限的兴奋,亦为盟国人士所关切”。陈诚称余程万所率部队“喋血会战,勇迈无前”“守城之战,其壮烈无以逾此”。“蝴蝶鸳鸯派”的张恨水,以57师的英勇事迹为素材,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军事小说——《虎贲万岁》,其中盛赞道:“……感谢这虎贲八千只老虎。他们以血肉生命,替常德写了一页万年光荣的历史”,一再欢呼:“虎贲万岁,虎贲万岁!”
然而,蒋介石对常德会战一直“忧虑”“忐忑”“惭惧”。《开罗宣言》公布后,中国地位骤然提升,蒋并未因此飘飘然,“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之空前之胜利,寸衷惟有忧惧而已。”蒋介石的“忧惧”,来源于对自身战力不足的准确认知。在盟军不断获得反法西斯胜利之际,中国军队携数量优势,在常德会战未能围歼日军,战略意图未能达成,心忧未来作战之前景。蒋忧虑的是,若中国军队不能显示坚定的牺牲精神,显示强大的作战能力,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蒋介石反省自己存在指挥责任。会战到来之际,蒋以鄂西会战经验悠然应对,其后不得不改变战略,颇所被动,守城57师竟至全军覆灭,师长弃城,其他各军多受重创,最后竟孤注一掷,调动常德周边各军全力以赴夺回断瓦残垣的空城常德。蒋承认自己存在“方略部署与指挥遂纷乱无绪”,“妙算不精,指挥不当,徒遭无谓之牺牲,忧惶莫名。”
但蒋介石对余程万则不可饶恕。如前所述,余程万守卫常德,获罗斯福等赞赏,使蒋在开罗会议颇有几分得意。蒋从开罗归国后,要求余坚守常德城。当常德战况紧急时,11月28日,蒋电令:“常德如失陷应由第10军(方先觉)、第74军(王耀武)负完全责任!”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亦发出电令:“兹限第10军30日晨确实攻克德山,以解常德之围。如违误,常德失陷,应归该军负责!”此电表明,即使常德沦陷,其责也不在余程万。
1943年11月19日,第七十四军参谋长孟广珍报告战况致军令部次长刘斐电
1943年11月28日,第十集团军参谋长毛景彪报告常德周边战况致军令部电。
随着作战方略的转移,蒋介石希望以常德吸引敌方主力而聚歼之。与消灭敌军之数量计,蒋更看重将士们能否遵令顽强死守。11月29日,余程万电蒋及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第57师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余悲壮地表示,“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蒋介石收到此电,备受感染,电令孙连仲,令79军以两个团于明日下午4时前,进入常德城,限第10军于明日拂晓前攻击常德东南之敌,并令第63师以六个连星夜驰入常德城解救第57师。薛岳也急忙电李玉堂与方先觉,“我军驰援常德,生不能救,死不能雪耻,将何以对先烈”。蒋在12月2日鼓励余程万,“一切粮弹之接济与兵力之增援,皆由本委员长直接主持,勿再有所顾虑……”“以后不必再发乞援之电,以此时只有安心杀敌之一道也。”同日,蒋电孙连仲、薛岳,明确警告称:“希即严令参加常德各增援部队之军长师长等,如不能遵令如期挺进常德城与我守城余师长直接联络,夹击敌寇,则以违令避战论罪,万一常德因此失陷,必将各该军师长以军法从事……”可见,蒋介石希望中国各路军队同心协力,使常德城真正成为苏联的斯大林格勒。
当蒋介石得悉常德城破,57师实施巷战且已持续三日,“私心欣慰无已”。但当12月3日惊闻余程万“不奉命而擅自放弃常德”突围且“不知下落”,怒斥道:“一月以来将士英勇牺牲,皆为其偷生之一念而反荣为辱”。蒋认为余程万明知方先觉援兵已逼近常德,且敌军几成强弩之末,可余程万“竟以一念之生,置国家军誉职责于不顾”,“岂不可杀?应即宣布其死刑,以振纪纲。”蒋后悔不该由余程万镇守常德城,认为余有失军人牺牲精神,“余之为人,素知其胆怯无能。其状貌短小,不言而知其为非可托以大事者”。不料余程万竟能固守孤城多日,实属蒋之意料之外,“自思往日观人之方多以貌取为不当也”。
4日,蒋介石得知余程万并未落入敌手,已经脱险,怒气仍未消。命令薛岳即日将其押解重庆,接受审判。薛岳等将领深知余程万弃城突围实属无奈,并未如令遣余回渝,还默许他领援兵反攻入城。12月7日,蒋介石以更为严厉的措辞致电薛岳,“希即将第57师师长余程万及其同时潜逃之副师长、参谋长等负责人员一并派专[员]解送来渝候审勿误,速复。”蒋对余程万弃城“潜逃”之憎恶、痛恨与追责,溢于言表。
守土有功的余程万被惩处,诸多论者认为蒋问责不当。余血战突围,实则无可厚非。然而,旁人欣赏余的“守城之功”,蒋却更憎恨其违令退却,未遵令死守常德,缺乏为国捐躯的作战精神。王耀武的74军是抗战期间的“王牌部队”,57师作为王牌部队之一,应为战时各军典范。会战中蒋介石历次电示余程万须与常德“共存亡”,若无牺牲精神,何能拒敌与歼敌?而且,蒋多次电令其他将领率军支援,余程万且已知援军将至,却还率部突围。蒋此前总结鄂西会战时即严厉指出:“我军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挨日退却’”“一个阵地只要支持了一二天之后,即已尽了职责,就可以随便退却下来”,将帅如果抱有这种心态,“根本不配作一个军人”。蒋介石强调:“即令战斗到了万分艰苦危急时,要退却,亦必要奉到上级命令,始能后退。否则,便是违犯战斗军纪,便是擅自退却,这样,就是后来侥幸打了胜仗,还是不能恕他的罪恶。”统帅部对于作战精神早已反复强调,且余程万要求士兵殊死杀敌,“不成功,则成仁”,身为主帅,却违令退却,弃城突围,有辱“虎贲”之名。
蒋介石问责余程万,还希望起到敲山震虎、以儆效尤之效果。蒋介石深知国民党军队存在着“军队空虚,官兵不学,指挥无方,军政萎靡腐败,难期振作,殊为前途悲痛”。他希望通过惩处余程万,敲打其他高级将领。
对于常德会战,中国以严密的战略计划,4万之众的伤亡,3位师长的牺牲,一月余的苦战,却未能聚歼进犯日军。1944年2月10日至14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对常德会战进行系统讲评。他坦率谈道:
“前年长沙战役,去年夏初[鄂]西战役,以及最近的常德战役,盟邦人士表面上赞许我们,说我们军队勇敢善战;其实人家愈赞许,我们愈觉惭愧!因为敌人只用三个师来攻击我们,而我们要以三十个师来抵抗;如此,敌人是以少击众,虽然失败,不为耻辱,我们是以众御寡,就是得了胜利,反觉羞愧。”
在14日的闭幕式上,蒋介石认为74军成绩最优,余程万(74军师长)其罪不可赦;第10军增援得力,但军风纪不佳;44军(王缵绪)作战有过,军风纪不好,但因政治关系,亦未多加责备,仅嘱其反省。看来,蒋介石对诸多将领,即令有心问责,恐怕做不到,不得不对有大功而小过的余程万,大张旗鼓地憎恨,更以“死刑”威慑,期待那些战功不如余的将领们于心凛然。由于孙连仲、王耀武等将领及常德名士纷纷为余程万求情、作保,余最终才免一死,被判处两年徒刑,最后被囚四个月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