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 地方城市控制：接管与巩固（上）

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2020），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撰有《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等。

新的征服者总是要花几年的时间使中国处于控制之下，共产党也不例外。通常决定性的战役在北方展开，而广州是最后一个被共产党控制的城市。三年的征战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广州直到两周之后才被占领。

“后解放区”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政策宣言通常根据共产党控制时间的长短将地方划分为三类：“老根据地”、“新解放区”和“后解放区”。到1949年，大部分老解放区已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运行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地方的经济问题；到1949年，新解放区已在建立政治控制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而在广州这样的后解放区，任务还刚刚开始。

因为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对这一地区占领时间的长短，并且由于交通通讯设施不完善，因而很难迅速把权力集中于北京。在接管的过程中，整个国家被分为六大行政区，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每个大区都是党的军队组织在接管的过程中建立的，例如，广州是第四野战军建立的中南区的一部分。中南区的所在地位于武汉。在武汉，林彪及其战友开始制订计划由军政向民政过渡。

在新解放区，内战的结果尚未明朗时，政治重建已经开始，当时严密的军事控制是必要的。到广州被占领时，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认为，随着内战的结束，一旦建立起他们的政府，可以放松一下严密的控制。然而，在接管时，广州是彻底的组织混乱，共产党在这里碰到了他们在其他新解放区所遇到的所有的基本问题。他们必须清除反对派，整肃城市、乡村和沿海。他们必须吸收、训练新人员，扩大他们的组织结构。他们必须开始在金融、商业、工业、交通、教育和文化等一切领域建立秩序。

到广州被征服时，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接管城市的程序，从新解放区得到的经验对他们接管广州是有益的。接管时广州的混乱无序使镇反和重建相当困难，但至少问题是熟悉的，解决的模式和其他地方一样。因为广州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共产党在东北第一次占领大城市地区的经验特别有指导意义。负责解放和组织广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在解放和组织城市中有经验的人员，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年轻干部。广州的最高领导叶剑英在北京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市长，他带来有经验的公安干部——谭政文；朱光，事实上的广州市市长，曾在新解放的长春担任金融经济方面的官员；广州的另一名主要官员——陈志方曾在上海军管会任职；游击队领导人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曾在哈尔滨工作。

尽管广州的计划已提前做好，但共产党以这样的速度征服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对于在广州所要担负的巨大负担没有充分的准备。仅在一年前，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曾估计要花五年的时间征服华南地区。和其他后解放区相比，广州有坚强的游击队组织，1946-1948年间，地方游击队的领导和在香港的一些重要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工作联系。游击队本应有助于建立地方的支持，但最后他们存在的好处是有疑问的，因为许多游击队员认为他们对担任广州的领导职位有专有权，这不符合他们的能力，或者不符合北方南下征战的领导的意图。

共产党已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批领导人员和游击队。但他们严重缺乏能够处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员，最后，他们遣散了大部分以前的国民党政府职员，因为始终对其忠诚有顾虑，而且旧官僚的工作作风和他们非常不同，因而不好指挥。然而，在替代旧官僚的人员被训练出米之前，旧官僚大部分仍留职。从短时间来看，他们必须依靠有经验的国民党干部和支持共产党的革命青年，在共产党军队的指导下形成这两个群体的联合。

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的士兵、政治工作者都意识到镇反和政治控制的问题，但他们关于轻重主次的概念反映了儒家的传统。像他们以前的儒家学者官员一样，共产党的领袖认为，成功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官员和干部的道德品质。可以肯定，他们拥护支持的道德品质比传统的理想更为艰苦朴素，更谦虚谨慎，更有生气与活力。首先，共产党的道德品质意味着把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和群众结成良好的关系。共产党的领袖认为，决定他们最后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是他们的普通上兵抵制城市舒适生活的能力，真正保持了禁欲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服务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官员缺乏适当的道德品质。他们决定纠正这一切。

在共产党的军队到达后解放区时，他们已经过多年的道德和纪律的训练。解放初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为群众服务、对群众友爱的准则，是最为人们熟知、最为经常重复的口号或凋子。毛泽东努力克服传统的士兵地位低下的形象，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改为“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通常民众心目中对官员是最没有好感的，官员被看做是骄傲、傲慢、脱离实际、过于讲究形式、把个人利益罚于公众利益之上的人。但共产党中的许多人在设想解放后的社会时，很自然认为（新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秩序是大致一样的，只是他们自己处于上层。问题是多年的道德训练是否能使干部抵挡得住新的职权带来的诱惑。

而刚解放时的挑战还不是干部是否能抵挡住诱惑。胜利的激动及困扰于管理上的细节有助于短期内保持干部的品德。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共产党是否能得到民众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指导，使学校开学上课，工厂运转如常，政府开门办公。总之、他们是否能提供平稳的过渡。

