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案：昨天与非发来了他刚完成怼陈纯兄的文章。与非和我是同乡，现在美国读哲学博士。我经常在群里看到他为刘仲敬辩护的矫健身影，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几万字的长文为刘仲敬辩护。所以与非之于刘仲敬犹如理查德·道金斯之于达尔文。而陈纯兄，这几年已经暴得大名，某种程度上，他也算是“学术恐怖袭击”的先行者，相信大家对《施派的逼格》、《政治哲人甘阳》一文不会陌生，对于陈纯兄，我只能算是望尘者。我俩私下交流时，也是彼此相互鼓励，决心将这个“学术恐怖袭击”的事业坚持下去。
我大致看了一下与非的这篇大作，标题的灵感应该取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的自传《别逗了，费曼先生》，虽然这标题看似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其实内容上还是在一个学术语境中的批评，而且就具体批评对象而言，更多的是着眼于甘阳和姚中秋。
虽然我和与非都属于保守主义，而陈纯兄属于左翼自由主义，政治光谱差异很大，但是这仅仅是纯粹的学理语境，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我们又显而易见的属于同道中人，所以，顾虑到和陈纯兄的关系，我就私下和陈纯兄做了沟通，陈纯兄表示乐于见到学术讨论、批评——友直友谅友多闻。
至于本文封面，第一，我不想让本文过于严肃化。第二，我前几天在微博上见到这个妙龄女子，一时惊为天人，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与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然，我只是被她化妆，P图后的颜值建构所震惊了，不代表我对她卸妆后的样子也如痴如醉。
2016年的陈纯在《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没落》中，把“自由保守主义”归入甘阳（早期）和姚中秋名下。当时看来，这个定义在内涵上过泛，因为它实际上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反思激进革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潮，统统归入了这样一个“自由保守主义”范畴，另一方面，它在外延上却过窄，因为它居然以甘阳（早期）和姚中秋为代表。然而众所周知，甘阳后来成为东方的“两施”鼓吹者，姚中秋成为儒教官僚政治的辩护者，他们的“保守主义方案”无论被叫做什么名称，说它们“没落”了，那也就无人深究这些标签到底合适不合适。
然而，问题在于，陈纯或许认为，他借此已经真正地找到了中国保守主义的脉络。于是他在理解以赛亚•伯林时引入了这个说法，称为“中国伯林学——一部被自由保守主义挟持的历史”。仔细分辨，其中所谓“自由保守主义”，无非是改革开放前20年的自由主义叙事，也就是李泽厚、朱学勤利用反思法国激进启蒙和暴力革命而开启的自由主义思潮。于是问题就来了，当他用甘阳和姚中秋为代表来理解中国的保守主义，而这种保守主义的主要成分其实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也就被重构了。或许陈纯只是无意中做了这件事。因为在他自身的学术视野中，2013年的《施派的逼格》仅仅是在表达一种与当时显学的距离感，却并未最终认定属于自己的学术标签。而2014年的一次“左翼自由主义”的学术会议，才让他找到了归属的认同感，从此，“平等的-”或者“左翼的自由主义”成为他自我形容的标签。与保守主义相区分，是他明晰自身立场的一个方式。站在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上，这种保守主义不管是诉诸自由还是诉诸传统，都具有某种一丘之貉式的家族相似性，而甘阳和姚中秋恰恰表明了这种相似性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这两人早期都是自由保守主义者，而后期都演变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陈纯拒不采用明确使用过“保守自由主义”名称的刘军宁作为中国保守主义的代表，而采用了甘阳和姚中秋作为代表，可能还有这样一种便利：让这两人站在左翼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更容易博取人们对于右翼的鄙视和左翼的同情。
左翼自由主义不仅想要区分出保守主义，部分地也想要污名化保守主义。因为保守主义和他们心目中的某几个进步观念，正相反对。当周保松跟人们辩论“穷人因为较少金钱而比富人更少自由”的时候，他的关注点在于自由主义也要讲平等和正义，因而左翼自由主义看起来似乎是吸收了新左派的辩难之后的自由平等主义。而陈纯较少谈到这种平等的吁求，对他而言，毫无松动希望的一元论绝对价值体系以及在这种体系下那种带有儒家背景的家庭伦理价值召唤，是让人最为惊恐的自由之劫难。论证“不婚主义”的权利是这种情况下对自由的最典型的思想切磋和身体摩挲。左翼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后避风港，因为现在，右翼的自由主义者，比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或者东亚的刘仲敬主义者，都重视家庭伦理和共同体的奠基意义。
