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寻麓书馆
生育选择，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总能在时代变迁中激起层层涟漪。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和生育观念的演变，它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元。从法定婚龄的起点，到更年期的转折，女性始终面临着“是否要生孩子”的抉择，以及“如何抚育孩子”的挑战。
11月3日，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与爱思青年创始人周玉亮
从女性生育决策需要考量的因素出发，分享了多位城市女性的婚育故事，探讨关于新时代女性在生育婚姻中的现状与挑战。
周玉亮：
《新生育时代》的开篇探讨了生育前诸多值得深思的议题，其中提到，“对另一半的考察期”这一关键词尤为引人关注。基于你们的访谈对象以及个人经历，
年轻女性在决定生育前，有哪些因素值得她们考量？
沈洋：
我们书中的受访者虽以居住在上海的家庭为主，但即便是在上海，也有一半是新上海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携带着各自的地域文化，所以我们的访谈也不仅仅体现了上海的特色。
关于生育决策，多数受访者表示，生育第一个孩子往往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仿佛结婚后就该生孩子，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遍的婚育文化。然而，在当下的大城市中，生育和结婚已不再是理所当然。
我在书中也记录了自己的生育决策过程，与那些认为生一胎理所当然的受访者形成了对比。我的经历或许更能代表后来的90后、00后，我认为生育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在决定生育前，我和爱人甚至在结婚前就已经讨论了孩子由谁带、第一个孩子跟谁姓、居住安排、是否购买学区房、孩子就读公立还是私立学校等诸多问题。我们在经过充分讨论后才做出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决定。
你提到的考察期，在我与丈夫初识时便已开始。他告诉我，他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曾读过贝尔·胡克斯的《写给所有人的女性主义》，我听到后还挺感动的。恋爱期间，他也经常下厨，让我相信婚后他也会如此。我知道他渴望成为父亲，也很顾家，我对他充满信心，相信他会是一个好父亲，因此我们才决定生孩子。
沈洋：
对于第一个孩子，我丈夫倾向于传统，他认为应该随父姓。当时我们甚至开玩笑说掷骰子决定，但后来他觉得这样做太过随意，而且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期待和压力的影响。我想，第一个孩子随父姓也符合社会传统，做了妥协。但孩子出生后，我付出了很多，也时常对姓氏问题表示不满。后来，他提出二胎随我姓。其实，孩子的姓氏常与性别相关，许多地方，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即使事先说好二胎随母姓，男方家庭也可能反悔。在我们家，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我们事先约定好，无论二胎性别如何都随我姓，我才同意怀孕。
《新生育时代》中也提到了
随母姓的四种动因：一是父权制动因，女方父亲有传承姓氏的需求；二是性别平等动因，夫妻认为这样更公平；三是孝顺性动因，女方为感谢父母辛劳而提出；四是随意性动因，如妻子怀孕时提出二胎随母姓。
但无论哪种情况，女方在经济和照护方面的支持都很大，甚至超过男方。然而，在我们调查的45个家庭中，尽管女方对小家庭有诸多贡献，但有的丈夫或男方父母仍然不同意二胎随母姓，女方也为避免冲突而选择放弃。我们家的情况既有父权制动因，也有我对公平的追求。公公婆婆主动提出二胎随我姓，这在我们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在全国范围内仍较为罕见。
上海的户籍女性总和生育率为0.6，相当于100个女性中只有60个生育，我能生二胎已经是上海平均生育率的三倍了。家里亲戚都觉得很厉害，因为现在的生育文化和女性期待已大不相同。
蒋莱：
对比70末、85后这两代人，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生育变化，这也契合了我们的主题“新生育时代”。
“新”在哪里？70末这一代大多是自然而然地生育，遵循计划生育政策，这已深入人心，尤其是城市家庭。但现在，即使政策放松，年轻人也不再认为生育第一个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生育决策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然，这也有地域差异，在大城市中，人们有更多自由决定的空间，但在三四线城市或农村地区，女性的选择仍然有限，家庭仍会催促她们在适龄时生育。然而，这种松动已经出现，这是我们想通过“新生育时代”记录的。
关于沈洋老师提到的孩子姓氏问题。我作为70末，从未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有几个孩子，大家都会认为，孩子随父姓，不是一个姓就不是一家人。
但沈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后，我去问了之前的受访者，那些与我同阶段、同龄的受访者，有的人觉得这个问题相当冒犯，说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会影响家庭关系。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但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思考过，都会顺应现有的格局。这一点也与二孩政策有关，政策出台后，生二孩成为了一件大事。在我们城市、在长三角地区，当女性原生家庭给予小家庭更多支持时，无论是女性自己还是她的原生家庭，都有了这样的期待，于是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它不再被忽视，而是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书中也有很多上海本地的故事，甚至因为这个问题引发了巨大的矛盾冲突、家庭破裂。我受访者中有些甚至家庭破裂。我很难理解，因为现在的孩子上网，他们想怎么称呼自己就怎么称呼自己，姓氏对他们来说重要吗？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但对父母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新生育时代”，其实这种新、这种变化是持续进行的。
