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免疫最初被发现于对抗病原体再感染的过程中。例如卡介苗,接种后不仅预防结核病,还能通过重编程造血干细胞,增强对呼吸道病毒(如流感病毒、新冠病毒)的广谱保护。另一个例子是β-葡聚糖,真菌细胞壁成分可训练单核细胞,使其二次接触病原体时大量分泌TNF-α和IL-6,加速病原清除。
这种机制有其特定的优势,第一能够快速响应,与适应性免疫需数周形成记忆不同,训练免疫在数天内即可激活。其次可以提供广谱保护,针对不同病原体(如细菌、病毒、真菌)形成非特异性防御。
然而,过度训练可能导致免疫耐受或炎症风暴。例如,长期暴露于脂多糖(LPS)会诱导巨噬细胞“耐受”,抑制后续免疫反应,增加败血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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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炎症性疾病中,训练免疫常表现为促炎表型的持续激活,引起代谢失衡和表观遗传锁定。例如,胰岛素抵抗通过mTOR通路增强巨噬细胞糖酵解,促使其在脂肪组织中释放IL-6,加剧代谢性炎症;组蛋白修饰使促炎基因长期开放,即使初始刺激消失,炎症仍持续。
这些改变会驱动病理进程:包括动脉粥样硬化,高胆固醇血症训练单核细胞,使其在血管壁中分泌更多IL-1β和TNF-α,促进斑块形成;类风湿性关节炎,自身抗原(如瓜氨酸化蛋白)诱导巨噬细胞表观遗传重编程,持续释放促炎因子,加剧关节破坏;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小胶质细胞的训练免疫导致β-淀粉样蛋白清除能力下降,同时释放过量炎症介质,加速神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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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免疫在癌症中呈现“矛盾角色”:一方面产生抗肿瘤效应,例如β-葡聚糖能够训练中性粒细胞产生ROS,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此外,卡介苗通过激活巨噬细胞的M1表型,增强肿瘤免疫监视,已用于膀胱癌治疗。
而另一方面,训练免疫也有促肿瘤作用:慢性炎症训练巨噬细胞向M2表型极化,分泌IL-10和VEGF,促进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此外,肿瘤微环境中的乳酸和缺氧诱导巨噬细胞糖酵解,促使其分泌IL-1β,加速肿瘤转移。例如,肝癌患者中,HBV感染诱导的免疫耐受状态可能通过训练免疫促进肿瘤免疫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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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训练免疫的“双刃剑”特性,治疗需精准调控:
一方面需要抑制病理性训练免疫:通过表观遗传抑制剂,如组蛋白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可阻断促炎基因的持续激活,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或者通过代谢干预,抑制糖酵解(如2-DG)或甲羟戊酸途径,逆转巨噬细胞的促炎表型。另一方面需要增强保护性训练免疫,如疫苗佐剂:β-葡聚糖与肿瘤疫苗联用,增强抗肿瘤T细胞应答。此外,通过个性化治疗,根据患者炎症状态调整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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