如果陈纯没有机会进入周保松和钱永祥等人的左翼自由主义圈子，那么他更可能会给自己一个“自由信徒主义”（Libertarianism，又译自由意志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等）的标签。因为自由信徒主义者正是以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自我拥有权”为标准来检验自由和为自由辩护的。然而，诺齐克和罗斯巴德的门徒范围过于狭窄——很明显的理由是，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立场唯有一个普遍的自由共同体的秩序先行确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换句话说，必须“在正常国家”。但现在看来，“自由信徒主义者“尽管可以成为自由主义谱系上最彻底的“清流”，但它要永远维持自己思想上的纯粹性，恐怕并不容易。我们有理由设想，只要自由信徒主义者事实上“承认”自己不是在正常国家，他就可以给自己的理论来个180度的转弯。现在，连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黄皮肤支持者，比如铅笔社的某些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者，试问还有哪一种正常国家下的理论，不可以成为国家主义的附庸？
但毕竟，现在的陈纯自命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就像那些厌恶权力的压迫和希望消灭一切奴役和不平等的人一样，他们的归宿都是左翼。在这里，“左翼”的重要性远大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性。“自由”的含义被首要地归结为“平等”，而不是像古典自由主义时期那样，“平等”要借“自由”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左翼自由主义者成为清一色的希拉里支持者，在理念上共同对抗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另类右翼”的崛起。在今天，美国的右翼和左翼、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争端已经超出了传统范畴，“另类右翼”给了“保守主义”以新的含义和内容，而这恰好使得国内的左翼自由主义在这种右翼的挑战中加强思想的团结。左翼自由主义变成一种可以广泛团结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指的是反对富人压迫的经济平等主义、反对男人压迫的女性主义、反对西方压迫的后殖民主义，反对性别压迫的LGBT主义，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左翼自由主义的团结口号差不多只剩最后一个关卡，就可以喊出：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最后的一道关卡当然是，他们依然是代议民主的信徒，是权利的信徒，是人文的普世价值的信徒。然而，通过历史的淡忘以及原教旨主义的解读，他们实际上可以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是终极的社会解决方案，兼顾自由和平等、权利和结果。
左翼自由主义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社会思潮的重新划分方式：有一种左翼的统一战线和右翼的统一战线，其区别远比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个体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区别都更为重要。这就是在自由主义之上增加“左翼”修饰词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已经不新鲜了，支持平等还是反对平等，才是真正值得辨析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支持平等或者明确反对平等的思潮，都成了可以一股脑儿打包的玩意儿，也就是“右翼”思潮。保守主义，不管是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不够积极的保守主义，还是从传统中走来、支持传统威权的保守主义，都属于右翼思潮。