当务之急：平稳过渡

当共产党的军队接近广州时，其领袖希望一举摧毁或俘获华南地区的所有残余敌人。如果此举成功，镇反的任务要容易得多。因此，策略是切断国民党的退路。关键的因素是速度。华南的战役有时被称为“脚的战役”，因为疲惫的共产党士兵所担心的不是国民党的抵抗，而是前进的速度。国民党的策略本质上是防守的，避免直接对抗，尽可能进行破坏。不管共产党的军队向广州进军如何迅速，使国民党感到惊讶意外，但国民党有充分的事前准备，在共产党到来前设法逃离广州。

1650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掌权时，广州曾抵抗达10个月，征服者最后突破城墙，为报复他们的长期抵抗而屠杀了大约6000名当地人。1949年，尽管国民党成功地炸毁了军火库、珠江大桥及一些机场设施，但共产党在广州的地下党挫败了其炸毁电厂和其他设施的企图。广州在没有受到重大破坏的情况下转交到共产党手中。

国民党军队离开的当日，正如最后一条广播消息所说的，广州“一片死寂”，好像在等待共产党的到来。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广州到处都是关于共产党政策的谣言，国民党的宣传人员充分利用北方南下的难民，宣扬共产党的“暴行”。曾经历过辛亥革命、孙中山和军阀间的战争、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军阀陈济棠的征服、蒋介石对陈济棠的取代、日本人的轰炸和占领等一系列事件的中年人，对此持谨慎小心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态度。

1949年10月13日，共产党的军队疲惫不堪地抵达广州。当晚他们睡在郊区的马路上。次日，他们整装进行解放日大游行。他们鼓励民众沿着一条主干道参加游行，从此，这条街道被命名为解放路。大部分民众没有出门致敬，而是贮备一些食物留守家中，好几天都不出门。尽管他们热切关心眼下的人身安全及在共产主义下不可预知的未来，但他们主要的感觉是轻松的，因为这座城市是在和平中易手的。

当共产党军队进入广州时，他们发现城中一片混乱。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匆忙离开，逃向海南岛，国民党的高官和商人已飞往四川或香港。一些隐藏起来的国民党走卒可能继续留下。一些下层社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匆忙逃离的时机，掠夺被遗弃的家庭、商店及弃置于路上的货物。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民防武装继续进行小的破坏和阻击，目标是街上戴八角帽或着绿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通货膨胀蔓延，广州城内到处都是流浪汉，双方的军队都大肆征用当地的粮食供应。不仅离去的国民党带走了大量物品，广州还必须供应追击海南岛逃敌的共产党军队的补给。

处理这些混乱的组织方法主要是军事占领。混乱无序要求军事管制，并且，共产党也从未考虑过改变方式。共产党带来的管制人员都是军人，但共产党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已政治化，这在军事史上是少有的。其军事的作用总是从属于政治目的，政委被派往每个军事单位。广州关键性的领导都是军官，但他们都受过长期的政治理论训练，有长期处理民政问题的经验。虽然普通士兵的政治理论比较肤浅，但他们至少自参军人伍之日起就经受连续不断的政治训练。

接管之初，军事管理委员会是负责统管军事、政治责任总体运作的机构。刚开始，它是个巨型机构，包括一整座办公大楼。它统管军事、党、政府、经济、教育、文化等所有事务。起初，干部们日夜工作，许多人就睡在办公室。刚开始，所有不同级别的人——士兵和文职人员职衔等级上没有区别，只是根据他们被分配执行的工作进行组织。高级干部因应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只列出几条准则，几乎没有时间慎重考虑。10月17日，广州解放4天之后，军管会正式开始运作，它不仅负责管理广州，而且负责管理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

军管会逐渐向社区的政府组织、经济企业派出工作组指导活动。一开始，工作组定期向军管会报告情况，但几周后，工作组融入他们派驻的单位中，并从军管会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几个月后，军管会权力削减，成为一个高层的协调机构，从前的办公室几乎是人去楼空。此后，除了发布震慑那些可能的暴力反抗者的命令、征用外国财产，或围捕反革命外，军管会还把实际的操作留给政府，党和经济企业只起间接的作用。这些机构建立时，整个组织是高度灵活的，几乎是没有正式的通知，人们可以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实际上，6个月内尚未真正形成组织结构。

尽管组织结构高度灵活，但权力高度集中于每个组织中身兼多职的高层领导手中。出于地理上的考虑，工作组被分派到广西省、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的工作组从党的工作组中分出。例如叶剑英，他是军管会的负责人、党的华南局的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市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他还是许多临时委员会的成员。

10月21日，正好是接管一周后，军管会派出工作组接管政府机关。因为解放日的大规模游行民众十分紧张害怕，于是组织了一次新游行，庆祝“政府回到人民手中”。10月21日，15万观众观看了壮观的游行。

游行的兴奋激动与共产党前往接管政府时所发现的世俗和混乱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的工作组通常先分为政法事务、金融与贸易、教育与文化、公共工作等几个主要的委员会。然后这些委员会又被分为几个更小的工作组：“（以政府的局命名的）接管委员会”或“（以工厂名命名的）管理委员会代表”。当他们出现在各自的办公室时，他们发现官僚机器令人悲观失望。由于国民党的官员或逃走，或躲藏，许多办公室是空的。国民党已拿走了最重要的记录，即使有记录剩下，也是凌乱不堪。情况最好的，也不过有些大胆留下的国民党低级职员可以解释办公的程序和文件。事实上首要任务就是努力找到靠得住的、肯合作的前国民党政府职员，把他们集合起来，保证其不受打击，鼓励他们回来工作。

