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蒋介石仍在病中，“寒热未退，不能起床”，身体还没有痊愈。
当天晚上有一个令他
“心为之大慰”
的消息，即德国大使陶德曼转来了日本方面最新的“和谈条件”。蒋介石感到欣慰，并非因为条件宽和，恰恰是相反，日本的条件“苛刻至此”，足以让一切“主和”的国人断了念想。蒋介石认为，从此，关于战与和，我国
“内部亦不致纠纷”
，他从而心感安慰，
“决置之不理”
。
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中、日间调停人，至少三次向蒋介石传达日本的条件。11月4日转达的是日方的“七项和平条件”。12月2日，陶德曼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日方的条件基本上未变，当时日本在军事上处于比一个月前明显的优势，但所列条件并未升级，因此，国民党上层军政官员多愿意以此为条件来谈判，蒋虽不悦，但未拒绝陶行曼的调停行动。
但是，当日军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占领上海、南京后，其野心膨涨，自然不再满足于之前的条件。日方明确对以前的条件表示出质疑：“能否仍以十一月间所提出之原则为谈判之根据，殊属疑问。”果不其然，12月下旬，日本通过陶德曼转来的“和谈条件”已换了副模样，咄咄逼人，更进一步。蒋记下了日本的基本条件：
一、中政府放弃亲共抗倭反满政策，须与倭满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与倭满成立经济合作；四、相当赔款。此外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我派员费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
这根本就不是“和平谈判”的条件，而差不多是一个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最后通牒。
12月27日上午，国防最高会议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日方所提条件，由汪精卫主持。会上，多数人觉得日本条件虽苛，但中国军事上无力支撑，仍主张议和，会上还有人对蒋介石迟迟不决定“和谈”进行指责。
当天，蒋虽寒热已退，但精神仍不济，只能卧而会客，未参加会议。但他记下了会议的场景并有所感慨：
国防会议讨论敌人所提条件，多主议和，于右任等且评余为优柔而非英明。此种糊涂评论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者，今皆变为投石下井矣。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蒋接着记，他在病床上与张群
“谈和战与存亡，及个人生死以国家之利害问题”
。据此推测，会中情形是张群告诉他的。日记中直接点名于右任等主和，痛骂其为
“趋炎附势”
与
“落井下石”
的
“老糊涂”
。
28日，蒋介石会见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后者汇报昨天会议情形，决定对日和战的问题，由蒋、汪、孔三人做最终的决定。蒋介石坦白地说了他原则与底线：
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于敌手，则敌所凭藉，我国随时可以有恢上复主权之机也。乃即决定不理敌之条件。
最后决定，当日公开发表对日主张，声明拒绝日本的“和谈条件”。
调停如劝架，争执双方又似在做买卖，是否和解的前提无非是得势一方提出的价码高低，和劣势一方可妥协的弹性程度。无论试探、商量或者让步终归只是方法、手段，本质上决定成交的还是原则和底线。蒋认为日方条件苛刻至极，有违其底线。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大有人在，蒋认为他们多是“文人”、“老朽”、“糊涂元老”，“投机取巧者”，毫无革命精神。观察蒋日记所载，似乎有一种不可挑战的“投降观”支撑着他：
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
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
宁交友被负，毋降敌招亡
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
从这些豪言壮语中可以看出，蒋认为特殊时期的“和谈”，接受敌方过分的条件，与投降无异。从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来看，投降意味着民族必将受辱签订各种条约，只会
“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
。而蒋是国家的主政者，所有投降与民族屈辱的责任，历史的骂名，均要他来承担，所以，蒋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