陈纯不断以“生活叙事+学术叙事”相混融的风格进行的自由主义叙事，因而成为了自由主义重构史的一个不经意的组成部分。陈纯把前辈们的自由主义解读为“自由保守主义”，或许他并非有意，但确实已经污名化了自由主义前辈，李泽厚、朱学勤、徐友渔、许纪霖、秦晖的学术努力作为一种“自由保守主义”，成为甘阳、姚中秋式保守主义的一个前奏部分。按照在甘阳、姚中秋上发现的逻辑，自由保守主义逻辑和事实上必然过渡到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前辈们为文化保守主义作嫁衣裳，惟有他们左翼自由主义才是来自美国先进自由主义的代表，一种讲正义的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揭示或许有所误解，但绝不会比左翼自由主义误解自由主义的前辈更大。回到那个陈纯认为“被自由保守主义者挟持”的伯林，自由主义前辈们在反思“理性启蒙”的过程中将伯林作为同道引入，用“消极自由”对抗“积极自由”，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伯林自己的意思，因为伯林把“积极自由”视为与德国浪漫派紧密关联的国家主义思潮，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错误，那么这应该是伯林本人对于“积极自由”有一种两分法视角下的偏见，为了肯定消极自由就否定了积极自由。而在《刺猬的温顺》中解读伯林的刘小枫，已经不能算自由保守主义者，但他将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以负面形式挖掘了出来，倒也是丰富了伯林的形象。而2015年突然围绕伯林“消极自由”展开的争论，实际上是把“消极自由”误解为犬儒主义，这只是另一番淮桔成枳，跟自由主义内容本身毫不相干。通观下来，并没有一个被自由保守主义挟持的伯林，惟有一个再也让人提不起兴趣的伯林，因为从陈纯的自我反思来看，他认为即便左翼自由主义也难从伯林思想中得到什么。左翼自由主义如果要拓展自己的思路，那么，恰恰是要批判地看待伯林消极自由中所显露出来的“私人领域”，将平等原则作为一种公开的、理性的原则深入到人们的私人领域，也即，用更多的立法来干涉私人领域。
在我看来，左翼自由主义无疑是自由主义自我瓦解的歪路。而像陈纯这样的自由主义“史家”却在为这条歪路沿途种树栽花。他自己或许并没有发现，他的自由信徒主义的倾向从一开始就与平等自由主义关系疏远，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左翼自由主义正在以自由主义平行线的方式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按通常术语，就是国家主义。左翼自由主义通向国家主义这种论断或许言犹过早，但是，陈纯把左派朋友归入统一战线，把右翼自由主义视为“尚可挽救”，则似乎已经昭示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在他们看来，左翼与右翼的区别，已经大于自由主义和其它主义的区别。
这一点令人沮丧，当然最令人沮丧的不是这一点。单纯思想上的左右翼冲突，就像评论海市蜃楼里的馅饼，到底你分多一点还是我分多一点，都是一场空谈。按照秦晖“尺蠖效应”的揭示，“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你以为我们世界中的价值观冲突，已经可以安放在多元价值体系下竞逐——比如左翼和右翼的框架——就先已经错了。我根本不能理解，为何一种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平等自由主义言说，会有大陆的追随者。当然，这种香港和台湾的平等自由主义，从根源上需要追溯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叙述，比如罗尔斯。由此，我们或许可以醒悟，这是对西方学术传统的一个映射。
而我愿意给自己的一个解释是：因为我们太无聊了。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土壤，也没有自己的人民，没有对话者，没有听众，只有干巴巴的书本，以及来自海外的“别人家的孩子”的生活。林达和刘瑜或许是关于别人家孩子的生活的最好的阐述者。实际上只有别人的生活，才是我们最佳的评论舞台。这是平等自由主义者得以在自由主义中细分左翼和右翼的根本契机，如果没有西方生活的舞台，根本就没有理由谈论自由主义偏向自由还是偏向平等，乃至根本没有理由讨论自由主义。当然，与此同时，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也早已把左翼钉上了耻辱柱，“白左”、“圣母”的称号如果不是出于误解，那就是右翼自由主义对于左翼自由主义的跨洋攻击。右翼从未对左翼手软，左翼也从未放过机会以牙还牙。比如说，在反纳粹主义的反思中，就呈现了非常鲜明的左右差异，波普尔将之最终理解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性建构主义，而理查德•沃林则将之理解为反理性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