尽管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军管会之下接管政府的某个局，但在如何组织他的部门上有相当大的权力空间，他，或是他所在的委员会的几个领导就有权决定国民党政府的哪个职员可以获救，哪个支持共产党的年轻人可以录用。在迅速找到可靠的人的压力下，诉诸值得信赖的朋友或熟人的帮助是很常见的，这一程序和组织合理化以后发展起来的官僚程序形成鲜明的对比。

委员会的负责人无论工作技巧和招募能力如何，都无法回避严重的不连续性和混乱。采用的临时政策后来不得不取消，雇用的人员也不得不遣散，一个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和另一委员会的命令相矛盾。由于没有固定的分工，工作组成员不是被训练成专家，而是成为能执行任何命令的多面手。但由于缺少章法，就只能按需而为。因为认识到不断的变化，执行的规章、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以及政策说明都被认为是临时性的。有关官员不受条例、规定的约束，有权随意进行更改。

最棘手的任务可能是公共秩序问题，这一任务落到公安局的头上。因为警察工作的性质，除了最底层的警察，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无人敢留下。因此，必须动员士兵在街上巡逻，把愿意合作的年青人集中起来，帮助组织邻里防止不守秩序的机会主义分子趁火打劫。

政府的许多工作被分给民政局。民政局负责使市民间保持合作，可在以后的几年中，民政局的工作逐渐分到几个新成立的局中。但在接管之初，它实际上负责所有涉及公众的事务。在公共安全下作方面，民政局依赖年青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是共产党事业的同情者，在工作上帮助支持干部和党员，但不具有党或政府官员的资格。）他们以小群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向各邻里间传送消息，使当地居民相互合作。

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学生群体最能也最乐意起这样的作用。许多学生同情共产党的事业，甚至在接管之前，一些学生被组织起来在香港的共产党学校学习、训练。这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机会。理想主义的学生要为中国的利益而工作，有事业抱负的学生则意识到他们的活动能开创未来，他们都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召唤。

这些学生常常是匆忙地组织起来，他们向公众发出的号召并不总是准确或一贯的，但他们的主旨是清楚明自的。人们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工作，那些合作的人受到奖励，抗拒的人被迅速处理。政府由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但在毛泽东的“新民主”的概念下，其他社会阶级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商人、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工人、农民将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那此对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将被处理”，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必担心受到报复。那些犯有轻微过错的人如果坦白交代将获得宽大对待，但“罪行”和“过错”的准确含义并没有明确的规则说明，甚至在领导的思想中也一样，许多市民仍然保持谨慎。然而，这些基本信息的一再重复和对军人、警察作用的约束确实大大有益于鼓励市民的合作，尽管他们还保持着应有的谨慎。

民主党派、各行业、宗教界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领导人被召集到一起，出席了由负责既定的工作路线的政府机构召开的一系列的座谈会（官方说，许多1949年以前存在的政党被允许和共产党共存。实际上，他们已没有权力，吸收成员也有很大困难。所有其他的党派都被称为“民主党派”）。在这些座谈会上，对政府目标非常熟悉的高级领导解释主要的政策路线并征求建议。尽管政府的领导并不准备采纳任何建议，但他们并不确知许多领域该如何前进，因此，毫无疑问，他们寻求建议是真实的。当然，这些座谈会还有助于动员对政权的支持，例如，一些最支持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妇女，青年、劳动者在各自的座谈会上都要求表达观点和看法。

在公开发表的陈述中，政府的领导力图回避具体的承诺，因为他们认识到环境的可变性及不履行诺言所致的疏远，但他们热切希望赢得民众的合作。一些领导尽管对未来还不明确，但他们鼓励各界民众相信自己会遭到特别的考虑，不必担心遭报复，甚至会获取一个高级的职位。

吸收党员比录用政府人员的进展更缓慢，更谨慎，因为党要求更高的可靠性。党在混乱无序的初期十分谨慎，党员的名字到解放几个月以后才宣布。所幸的是，党的建设相对没那么迫切，因为尽管政府必须立即发挥作用，但后来由党的领导机关所做的监督工作在当时是军管会执行的。因此，尽管党需要进行自身建设，但在初期，这只不过是选择人员，建设自己的组织。甚至在党开始监督政府时，政府还必须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后来，工作正常化，党可以更密切地监督政府。但在初期，不仅政府有许多独立的权力，而且政府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本身是党员——比和他们相对应的党的机构的成员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最迫切的问题是接管大型的政府企业，防止对关键性的工业、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的继续破坏。在私人部门，主要的任务是鼓励必要的商业，特别是工厂保持运转。尽管军管会派代表去主要的经济企业，但在经济领域，忠诚相对较为次要，与行政领域相比，技术更为重要，因此也较少人员调整。

