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张维迎《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官场和一个封闭的商场。

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开始，历朝历代，除了皇帝，政府中所有的官位都是对大众开放的，你只要有能力、运气好，就可以进入政府。

汉代是举贤良、用孝悌，按照人口比例从地方选官，送到中央培养。隋唐之后，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一个平民的孩子，只要好好读书，参加考试，就有希望当到大臣甚至宰相级别的官员。

与此对照，自汉武帝之后，许多工商业活动却被政府垄断，不允许民间经营；即便允许，也有许多限制，商人经常受到官府的掠夺。

这与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长期以来是贵族制，政权被贵族垄断，对老百姓是不开放的，贵族的爵位又是长子才能继承，长子以下的要自谋生路，所以西方发展起来了工业城市、商业城市。

中国没有商业城市，中国历史上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商业中心。在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做官，而非从商。政府官员地位高，自由裁量权又大，所以腐败的机会多。

就社会地位而言，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还不如农民，其商业利益又得不到有效保护，资产很容易被剥夺。总而言之，政府官员的综合报酬远大于商人的综合报酬，结果是“学而优则仕”。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两千多年来，最优秀的人都被吸引到了政府部门，这是中国社会长期能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近代中国变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17世纪开始，在英国，随后相继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通向官场的道路开放了，但是，更大的开放是工商业活动的开放。

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国王和政府的行为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私有财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专利法也开始实施，工商业活动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行业，由此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古老的中国，仍然是开放的官场和封闭的商场并存，读书取仕比经商做买卖有吸引力得多，结果是，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政府做大了。

中国其实并不是缺少企业家资源，中国的问题是企业家资源被错误地配置了，本来可以做企业的人都去做官了。

我们知道，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都是华人企业主导，中国人出国以后到其他国家多从事工商业，他们敢冒险，骨子里一定有企业家精神。

为什么中国人出国以后就变成了好的企业家？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政治对华人不开放，而工商业活动是开放的。那些流落到东南亚的人不可能到政府部门做官，他们提高自己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经商赚钱，赚了钱再把当地的达官贵人买通保护自己，所以就成了成功的企业家。

同样，为什么犹太人商业才能那么好？因为犹太人流离失所，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既不能当官，也不能买土地，他们可做的事就是经商，所以犹太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商业头脑的族群。如果犹太人在哪个国家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经商了，就到政府去了。

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提高了企业家的预期报酬，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当企业家。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配置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为什么说是历史性的？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最优秀的人才都往政府集中，都去当官；而这4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转向了企业界，转向了工商业活动。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2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邓质方：我最近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太值得看了。我通读了全书，才真正意识到，老爷子后来提出的24个字的战略方针，“绝不当头”最重要。这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这里面体现了老爷子的世界观——谦虚、敬畏和开放。老爷子还说，他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没有做什么事，他仅仅是给松了一下绑，解除了一些禁忌，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