西方借助政党政治而相爱相杀的左右翼斗争，让东方人看到了“诸神之争”下的明与暗、优与劣。这才有了东亚建立在知识谱系和西方历史上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之缺乏实际生活的土壤，其实跟左翼自由主义一般无二。它们都不是对生活的描述，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政治哲学都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是激进的。东亚的保守主义如果不是激进的，我看不出它有任何保守主义的影子。那种不愿意对生活有所展望的、单纯只是为现实提供让人接受和满意的辩护借口的想法，根本形成不了“主义”，也就不应该被归入保守主义的可能选项中。进一步的，如果保守主义仅仅被归结为“反对革命、主张渐进改良”，或者“反对个性、回归传统”，那么，就前者来说，保守主义失去了实质内容，就后者来说，保守主义应该以复古主义或威权主义之名取而代之。我们可以说，陈纯对于保守主义的总结，将真正的保守主义拒之门外了。有一种真•保守主义，原本是以左翼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涌现的，在西方之生活土壤和学术语境的滋养下诞生，凝结着西方几千年经验的自由主义式的保守主义，却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他没有找到真正的保守主义，却又在以“右翼自由主义”为对象批判着各类保守主义，乃至于，像前面所说的，不小心污名化了自由主义的前辈。
按陈纯的视野，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姚中秋和甘阳这两种假的保守主义，以便为真•保守主义赢得可能的空间。姚中秋的自由儒家宪政论如果足够真诚，那我们就可以看做是一位自由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想者在寻求“保守主义保守什么”的过程中找到的解决方案：必须将自身的传统理解为自由的，保守主义才有了实质内容。然而，姚中秋所犯的认知错误在于，原本只需要通过划分原教旨的封建自由儒家和被官僚政治腐化后的帝国修正主义儒家就能解决的自由问题，被他理解为一个儒家政治的自由主义实证问题。儒家宪政的历史考察当然毫无说服力，但儒家思想的自由因素却可以通过形而上学的论述加以说明，遗憾的是，姚中秋选择了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当然，重要的东西既不在于儒家是否能被历史实证地证明为自由，或者形而上学地证明为自由，而在于，儒家思想是否能为当下生活提供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在汉儒那里以一种推崇大家庭共同体生活（核心价值为“孝”）的方式实现了某种针对于皇权大一统政治的反动复苏。而姚中秋的儒家宪政似乎只是在做一种被论证为自由了的儒家的顶层设计。更糟糕的是，姚中秋的儒家保守主义跟很多其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样，暗示了一条反现代性的道路。那种曾经被理解为千疮百孔的本土历史，在这样一种视角翻转下，瞬间拥有了自由牌坊。而倘若儒家宪政奠基于儒家的自由传统叙事，那么，历史就变得不容置喙，它必须是好的，然后我们才能保守和发扬它。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得归结为以文化统一体为标志的中华性中，自由必然只是个幌子而要被丢弃。
甘阳拥有前所未有的思想多面性，在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个面向中都有他矫健的身影，如有学术铁人三项赛，他可以凭借“通三统”夺魁。思想者往往希望能够把握整体，而不是流于片面，但大多数思想家总是从某种立场出发对世界做整体把握，而不像甘阳那样，先后鼓吹不同的立场，说尽所有立场的好话，让别人无话可说。他后期引入的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确实属于西方保守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一种纯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其根源在于，列奥•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立场本身就不纯正，它只能属于某种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而不是推动西方政治前进的左右翼冲突中的右翼思想。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奠基在以柏拉图的理念为特征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上，这种观点并不能确保自己是保守主义的，因为西方历史上的保守主义并不避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话题，绝对主义有可能是激进革命的源头，而相对主义也有可能是谨慎保守的初始动力。单纯依赖施特劳斯的立场而对历史人物进行的评定，根本还原不了西方正典的原貌，首当其冲的就是尼采。尼采是施特劳斯主义的反面教材，但也可以是正面教材，告诉我们那种绝对主义价值观本身就是虚无主义。