尽管混乱无序，但在接管后的关键几周内，共产党仍做了必要的工作保持经济运行。珠江大桥直到1950年11月才完工，但渡口服务在解放之后就立即得到扩展以满足需求。对广州南岸的供电服务也几乎是立即恢复。广州南岸铁路交通的缺目一个月内消除。接管后的几周内没有发生其他重要的破坏。由于缺少人员和物资供应，许多小工厂不能开张，但主要的工厂和设施处于运行之中。也许，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仓促逃离和获得适当的食物供应以及共产党的能力对平稳接管都同样重要。虽然共产党自身还不稳定，但毫无疑问，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和他们行动的果敢、迅速，却使接管容易了许多。

虽然共产党到广州没有带来具体细致的计划，但他们确有一个总的看法。他们想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想尽快这样做。正如他们在经常重复的口号中所说的：“三年恢复，十年发展。”但政府的日常行为是对面临的迫切问题、时机以及来自上面的指示作出回应。必须维持公共安全，开展对经济、教育机构进行控制，需要征收适当的税收，动员知识分子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支持政权。为了完成这一切，发展他们自己的人员计划、重组现存的干部、吸收录用和训练新干部是绝对必要的。这些任务在解放前已经开始，在解放初期继续大步开展。

共产党干部的整合

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充分反映了其人口中语言、文化广泛的多样性。日本侵略者加速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纪律使党内的合作比党外更容易，但并不是说消除了党和政府内的文化障碍。

在广州，有四大群体被整合于一个工作组之中，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队武装，来自广州、香港的地下党和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前国民党官员。

南下工作队是在广州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其自身是一个成分迥异的人组成的群体。它包括在红军中长期服务久经考验、忠诚负责的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们曾在反抗日本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战斗过。一些领导人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工作队中也有像叶剑英、朱光这样的南方人，他们曾在北方长期服务，可能会促进广州人和北方人之间的沟通。它还包括对管理经济事务有经验的领导，但不是在延安，而是在更发达的东北地区。但这些有特殊资格的人大体上不能充分满足需求。南下工作队的一般成员主要是从北方大学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接管南方时，他们在新解放区作为干部，工作上经过简短的训练。尽管他们成分不同，但南下工作队成员至少在两点上存在共同之处：他们有高层知识分子的背景，他们来自北方因而普通话流利。

广东游击队武装也是一个成分十分不同的群体。他们包括来自游击队组织活跃地区的不同族群的人：潮州人、海南岛人、客家人。尽管不是同一族群人，但他们实际上都是经受了严峻考验的没有受教育的农民，这和北方人形成了对照。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山区。尽管他们勇敢、忠诚，所有的干部努力表现得相互尊重，但游击队还是常受到其他干部的轻视，被称为“土八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进城，比其他群体更易受到城市诱惑的影响。他们因为粗鲁、“山头主义”，不愿接受更多组织的纪律而受到批评。但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们多年的牺牲、经受考验的忠诚也是不可忽视的。

广州地下党的人数比进城的游击队的人数要少得多，其成员除了源于当地人外，总的来说和南下工作队很相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香港或广州的学生团体中吸收的，在香港接受特殊的训练，而后派回广州在华南分局的指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华南分局在香港，后来移到广东东北部。尽管年轻，但他们有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地方语言、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优势。因此，他们经常能和上级打成一片，提拔相当快。然而，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及对地方的认同却很不够，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紧张，他们还被地方游击队所轻视，认为这些年轻的崛起者没有在真正的斗争中得到足够的锻炼。

当然，从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最熟悉市政事务，但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他们的生活方式正是许多基层理想主义的干部所反对的；留下来的国民党官员可能职位低下，处于值得共产党信任的圈子之外，但他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是急需的。允许留下的国民党官员有时被降级，前途不定的忧虑使他们谨小慎微。

基本的文化差异导致群体的对抗和交流上存在基本问题。许多地方干部多年未曾接触普通话，即使学过，本地口音也很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和来自游击队武装的“乡下人”的差距比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的差距更大，因为他们不曾在一种单一的大众文化之中整合。对游击队的轻视可能被一时压住，但到20年后仍未消散。

共产党干部和以前的国民党官员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多年来他们一直是互相仇视的敌人，处于生死搏斗之中。接管之后，共产党的干部被告知要和以前的敌人一起工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在敌人的手下工作。许多群体都怀有怨恨，但其中最强烈的也许是被各方面所忽视的游击队。他们的怨恨明确而集中地体现在从北方传下来的不满的口号中：“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老革命要通过学习和纪律约束，才能接受在打败敌人后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甚至可以当他们的手下。

