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摩擦加剧，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自主可控”、解决“卡脖子”问题，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
：
“
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
”
。
在这个指引下，“自主可控”的主语显然是“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然而落到具体执行上，在企业软件领域里，包括了基础设施云平台、应用开发底座、应用软件等，对这些技术开展“自主可控”的执行主体是谁？是使用企业软件的用户方，还是研发、销售企业软件的供应商？
我认为应该是供应商，而不是企业用户自身。
建立以中国力量为主导的产业创新体系，应该是先进的，面向世界一流。
中国科技要自立、自强，必须以市场机制为保障，在中国范围内建立公平、高效率的创新机制，充分利用全社会的科研资金和人才资源，提升科技水平，方能应对国外势力“卡脖子”的挑战。
然而近年来，一些大型企业却在滥用其市场地位和资源优势，在企业解决方案实施上自我封闭，压榨供应商，掠夺供应商的知识产权，我在
《
日本软件行业衰败究竟是做错了什么？中国该如何吸取教训
》
《
为什么企业不买IT公司的标准软件产品，还要强行要求源代码？
》
《
企业管理软件国产化替代 ｜ 搞得好成就一个行业 搞不好摧毁一个行业
》
《
不是企业领导们不买SaaS ，而是他们不懂怎么买IT
》
等文中对这种模式进行了描述。如果此风不煞、如果不在可控的中国范围内深化改革开放，中国企业软件行业的独立软件供应商、实施咨询服务商们就得不到良好发展，那么将极大阻碍中国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反而拉大了中国企业管理水平、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跟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
如果不是站在中外的国家博弈的角度看“卡脖子”现象，而是站在大型企业的角度，国内从2000年后开始发展起来的企业软件领域，确实存在着那些占据中国市场主流地位、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国外领先厂商对企业“卡脖子”的威胁。
这种威胁并非是出于美国制裁华为那种的政治性原因，而是因为国外企业软件公司固有的商业模式以及其在中国的销售机构“骚操作”，造成了国内大型企业购买国外企业软件后，被持续要求增加费用，感觉失去了对自己使用的企业软件的财务控制权，有被“绑架”、“割韭菜”的感觉。
所以，尽管很多大型企业自我封闭、欺负国内厂商的“自主可控”有碍行业发展，却也是事出有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在SaaS模式之前，国外企业软件公司的收费模式是一次性支付的许可证（license），加上年度支付的软件维保费（MA），通常年度维保费为一次性许可证费用的20%左右。由于国外企业软件行业发展历史悠久，市场成熟，用户方对软件的商业价值认可度高，这种模式保证了SAP、Oracle、IBM等传统企业软件公司成长壮大。
然而在中国，由于市场起步晚，当这些国外软件进入中国时，面对的是不成熟的市场和付费能力低的客户；这些国外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人员为了完成不断增长的销售业绩指标，是没有长远的战略考虑的，所以在过去二十年里，销售人员采取让企业少买许可证用户数，先让企业上了自家产品的船，然后再用尽手段让企业加许可证，或者先默许企业规避缴纳年度维保费，因为不交维保费，产品公司就不能提供升级服务，到产品大版本升级时，再要求一次性囤缴过去欠缴的维护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