这两种保守主义之所以都是假的，是因为它们都在现代性上栽了跟头。按照甘阳的说法，当今最重要的问题是“古今中西之争”，而古今中西汇聚一道，也就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看似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了，但实际上，只是暂时忘了谈，意识形态的主流会重拾这一争端，思想界也从未停止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有一种隐性的焦灼蕴含在他们的目光中，也就是：现代性是一种危害。姚中秋的儒家宪政主义主张以中式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性，甘阳的施特劳斯主义本身是一种西式反现代性理论，旨在以西方的古代心灵对抗当代相对主义心灵。然而，毫无疑问，把现代性当做问题的，就首先会在现代性面前成为问题。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性，是以时代来命名的生存特征。反对现代性，就如同要把人们从其时代中挖出来，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并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反现代性思想本身被现代所包含。施特劳斯的反现代主义是作为一个现代性内容而出现在西方生存之中的，施特劳斯主义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对手与之抗衡和论争。西方不是在用单跷在走路，而是在用双腿走路。就像他们左右分离的政党冲突和话语斗争，他们的保守主义是与进步主义一起完成经验的累积和思想的革新的。对于一个东方的邯郸学步者来说，单纯引入其中一种思潮而以为走在思想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令人鄙夷的夜郎自大。现代性不可能以单纯的支持和反对而得以解决，因为现代性就是我们的时代性，它就是我们本身。
真正的保守主义就是要着眼于时代性，着眼于“我们本身”。换句话说，如果一种保守主义出现了与时代性的决然错位，那它就不可能是保守主义的，哪怕它表现得再保守。保守主义要与进步主义做对，但不能脱离其时代。如何才能不脱离时代？惟有专注于“我们本身”。换句话说，真•保守主义旨在呼应而不是解决现代性问题，它的关键在于，不要让现代性的各种现成描述干扰和阻挠人们的判断，而是去寻找能对其时代自行做出决断的人们。不是现代性在论断我们，而是由我们去论断现代性。不是由典籍来论断我们，而是由我们来论断典籍。最关键的关键在于，有我们，有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只有保守主义才能进入这样的视角？这是因为，现今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已经越来越迷失于各种依赖于正确推理的意识形态观念，从而丧失了传统自由主义关于自由人的精准定位。保守主义历来难以定义，却恰恰暗合深义：保守主义的根源在于人们要从各种必然律的绑定中挣脱出来，赢得属于自己的自由，哪怕其理由显得蒙昧、迷信、狐疑、野蛮。古典的自由主义者要求从过去的权威和迷信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启蒙；而今天的进步潮流伴随科学的认知已经变得无可置疑，哪怕一小步的停留和踯躅，都会被视作保守和反动，然而保守主义恰恰要将此视为另一种启蒙，它将恢复古典的自由。
寻找“我们自身”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隐秘出发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引爆保守主义运动的第一直接反应，是“身份”认同。宗教普世主义的战争引发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认同，反对蓄奴主义引发了3K党活动，当今的移民危机引发了新一轮的白人“身份运动”。认同高于共识，承认先于底线。在没有共同体的地方，正义无从诉求。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我们”，那么，谈论左右就是一种空洞的过家家游戏，就像我们现在右翼反“白左”、左翼恨“保守”的游戏一样。
寻找“我自身”是个人主义的游戏，而寻找“我们自身”才是保守主义的游戏。作家总是以假想的读者来写作，政治权力也必须以假想的我们为前提。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读者是假想的；当他写作完毕，能够阅读的也必然是他所假想的同一类读者。惟有假想的我们才能激活政治权力，而当政治权力得以确立，假想的我们就成为真实的我们。
真•保守主义如果有什么值得自己骄傲的东西，那就是使野蛮成为褒义词，使文明成为贬义词。野性思维中包含着文明人得以幸存的道理；而文明人则到处发明着摧毁自己的东西。对进步保持不合时宜的警惕和对枷锁保留深思熟虑的敬意，是保守主义的两大精神气质。在想清楚一件事情之前，自由主义会通向个人主义，在想清楚这件事情之后，自由主义会通向保守主义，那就是：如果没有柔性的强制约束，自由就意味着一盘散沙；只有自由演化的秩序，才是通向生命和价值多样性的基础。
狡兔三窟，扫二维码可关注本人另外一个公众号：新保守主义和无英万夜
谨防失联，可扫二维码添加本人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