从前的国民党官员和革命的共产党之间的紧张状态给领导出了一道敏感的难题。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要维持广泛的群众支持的基础，很明显有必要在政府中容纳一些包括国民党员在内的同情者。但是，一些国民党的残余还在搞破坏，尽管共产党政府保留的前国民党官员经过了安全检查，给予了特殊的培训，但无法证明他们和破坏分子之间没有联系。他们有忠诚上的风险，因为忠诚是很难评估的，领导者难以区分犯罪分子和没有犯罪的人。有任何严重的骚乱，特别是随着没有忠诚风险的新人员被培训出来，公安部门的官员就会施加压力要求消除安全风险。从政府中撤除官员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它影响到他们及其朋友的士气。许多共产党干部曾鼓励他们的国民党朋友出来在共产党政府中帮忙，但当这些朋友被遣散时，他们也困惑不安，因为他们把朋友引到了麻烦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的忠诚也受到责难。清除可疑分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问题，即使那些未被清除的人也遭到不断的怀疑、调查和歧视。

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余部和忠诚的共产党的融合产生了许多困难，但广州的问题最为严重。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所说的，中国南方的斗争比北方更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根基更牢固。广州毕竟是国民党最初的首都和黄埔军校的所在地，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再度成为其首都。不管怎么说，许多干部相信，挑选叶剑英担任广州地区的负责人是因为他有能力获得以前的国民党的追随者的支持，毫无疑问，共产党认为，在广州有必要得到一些国民党余部的支持。

这此不同干部的融合是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完成的。尽管干部们开始和其他背景的干部交朋友，但基本的解决方法不是通过友谊，而是通过纪律。早在1950年4月，学习普通话的运动已经启动，期望所有的官员在几年内学会使用普通话。那些不能尽快学会普通话的干部升迁提拔的机会受到限制。为了避免引起对族群之间分裂的注意，这很少被直接提及，但间接对其问题的考虑在非正式的讨论中却占去了大量的时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求每个人讨论整个社会的需求。族群之间利益的一些问题，通过考虑怎样才是对组织整体有利而得到解决。

因为这些不同群体的成员分布于不同的单位，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尽管大量的游击队武装来到广州，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鼓励回到他们家乡，即使那些留下来的通常也是由广东省政府机关吸收（处理和农业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到广州的市政组织机关。从国民党政府保留下来的人员被安置于政府的技术性岗位上，但通常不允许其参与共产党的事务，或担任其他有权的职位。和当地人的联系归于会讲当地方言、更熟悉内地情况的广州人之手。但最高权力的职位通常掌握在那些曾在北方工作的人和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并且已经能完全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广州人的手中。

还有，所有这四个群体的干部并不能充分满足现存政府和党的需求，更不用说提供迅速扩编所需要的人员。当局必须设计出一个能在短期内训练出大量新干部的方法。

干部的录用和训练

1950年初，当地政府大约有700名干部，这个数目到1952年扩大到几千人，并且比较大的扩展是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干部。在这几年中，一直在继续努力寻找发现、培养训练足够的、具备必要能力的和忠诚的人。大部分新干部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识字，愿意学习，受国民党组织的污染最少。

成为一名干部的途径是在做学生时成为一个“积极分子”。共产党总是利用“积极分子”扩大宣传，而这种宣传在解放初的那段时间最为集中。积极分子被组织起来演戏、唱歌，就政府努力向公众或特殊的群体所传达的各种消息作演讲。督促消费者必须避免黑市，购买公债，把钱存入银行不必担心生活费用上升而使货币贬值，鼓励老师使他们的课程和政府的政策相符合，工人必须成立工会，家庭妇女组成街道委员会。年青的积极分子宣传这些信息，那些宣传得最好的由党或青年团给予“培养”，鼓励他们读某些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或政府政策，考虑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这段生活比过去所看到的或以后再看到的更令人兴奋。在这最初的几年中，他们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达到顶峰，他们热情地辩论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观点看法，如何在中国实现这样的社会。很明显他们在新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社会满足了他们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及自尊自信的感觉。作为拥有远大前程的聪明智慧的年轻人，他们希望得到好的职业机会。那时，他们不需要或不要求物质回报。他们自己的满足感、同辈人的尊重、上级的表扬，以及意识到将来工作的机会一一尽管还不确定，这已经足够了。

为了给普通中学和大学中登记的积极分子以更高层次的政治训练，1950年1月23日，寒假一开始广州就组织了为期4周的特别班。这些班在城内及郊区各地举办，吸引了大量人员前来注册登记：东城区1300人，南区1282人，西区1510人，北区960人，中区1247人。从短期来看，这些班的毕业生能够更好地起到积极分子的作用。并且这些课程训练还为从毕业生中选拔干部提供了一个人才库。此外，为非学生的其他积极分子——年轻工人、家庭妇女组织了小规模的培训计划。

青年积极分子走向成功之路重要的第一步是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青年团选择更有前途的年轻人，给以鼓励和训练，但并不承诺给以工作，甚至没有永久的团员资格。不履行其诺言的青年团员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可以简简单单、不声不响地在25岁时自动退团。这比一个党员要容易得多，如果他是一名党员，党要么容忍他的平庸，要么通过麻烦而令人沮丧的程序将其开除出党。到1950年1月，广州的青年团员扩大到2700人，到1950年5月4日第一个青年节，团员人数接近5000人。团员的吸收主要集中于学校、政府机关和工厂。但1950年夏，为了准备土改，团员的吸收扩大到包括广州周围的农村地区的青年。尽管团员进一步入党的过程要慢得多，但是到1950年8月仍有大约320名青年团员被选拔入党，成为团员、党员是激发青年的强有力目标，也是使被选中的积极分子更有纪律、更有政治智慧的一种方法。

