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深夜，复星国际在香港交易所挂出的一则董事会人员变动公告，搅动了不少人的梦。旋即，复星国际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两封信，更是瞬间引爆舆论焦点。
两位核心高管同时离开，尤其是作为复星创始人之一的梁信军，多年来一直是复星除郭广昌之外最重要的符号性人物，此次突如其来的“辞职”引发了市场极大的关注。
3月29日一早，香港四季酒店，复星董事长郭广昌率一众新董事会成员亮相复星国际业绩发布会。新生代管理层当中，除了郭广昌和汪群斌之外，其余六位均是首次亮相业绩发布会，包括两位执行董事兼联席总裁陈启宇、徐晓亮，分别执掌大健康和大快乐板块，三位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王灿、龚平、康岚，分别负责财务、地产、人力和保险，以及负责旅游文化领域的高级副总裁钱建农。
业绩会后，郭广昌和新任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汪群斌，分别率以上高管，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的专访。
究竟，梁信军、丁国其的离开，对复星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一切尚不得而知。
但梁、丁的突然辞任，与六位新生代高管的整齐亮相，一退一进之间，却可见复星在人才迭代体系上的发力。而这其中，关键词即是复星这两年竭力打造的全球合伙人制。
事实上，“全球合伙人”正是3月29日复星用来“对冲”梁、丁离任冲击的有力武器。
事实上，梁、丁的退出，可能在2016年第一批全球合伙人公布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当时，郭广昌在致全球合伙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不是说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一辈子都能处在企业家状态。有可能他身体不好，或者累了，或者各种原因。”“如果你不在这个状态了，你就得考虑是否退出了。……”
2017年初，郭广昌在给全球合伙人的第二封信中指出，复星要形成多层次的合伙人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是一个官僚体系，按照官级大小一刀切下来，而是要求各层次的合伙人，能够自我驱动，能够自己闭环，利用复星的资源千方百计推进业务，要站在董事长的角度思考问题，要有全球的意识和能力。”
《21世纪》：复星现在打造了一个20多位全球合伙人组成的精英团队，对郭总而言，复星经过25年的发展之后，是时候需要为公司设计一个机制，为未来管理层的代际转换铺路？
郭广昌：
是的，一是我们要形成不同层级的全球合伙人。第二，我们希望每一个重要岗位都要有ABC角，可以相互补位。第三，我们非常注重对80后、85后年轻人的培养，我们要形成层级结构。这几个方面都是复星非常重视的。整体上，我们最重视的一是产业深度、产业投资、产业培养、技术高度，第二就是重视人。没有人一切都是空的。
汪群斌：
随着复星进一步发展，这几年来加强了团队建设，很重要一个举措就是发展合伙人模式，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怎么样让这些合伙人能够发挥好作用，让他们更多地去承担组织更快发展的责任。整体上，每一块领域我们希望有三个左右的核心团队可以成为合伙人，同时形成整个复星的合伙人架构。
徐晓亮：
任何一件事情、一个组织的发展，最终是靠人、靠团队。我们主要关注以下几个点：一个是关注每个个体的意愿，强调自我驱动。第二，在复星这样一个平台发展，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过往经验会遇到瓶颈，因为发展太快了。但是人的潜力很大，怎么把潜力发挥出来？就是学习，每天学习，保持学习的状态。第三，心态。你很有本事，但是你不愿意跟人合作，只能一家独大，这样在我们生态里也是不行的。这几个方面是我们整个组织生生不息非常重要的因素。
郭广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目前复星总共分两次宣布了超过20名全球合伙人，未来将继续保持有进有出的开放式结构，目的就是为了“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21世纪》：说到全球合伙人机制未来有增加或者退出，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进出标准？
郭广昌：
进入角度，一方面要自我驱动，要有企业家精神，在复星承担着比较重要的发展职能。第二，退出会有各种原因，可能是身体原因，也可能是自己兴趣发生转移，比如想把更多的时间跟家庭放在一起，并不是每一个人一直要踢球，踢球踢到一定程度踢不动了，也可以做别的事情。也会有一种情况是跟复星的业绩不符、价值观不符而被淘汰。
汪群斌：
大概念是每个人承担5-10亿年利润。
汪群斌：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有利润、现金流，包括市值。因为做企业嘛，我们还是要有实实在在的目标。当然目标是结果。重要的还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你能不能为社会、为市场、为客户创造一些独特的价值、独特的产品。
我们还有一个理念。现在市场变化太快，要让企业团队的员工处于一种创业状态。这种创业状态就像球场上运动员，要么在场上能够踢球，要么彻底休息。
新任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汪群斌
《21世纪》：就是没有一个模糊边界？大家只能选择要么在场、要么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