“新生育时代”下，
男性如何摆脱“丧偶式育儿”标签？
周玉亮：
书中提到的“丧偶式育儿”也经常被讨论，尽管一方身在家庭中，却未承担起应有的育儿责任，好点的或许能提供经济支持，更甚者既不给钱也不出力。
所以，《新生育时代》这本书也促使更多男性认识到，若不主动且充分地参与到育儿过程中，那么他们未来成为父亲的机会将为零。
成为父亲是一种荣耀，而非不劳而获的权利，因为这份荣耀需要付出。
两位老师，能否谈谈在您们访谈的数十个家庭中，男性，尤其是
父亲们的参与情况是如何的
？
沈洋：
实际上，从经济层面看，父亲们通常都有所贡献。因此，如何定义“丧偶式育儿”就显得尤为关键。若以父亲不参与育儿为标准，那么确实存在一些因工作原因，如长期在国外或外地，而无法参与育儿的父亲。然而，在我进行访谈时，有一点让我感到惊讶：起初我们访谈的二十几个家庭均属于高学历家庭，女性至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我原本以为她们的生活状态与我相似，但访谈后发现，她们在家务分工上并不平等，女性既主外又主内，承受着双重负担。她们对丈夫的要求似乎并不高，或者说，即便曾有期待，但当丈夫无法达到时，她们可能也选择了妥协。
“丧偶式育儿”这一术语自2016年开始流行，与女性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随着越来越多女性主义书籍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年轻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开始觉醒，对家务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实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但自2009年起，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男性，女性变得越来越优秀，并开始对这种分工表示不满。在此背景下，我们的受访者提到了“丧偶式育儿”，但更多是以无奈的口吻。
然而，也有例外。有位受访者她的丈夫每天能花8小时玩游戏。由于他的职业是建筑师，工作有淡旺季之分，忙时非常忙，闲时可能整个月都在家。我们首次访谈这位女性时，问她是否考虑过离婚，她表示家庭资产深度捆绑，离婚只是随口说说，并非真意。但后来我再次访谈她时，她表示已严肃咨询过离婚律师，并谈到了离婚事宜。她的丈夫在她的期望下也做出了很多改变，从最初的不知如何带孩子、几乎不参与育儿，到慢慢开始接送孩子，甚至开始尝试别的工作，以兼顾家庭和工作。这位男士从小被父母要求考进好大学，他成功考入了985大学，成为了一个“好儿子”，但却没人教他如何成为一个“好爸爸”。他缺乏反思，是在与妻子的不断斗争中才慢慢改变的。
蒋莱：
大家普遍认为男性角色在文明进步中表现较好，但在上海，好爸爸的角色却相对淡漠。因为上海的高竞争环境和对工作时间的要求，对所有人都一样，女性也应承担，但对男性的承担和期待似乎更加理所当然。当用人单位的老板或上司听到一个爸爸说因为孩子生病要去医院而请假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会问你老婆干嘛去了？我们有过这样的案例。他就直接这样问，说我老婆也要上班。但整个社会结构并没有接纳这种观念。所以说到“丧偶式育儿”。
从书中的案例可以看出，男性的主动参与与否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参与是否源于他们的意识？他们成长的环境中，他们的父亲是如何做的？他们是否知道如何参与到家务劳动、心理劳动和情感劳动中？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也是可以培养的。我们妈妈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做妈妈，我们都是在不断学习中成长的。爸爸也可以学习，如果他们主观上愿意帮助妻子、愿意参与家庭，或者他们也面临着分开的选择，如果他们不想家庭解体，他们也会去改变。
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应该有一种机制来呼唤和要求这种改变。社会是否支持所有成员，尤其是过去由女性承担的劳动，父亲是有责任的，我们也期待他们参与进来。甚至当父亲想要参与时，社会也应该包容他们。比如男性的育儿假、亲子假等。我们经常看到国外或者学界、政界的男教授回邮件说他们去度假了或者参加家庭活动了，这很自然。
但在我们国内职场中，很少看到领导干部说他们去扮演一个好爸爸的角色，去陪伴孩子、去家庭度假。我们目前的大环境并不太主张这样，我们对工作上的投入是全心全意的。但女性有生育的职责，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职业的设置上，其实就先把女性挡在了外面。而在把女性挡在外面的同时，也要求男性无限度地投入。这对男性来说真的是有利和公平的吗？也未必如此。并不是所有男性都享受这种生活。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在新的生育时代，这种结构是行不通的。如果妈妈们不愿意生孩子了，如果只看到职场这一维度的参与，那么回到一开始说的生育和就业的关系上，不仅仅是女性需要处理这种关系，男性同样也需要。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生育文化才有可能真正改变，并趋向于生育友好。这不仅仅是对女性的呼唤，也是对男性的呼唤。毕竟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