大多数成为干部的青年都经历过从表现积极到通过专门培训而走上岗位的过程。在最初的几年中，培训计划的内容很多，主题很广泛。有全日制班、业余班、轮训班、专门学校，甚至还有为达不到一般学生水平的人而设的补习班。还有一所重新训练已经成为干部的南方人的专门学校。最有特色的训练方案是全日制的集中学习班，时间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学员们集中住在一起，全力投入学习。这些集训班包括两种：一是为产生新干部而设的“干部培训班”，另一是为已经在工作的干部而设的“轮训班”。

干部学校对于训练和甄别干部是有益的。在决定录用时很难对申请人的背景作出评估。中国的教育还没有标准化，在战争年代，甚至一个训练机构内的训练方案年年都不同。许多青年人的能力是从自学和个人经验中获得的。训练时机的不同不仅很难依据青年人的背景来评估他的能力，而且难以根据他现在的表现来评价他的潜力。干部学校的入学政策宽松，在培训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判断学员的能力和潜力。因为学员通常一起住在宿舍，经常进行小组讨论，可以根据其专业能力、政治态度和个人习惯进行判断。正如科举考试中的成功的生员为旧时的官员选拔提供了一个人才库一样，干部培训学校的毕业生在稍低的层次上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人才库。

总的来说，干部培训学校要比为现任干部而设的轮训班规模要大。最大的干部培训机构是南方大学，南方大学位于以前中山大学的所在地，专门培训18-30岁的年轻人。1950年初，大约有600名学员在广州市财税培训学校受训，而1950年1月，南方大学的第一学期登记的学员超过4000人。在南方大学，学习财经方面课程的学生最多，而文化教育、行政管理课程的学生的人数也比较接近，还有工会、少数民族工作等课程。尽管在广州工作的大量干部在南方大学受到培训，但广州只是更大型的教育链条上的一环。广东低层的管理干部在全省各地接受培训，一些高层人员则被派往武汉和北京接受更专门的培训。到1953年、1954年这些学校开始稳定时，他们已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学生，为其从事政务或党务工作提供了必需的最起码的标准化背景。

训练班是由省和市政府的较大分支机构组织的，为其机构已经录用的人员提供更专业的训练。接受训练的人或是旧政府留下来的人员，或是上级领导亲自选拔的特别有前途的年轻人。通常这些班级大约有10名至60名学生，他们的目标更专，比干部培训学校的技术要求更高，因为选择已经完成，要接受更高的政治标准的培训。

但即使是在训练班也没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训练。共产党政权太新了，无法准确预计各个部门的需求，更不用说每个人准确的专业工作。并且，甚至连根本的政治态度、“政策意识”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共同基础。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政权可能认为所有进步学生都有这样的共同基础，但在1950年，最基本的共产主义著作和最基本的政策说明都得从头教起。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用基本的识字训练代替基本的政治训练，因为这样基本的训练是必要的，也因为这样的训练不能为他们的具体工作做好准备，所以和在帝国时代一样，官员们要在工作中学习。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他们所学习的和工作中需要知道的没有差距，因为缺少大量的专业教员，高级干部自己做了许多讲授工作。虽然这些课程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训练，但还很不够。为了提高他们的“政策意识”和技术水平，毕业学员还将继续参加定期的学习。

在某种程度上说，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训练中会和其他工作相冲突。年轻的干部从工作中下来学习、领导干部从工作中下来讲课并不总是能够按计划进行，因为对他们还有其他的要求。同样，行政工作的压力以及像土改、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压力，常常迫使学校甚至在训练计划完成之前就派学生到这些运动中工作。因为缺少人手，训练不可避免地中断、流产或改变，而训练计划还不稳定，也不可能精确计划。

虽然在用干部学校作为甄别手段、鼓励各部门领导在选择可靠的人方面作了相当努力，但干部的需求巨大，工作的压力不可避免地要求使用那些不合要求的，政治忠诚可疑的干部。直到1952年，有了更多的干部，这些人才被大量解职。与此同时，干部的态度和工作在每周的学习会上得到“纠正”。

但学习会并不总是适当的。1950年初，与在广州的党政机关中建立更合理的组织结构的计划相关，一场小规模的整顿运动发动起来了，使人数和标准符合实际需求和容纳能力。例如，党的华南分局使用的干部还不到700人，因为需要人手，清除的人并不多，总的来说只作口头上的抨击。运动批评干部的贪污、“官僚主义作风”和工作表现差，但到1950年6月，运动达到高潮，矛头指向“躺在荣誉桂冠上”的干部，即以前的游击队。游击队不能很好地适应办公室工作。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缺乏对常规工作应有的基本态度，对连续不断的艰苦工作及脑力劳动所要求的知识活动缺乏尊重。他们还易于沉湎于城市生活的享受：食物、女人、酒、赌博。在整顿中，他们过去的贡献受到表彰，但也受到警告，其地位只能依据现在的最大贡献而获得。许多人因为不能胜任城市中的管理工作，而被派回农村去担任对他们更为合适的农村的、较低声望的职位。

