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进斯坦福还难，这些外国年轻人为什么来到阿里 | 附视频

■ 文｜张晨 邵丹蕾

■ 视频｜袁雨潇

豫东地区的空气质量在2017年元旦过后稍微好转了一点。早上9点，瑞典小伙杨·巴斯蒂安森一行坐火车抵达商丘，换乘大巴前往柘城县。车厢里，当地的中国领队用扩音器拉长音调：“大家——早上好！”这群有着不同肤色和口音的外国人用普通话齐声回应“好！很好！非常好！见到你更好！耶！”。

他们是“阿里巴巴全球领导力学院”（Alibaba Global Leadership Academy，简称AGLA）项目的首批学员，一个由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提议发起的国际人才培训项目。首批32个学员分别来自四个大洲、14个国家。其中不乏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和供职过世界顶级投行、咨询公司的。

这是他们来到中国的第4个月。按照课程安排，32名学员将分成6个小队，分别造访内蒙古、甘肃、山西、河南、四川和云南六个地区的农村淘宝业务。

云南小组和村民合影

大巴抵达县城时，烟尘笼罩下，天色仍黯淡如黄昏，能见度不足5米。这一小队外国年轻人要造访的马楼乡距离县城30公里，他们从当地村淘小二的介绍中得知，2016年全县GDP不到184亿元人民币，但目前已引进40多家电商企业开展农村电商相关业务，建成服务站516个。

两年前，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在柘城的项目正式启动，首次试点时，就有超过2000人参选“合伙人”。罹患脑瘫的女孩王蕾仅有一只左手能自由活动，语言表达也不方便。通常情况下，残疾人是贫困人口就业最大的难题。现在，经过电商业务培训的王蕾是乡里的“淘帮手”，负责帮村民网购商品，还自己开了一家网店，每月能挣3000元。

一个星期后，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的一个会议室内，AGLA的“班主任”、阿里巴巴湖畔学院组织与人才发展高级专家蔡松默默听着巴斯蒂安森团队就柘城之行做总结报告。“我是残疾人，找工作就跟别人有点区别。既然有了这份工作，就要干好它。越觉得我做不到，我就越要做给你看。”看到学员们拍的视频上，陷坐在轮椅里的王蕾冲着镜头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蔡松流下了眼泪。

阿里的全球化目标

2016年4月，杭州乍暖还寒。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三号楼的会议室里，蔡松第一次见到这项计划的负责人黄明威（Brian Wong）。

黄明威是是美籍华裔，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也是阿里巴巴第一位美籍员工，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马云的特别助理。他介绍，这项计划的愿景是为阿里全球化锻造一支“海外的铁军”。根据马云的设想，这一项目将持续十年，它的使命是为阿里巴巴储备人才，为其未来十年的国际化业务培养商业领袖。

马云将全球化视为阿里巴巴在可见的未来最重要的公司战略。他的雄心是到2020年构建一个可服务20亿消费者、1000万中小企业“全球买，全球卖”的商业生态平台。因此，阿里各项业务均要加速向海外延伸。

目前，天猫国际已引进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逾3700类商品，年增速达50%；面向海外市场的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业务持续扩大至220个国家和地区，买家增长至1亿；蚂蚁金服则一方面推进与海外商家合作，使用户可以在境外利用支付宝结算，一方面通过投资参股或收购，如拥有2亿多用户的印度第三方支付平台Paytm，来服务海外当地的消费者；作为基础设施的阿里云亦在欧洲、中东、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起数据中心。

2015年6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马云提出一项十年计划：到2025年让阿里巴巴的收入来源50%以上来自海外市场，而彼时这个比例仅为4%。两个月后，高盛前副总裁迈克·埃文斯空降阿里巴巴，成为其首位外籍总裁，其职责被明确地定位为领导执行阿里的全球化。这位华尔街银行家曾供职的高盛是阿里巴巴美国上市时的承销商之一，在20多年的金融工作中，埃文斯培养了与世界各地的制造、零售、品牌及渠道商的深厚人脉。

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韬睿惠悦在其《2016年亚洲先行者研究报告》中指出，总部位于亚洲的企业正在快速成为全球商业的领航者，但大部分仍停留在“多国经营”的阶段，离国际化和真正的全球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文化之间的互不理解，是企业全球扩张、建立整体治理结构最主要的挑战。

“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主流模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或文化走向全球，而中国公司要走向全球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复杂性，”黄明威在接受《天下网商》采访时说，“一是公司自身的文化，二是中国的文化语境。这和日本、韩国企业在上世纪末面临的议题是类似的。”

回忆项目缘起时，他说：“我认为日韩企业并没有像西方企业那样真正地全球化，但他们做出了卓越的尝试。现在我们在思考如何从中学习经验。一种方法是把中国员工送到海外，然后调回来；另一种则是把未来的国际领袖带到中国，教他们理解中国和阿里巴巴的文化，然后把他们送回国外，让他们去讲这样的故事，后者是我们现在试图去实现的。”

