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很少有书看。作为真正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子,我们能看到的书极少。从小学到高中,除了语文课本以外,我所读过的书自己几乎能一本一本数出来。大部分是大姐在外面读书工作时买了给我们寄回来的,印象深刻的有一本《古希腊神话》、一套精装硬壳的《堂吉诃德》和三册青色书皮的《平凡的世界》。我们平常若还想有额外的书看,就只有到亲戚家去的时候,在人家的角落里翻一翻,看能不能碰到一两本缺头少尾的武侠小说或是别的什么书。初中的时候,我在村子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捡到一本没有封面的短篇小说集,被雨水打湿后又被太阳晒干,像云片糕一样涨得老高,我也把它捡回去看。要等到上大学以后,我才能回味出这是一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百花文学」作品集,充满那时主题先行的意识形态,然而在生硬的外壳下,一些柔软的、人性的东西,温柔地包裹在里面。我记得那里面有宗璞的《红豆》,江玫自然是先择了「正确的」、革命的道路,然而我看完时,未尝不为那收在小小的黑丝绒盒子里珠圆的两颗红豆而感到爱情的忧愁与怅惘。
如今回想起来,一种仿佛性格里注定偏好的东西,在那时已出现了端倪。俄狄浦斯王悲痛的命运使我感到惨然,堂吉诃德疯狂的胡言中有着严肃的奇异,高三时我第一次从邻居那里借到沈从文的《边城》,连他是谁都还不知道,然而一读之下还是深深感觉到:这正是能打动我的、充满人性与美的那种文学。因此大学读了中文系以后,我就去找更多他的书来看。那种优美结实的文字下所怀的深切悲悯,使人读来忧愁。受这种影响,我开始学写几篇小说,试着将自己在乡下所经历的难以忘却的故事写下来。自然都写得幼稚,从题材到语言,都有着很重的模仿的影子,然而这大约便算是我文学写作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