干部犯错误的事多发生于城内的各区，而不是在市这一级，整顿之后接着是解放后的第一次重要的管理重组。重组按照国家的规定，每个区大约要有10万人口，从而对市区组织的控制更为严格、更为有效。尽管区一级还保留着管理上的便利，但已没有独立的权力。1950年6月，28个区合并为12个，这样至少他们的人员结构更充足些。

1951年初，文化教育局书记马骏的事例充分说明了把骄傲自大、独立不羁的共产党领导整合到官僚科层制结构和日常事务中的难度。他的上级起草、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不经商量就擅自更改。别人告诉他过于冗长的讲话已使听众厌烦，他则回答：“革命的第一课是训练落后分子。”当告诉他听众难懂他的口音，他回答：“如果听不懂，就听着。”人们害怕去他的“三宝殿”，他威胁其下属如果不立即服从命令，就把他们开除出青年团，或开除其工作。马骏的傲慢受到批评，并因此被解除职务，但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太大，几周后他又有了地位相当的职位。许多年后党才有效地使许多聪明卓越的人服从纪律。

镇反

共产党政权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时，面临许多困难，但最为关键的是公共安全。为此，赢得市民的合作，开始有序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广州的和平接管是当地居民的福音，然而因为国民党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广州必须对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人员和间谍，他们可能利用附近的香港作为活动基地。尽管没有国民党士兵人数的公开记录，但广州市警察筹备部的公告中说明他们处理了14880例无家可归或无工作可做的前国民党士兵，足以反映问题有多严重。共产党官员并不想将他们全部消灭，因为这样会迫使国民党隐藏和抵抗，但他们也不能轻易地将这些以前的士兵重新整顿转化为民用技术人员。往最好处说，他们是不稳定因素、不满分子。往最坏处说，他们是破坏分子。

基本的问题是很熟悉的，但作用正相反。共产党有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和暴动的经验，但现在突然反过来要控制局面。毫不奇怪，他们实行以前政府所用的许多方法：管制武器，登记人口，控制舆论和宣传，使用反间谍。几十年的混乱，许多防范混乱的举措几乎已融入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所有的小巷、小街都安装了厚重的大门，共产党敦促邻里修整门户，每晚紧闭。一群群士兵和积极分子在街道上巡逻，解放后一个多月每晚实行严格的宵禁。

使用私藏的武器对公共安全构成最迫切的威胁。刚开始，共产党只要求武器登记，集中力量收集信息，威胁那些不申报武器的人。一旦共产党认为实际上已登记了所有的武器，他们立即宣布（私藏武器）为非法，给予收缴。例如，12月份，收缴武器1600件。在农村地区，刚开始允许农民持有武器，农民协会被授权收缴地主拥有的武器。但很快每个人，包括贫农和雇工，都要上交武器。

像对上海、南京地区一样，国民党对广州继续进行空袭。根据共产党的估计，从1949年11月3日防空指挥部成立到1950年2月24日，有76次飞机轰炸事件，伤亡170人。最严重的轰炸袭击发生于1950年3月3日，且据共产党的估计，在该次袭击中，共有7架飞机轰炸使259人死亡、349人受伤。除了使用常规军队，共产党还成立了防空委员会，其中一小部分是军官，大多数是来自党和政府各机关的志愿干部。除了提供空袭预备警报，委员会成立了受害者临时接收中心，提供临时的住房及医疗、经济方面的援助。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防空袭设施，国民党的飞机可以来去自由、毫发无损。但到1950年3月，共产党击落了一架国民党飞机，此后，问题得到缓解。事实上，空袭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但因为飞机轰炸惹人注目、令人恐惧，加上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从而坚定了人们反对国民党的立场。

广州通水路，这使它总易于受到来自海上的袭击。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从未使用有组织的海军进行战斗，但他们曾充分利用海路来补给游击队武装、从事地下活动。解放后，国民党可以轻松地利用水路和香港联系，充分利用几千艘小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0年3月5日后，政府对广州地区的船只进行了登记，所有的船只包括家庭的小渔船也要求展示登记号码，停泊于指定的港口应公安局检查。所有进港、离岸的船只，晚间靠岸时要求使用灯光。1951年渔民们被组织成相互负责的群体并采取措施“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他们协助国防工作”。直到14年后渔民们在岸上有了住房，这一问题才完全解决。

对公共安全最严重的危险不是来自海上或空中，而是来自国民党的间谍与同情者，他们表面上和一般的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多年的战斗和相互残杀，使共产党军队和留下来的国民党彼此十分仇恨，政府的政策不能赢得许多国民党残余的合作，也不能防止许多当地的共产党超级爱国者对在农村的国民党老兵的报复。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对前国民党士兵及其同情者的打击运动不一定会如此严厉。共产党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危险，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危险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离开前往朝鲜，共产主义的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空隙。机会是因此可以在民众中获得广泛的合作来对反动派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不管哪种情况，战争要求一场严酷的运动来彻底处理国民党反动派。