比进常春藤还难

2016年5月，阿里巴巴全球领导力项目正式开始在全球各大商学院、职业发展组织和线上进行推广招聘。从2016年5月到10月，32个人通过四轮筛选、从30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录取率不到2%，而美国最为苛刻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录取率也有6.1%。

这些学员普遍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每个人都有一张光鲜的简历，从中随处可见哈佛、耶鲁、斯坦福、剑桥、高盛、摩根大通、谷歌、世界银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名字；约四分之一有创业经历，一半以上能用超过两门外语进行交流。

据黄明威介绍，这些学员在申请AGLA之前，或多或少都听说过阿里巴巴，很多人申请这个项目，是因为这是了解阿里这家正在塑造新经济的公司的好机会，也是投身于中国这个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新兴市场的好机会。他们有的来过中国，有的从来没有。

黄明威解释，成功的候选人须具备卓越的知识和学术表现，优秀的工作成绩和企业家思维，但这是“最低的要求”；更重要的考察维度是，候选人是否有开放的思维和学习力，是否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是否足够谦卑、有感恩之心。

新加坡小伙吴庆荣（Winston Goh）是国家科学奖学金得主，当过兵，也在新加坡政府做过战略工作，发起过一个种植室内蔬菜、缓解城市食物短缺的创业项目。出于“想要影响社会”的雄心，他放弃去实验室深造的机会，转而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之后赴欧洲工商学院修读MBA，因为他认为小的商业实践也能创造惠及每个人的成果。他之所以申请AGLA，是因为这是“一家宣称让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的公司”。

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宋明修（Matthew Shofnos）是达特茅斯学院MBA毕业生，此前曾供职于德勤的战略咨询部门和一家私募基金。他曾经到中国旅游过，能用中文进行基本对话。“我一直想在连接中美两国的事务上发挥作用，”他说。宋明修感到，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外国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媒体的画像之中。“我希望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可以缓解紧张气氛和误解的位置上，我想回去告诉家乡的人们真实的中国并不是那样。”他说，“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中国企业会愿意招聘中文不太好的外国人去它们的总部，因此，AGLA是个独特的机会。”

入选AGLA之前，来自赞比亚的伊安比·恩坎萨刚刚获得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MBA学位。在商学院的课程里，中国是经济明星、全球制造业摇篮、人人讨论的高频词汇，美国买到的每一双运动鞋几乎都带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唯一让我和中国无法相连的，是要如何参与到这种增长过程之中。我总在考虑是否能去一家在中国设有办公室的公司工作，” 恩坎萨说，当看到AGLA的招聘启事时，他意识到这是个“稀缺的机会”，既能到中国生活和工作，也能加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

来自赞比亚的伊恩比·恩坎萨（中）

黄明威说，那些触动他的个人陈述里，有人讲述了老牌工业国家一个煤矿城市的兴起和凋敝，有人表示要投身印度的科技行业，让更多和自己曾经一样穷苦的年轻人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但他补充，筛选标准并非偏爱穷苦地区出身的人。“如果你说的是我多么牛、曾经在投资行业工作过，现在我认为互联网行业非常有潜力，所以我想加入，那么好吧，‘很高兴见到你’，但我对这不感兴趣。”

真实的阿里和真实的中国

AGLA学员将作为全职员工在阿里杭州总部工作一年，分别在天猫国际、蚂蚁金服和速卖通三个核心业务部门轮岗，并通过课堂学习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建立对阿里巴巴的业务和战略布局、企业文化、以及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认知，之后按照其来源和意愿返回到北美、欧洲、东南亚和非洲，为阿里巴巴开展海外工作。

他们要像正式入职的阿里员工一样参加介绍公司历史、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百年阿里”新人课程，还会有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清华大学苏世明学院、浙江大学等合作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授前来授课，内容包括介绍中国文化与社会的中国儒、释、道思想、政治史、当代公共政策、农村经济、创新战略等，还要了解浙商历史、中国的经商之道、电商、云计算等产品或技术的发展概况。蔡松说，最受学生欢迎的是每月的实地考察，他们走访过小商品之都义乌，参观了位于杭州下沙的菜鸟仓库等，还有机会到敦煌重走丝绸之路。

村淘考察时云南小组在村民家里就餐

了解作为阿里巴巴三大战略之一的农村淘宝，是课程设计中最花精力的一部分。黄明威和蔡松与业务部门商量，选出了地区发展差异最大的几组样本。浙江缙云县的北山村被誉为“淘宝第一村”，全村四分之一人口从事电商相关公司。龙头企业“北山狼”专营户外用品，2015年销售额逾6000万元。但是，家家住小洋楼的浙江农村不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全貌。“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曾经给自己一个定位：希望给他们看到一个新中国和一个真实的中国。‘新’代表阿里，它是一个新的开头；我们也想把中国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他们，而不是有所隐藏。这也是阿里对于每一个员工的要求，要真实。”