这场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共产党统治的前20年中最激烈的运动。第一步，1950年9月11日，军管会宣布所有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党员要在一个月内到公安机关登记。他们公开宣传对自愿投降与坦白者给予宽大处理，没有登记的要负严重后果。慷慨承诺给予那些交出国民党组织其他成员名单的人以奖励。通过给国民党分子未来一线希望，共产党希望地下反革命因担心被其同谋暴露，或被已渗入其组织的共产党所揭露时会受到更严厉惩罚而自己主动登记。事实上，承诺给予宽大政策的广泛宣传及担心同伴的举报确实使许多人登记。一旦登记，国民党成员受到详细的审查，交代他们过去的历史、关系，这常常会发现其他的成员和嫌疑分子。尽管没有公开所有登记的国民党特务的准确人数，但人数之多令公安局不得不向市政府申请借用干部帮助处理所有的案件，案件的处理过程有时长达几个月。

在运动到达高潮前，广东省政府开始切断广东和香港之间的自由通行。1951年初，共产党已能对边界实施监管。1951年1月30日后，所有希望越过边界的旅行者都必须获得县或市公安局的许可，且只能在11个边境检查点通过。

1951年夏，随着资料的收集、边界的关闭，共产党政权机关迅速行动，逮捕、处决反革命分子。因为考虑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的领导看到，获承诺坦白从宽的人许多却被处决了，这会激发民众义愤。但共产党政权尽一切努力来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对镇压的支持。例如，仅在广州估计有7万名各界的代表参加了群众集会；17万人被动员参观展览；113万人在广播中聆听了大型控诉会的过程。

共产党官方的数据可能不够准确。官方的统计数字并没有记录所有被处决的人，但共产党的数字提供了一些关于镇反问题的程度、规模及他们严厉惩处的思想。根据他们自己的数据，广东在镇反运动中，有239名共产党官员献出了生命，5467人受伤或中毒，到运动结束，52620名“匪徒”被消灭，89701名罪犯被逮捕，破获反革命案件1571起。从解放到1951年9月，收缴来复枪超过50万枝，6万多名班长或班长以上的国民党党员被登记。从1950年10月108至1951年8月10日，总共28332人被处决。

共产党用运动来巩固他们的控制，消灭潜在的反抗核心。在运动中，他们不仅消灭了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而且也打击了潜在的有可能成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地方领导人。那些遭到控诉谴责的人的朋友、亲戚痛苦而无助，他们对处于被怀疑中的人敬而远之。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杀掉一个省中千分之一的人似乎不必要，而且残酷无情。但对于真正生活于动乱之中，已经习惯于政治领袖消灭反对派的中国人来说，虽然共产党的行动令人恐惧多于让人喜爱，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在组织严密而残酷无情的运动中，共产党消灭最严重的反对派，震慑其余的人，共产党造成的恐惧多千爱戴，但通过运动，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安全感。

一旦潜在的反革命被置于控制之下，共产党开始转向下一个对和平与秩序构成最严重障碍的目标：秘密会社和工团。秘密会社的一些成员，如路匪，曾作为反革命的一部分在运动中受到打击，但在1951年秋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甚至几乎没有提到秘密会社，而现在党发起了真正的进攻。

秘密会社可以追溯到帝国时代，它是地方的泛政治群体，为了避免政府的侦查而保持地下状态。在广州地区，他们在敲诈团伙、运输帮派体系中最为强大。尽管一些秘密会社的领袖以前曾和共产党配合扰乱国民党统治，但共产党从未真正渗入到这些组织中去，一些人还为国民党所利用。在向秘密会社、工团发起进攻时遇到特别的间题，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所面对的组织最严密、最秘密的团体。

共产党认为对秘密会社的直接进攻只能加强他们内部的团结。总体上说，共产党的策略是不对其组织全体进行攻击，而是努力分化那些愿意抛弃其首领的不满分子。如在最强有力的秘密帮会——码头工人帮会中，在一次5000多码头工人被组织参加的大型控诉会上，83%的帮会首领被起诉并被判刑。这是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方法：详细调查，精心准备，迅速消灭为首分子以威慑其余，这一方法后来被运用于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运动，到1952年末，大部分秘密会社的成员已不敢和以前的伙伴联系。

和帝国时代的中国一样，个人的犯罪，如卖淫、贪污、赌博、吸食鸦片、抢劫等比不上政治罪行处罚严重。1949年后，政策策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儒家的话语来表述：个人犯罪不是反革命，而只是封建残余，可以通过适当的社会主义教育训练及环境控制来改造和整频。共产党针对这些人的运动类似于处理政治犯的方法，但不如对后者的严厉。通常某种类型的犯人被认真调查，然后突然围捕，但他们不会被处决，而是经过批评、自我批评、劳动改造和再教育这样一个过程。在释放前，会教给他们一门求生的技能，并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声明保证不再犯罪。而后公安部门的人员在当地积极分子的帮助下监督他们释放后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