于是，学员要乘着绿皮火车和突突轰鸣的拖拉机深入西部地区的农村，甚至坐在村小二电瓶车后座穿过黄土飞扬的村道，出现没人看管的羊群挡路要下来把羊赶走，夜晚寄宿当地的农家，上卫生间只能到露天的旱厕去解决。

AGLA学员走访村淘驿站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农村淘宝服务站，宋明修见到了这项业务在电商之外独特的职能，即照顾留守在当地的老人和儿童。“这样的体验非常有意义，可以让人窥见一些中国的主要社会议题，”宋明修说，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展现出了和国际城市上海、新近的一线城市杭州截然不同的中国面貌。“那里智能移动设备并不普及，很多人都不知道马云是谁。当地政府对和阿里巴巴合作很感兴趣，它们现在可以让村民通过网络购买生活必需品，并且免除了运费。”

考察结束后，紧接着要去浙江大学上一堂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课。“既有接地气的体验，也能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中国农村经济，这样的结构是比较完善的，”黄明威说。

入职阿里巴巴第一个月里，马云、蔡崇信等高管均抽出时间专门为AGLA学员授课。像往常一样，马云把重点放在价值和愿景上。印度学员迪芙娅·约瑟夫清楚地记得，马云对他们说：“你觉得自己达到了某种目标、感到满意的那个瞬间，你其实已什么都不是了。”

“马云已经规划好了未来20年要做什么，一个达到这样成就的人，仍然在追求远大的梦想，”她感慨道。约瑟夫家境优渥，她来自印度南部一个小型基督教社区，女性虽然被鼓励接受良好教育，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是凭借此嫁给一个有学识的男人，然后生育孩子，放弃工作，享受做一家“皇后”的生活。在作为全职太太陪伴儿子四年之后，约瑟夫决定举家搬到上海工作，自己亦攻读MBA学位，并重返职场。“那天我学到的一点是，不要停止做梦，永远不，你还有更好的东西要去实现。”

翻译官

“请给我双份意式浓缩咖啡，不加冰块，”宋明修对西溪园区Costa咖啡的店员说。店员虽然能用英文问“早上好”，但却听不懂他想点什么饮品。更大的挑战是，天猫的内部工作系统从登录界面开始就是纯中文。

但在项目申请时，中文并不是硬性筛选标准。黄明威这样解释：“我们态度是开放的，最好的人选是可以深刻理解其母国，之后能将其在中国的经验用自己的语言翻译给母国市场，再向世界解读的人。”首批32个学员中，只有3个在中国长大、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员中文达到母语水平，12个人完全不懂中文。采访中，不懂中文的学员都表示语言不通是最大的文化冲击。

研究表明，语言造成的壁垒是亚洲企业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文化差异。利用文化输出的优势，将英语作为主流工作语言的西方企业可以直接招聘能说英语、了解欧美文化的雇员，而想要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却无法节省这笔成本。

在中国的互联网商业领袖中，马云最出众的技能之一是一口流利的英语。但英语并不是人人掌握的工作语言。

迪芙娅·约瑟夫加入了蚂蚁金服设计英文界面的项目组。在她接触到的中国同事中，约有30%能使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对话，40%能说一点英语，还有一部分专注研发的极客完全不说英语。开会讨论或与研发人员沟通时，有的内容需要她的工作伙伴帮助翻译。

2016年双11倒计时，学员们被请上台

从业务部门和学员的反馈中，蔡松认为折射出阿里在全球化过程中需要突破的问题。例如，作为阿里巴巴内部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部门，速卖通几乎每个人都能讲英语，在吸纳外籍员工方面几乎没有障碍；蚂蚁金服员工多来自金融业，年轻人比例更高，因此能使用英语的人数也不少；而天猫国际一开始是从阿里最初的电商体系成长而来，英语并不是硬性要求的工作能力。他也补充道，是否能主动突破障碍、寻求解决方法，也是评估AGLA学员表现的关键指标之一。

更深刻的障碍不止停留在语言层面。外国学员们需要理解中国同事们在措辞上和英文微妙的差异，例如“我建议做某事”往往表示某事非常重要，而非仅仅只是个建议；“抱歉，我们暂时没有某资源”可能不是指下个星期再讨论提议是否可行，而是委婉地表达否决。更多情况下，他们还要适应阿里巴巴的工作方式，比如快速讨论和决策，不必像咨询公司一样事先进行周密筹划，用文件阐述提议的背景、可行性、风险等；再比如自己对任务负责，主动寻找和动员资源完成任务；还有和欧美企业截然不同的时间安排方式：你可能在休息时间随时收到来自钉钉的工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