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租界相对安全，也是历史选择在上海建党的主要原因之一。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这是上海最为典型的民居，由于五方杂处，各式人等都有，弄堂又四通八达，并有前后门进出，在上海更为安全隐蔽。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均选择石库门与此有关，而且，地点均选择在租界边缘。如果法租界有事，就可逃亡公共租界；如果公共租界有事，就可逃亡华界。
与老渔阳里2号相近相同的是新渔阳里6号，当年，在这条石库门弄堂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些将民族危亡视为己任的热血青年，这条路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老渔阳里孕育了党的诞生，并成为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最早所在地。而新渔阳，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他在陈独秀指派下，来到新渔阳里6号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他担任了共青团临时中央的第一任书记。
1920年9月，这里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对外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其实，这是党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用学外国语的办校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当年一群救国心切的青春志士，在新渔阳里一起挤棕棚床，打地铺，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五元，其中就有二十出头的刘少奇。
从1921年3月开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从“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挑选出20多位团员，分期分批赴苏俄学习，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汪寿华、柯庆施、曹靖华等都是这批学员中的佼佼者。
上海诞生了许多与共产党相关的“第一”，如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中共创办的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第一份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等，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先驱》等。党领导创建于上海的“左联”，也是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文学团体，旗帜人物是鲁迅，茅盾、郭沫若、周扬、田汉等均是重要作家，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与这座城市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有关，这也是历史选择上海建党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工人阶级具有很强的反抗性。邓小平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
作为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许多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在上海相继诞生。如：在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江南造船厂走出了第一名工人党员李中。他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上海机器工会简章》，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工会章程。1920年7月诞生的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第一个产业工会。
1920年秋，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启汉，在今天普陀区安远路的锦绣里，创办了第一所启发工人觉悟的学校——工人半日学校。因为学校分早晚两班上课，所以称为半日学校。工人们通过学习懂得：帝国主义压迫、资本家剥削和工人为什么受苦，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会感到陌生。这名词来自日本，且年代久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指挥机关，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党刚诞生，即把组织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党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创建性地在成都北路的一幢两层石库门建筑对外公开挂牌，书记部下设北京、武汉、广州等分部。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后，出版了《劳动周刊》，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组建工人俱乐部，成立产业工会。从此，工人运动翻开了它风起云涌、风雷激荡的壮丽诗篇，其中在上海就有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有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
1925年5月30日，日本纱厂资本家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制造了五卅惨案，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像火山般爆发了。正在青岛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迅即赶回申城，与李立三、蔡和森等共同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当时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还发表了通讯《刘少奇的奋斗》：“本会总务科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度，使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劳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
这场运动席卷全国，震惊世界，连苏联、日本、英国等工人也积极声援上海。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募捐，五卅运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更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周恩来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特别委员会，对工人武装起义作了周密准备。
上海工人从哪里弄枪，周恩来成巧施妙计。当时，有资本家组织保卫团维护自身安全，有些工人反对参加这一组织。周恩来、赵世炎得此消息亲自来商务印书馆，要工人纠察队有组织地派遣工人打进去，以便控制和利用这个保卫团。当时年轻工人任其祥想不通，他回忆周恩来当时边笑边问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他说：“枪支和弹药”。周恩来说：“对！如果我们加入了保卫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支和弹药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身份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周恩来的提醒，使大家开了窍。仅商务印书馆工人就有40多人参加了保卫团。
1927年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随即，工人纠察队分别从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西、沪东、闸北等七个区向反动军警据点发动猛攻。经过30个小时浴血奋战，消灭敌人5000多人，一举占领上海。此刻，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各工厂的汽笛一起鸣响，欢庆胜利，完成了“东方巴黎公社”的成功实践，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虽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自己建立的人民政权。
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张闻天等，都在上海留在了他们光辉的足迹。
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与这座城市吸引了众多能人志士、热血青年、知识精英有关，这也是历史选择上海建党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陕西北路、南京路口的恒隆广场这一时尚高地东西两侧，草坪上竖着两块石碑，西侧石碑上刻着“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遗址”，上面写着：1927年八七会议后，周恩来、邓小平等曾在此代表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指挥中国革命。
东侧石碑上书“上海大学遗址”，碑文记载:上世纪20年代，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沈雁冰、陈望道等革命人士在此任教，李大钊、章太炎等在此演讲，这所“红色学府”培养过大量革命干部。这里走出了王稼祥、秦邦宪（博古）、杨尚昆、丁玲、李硕勋等重要人物。作为教务长的瞿秋白就在此登上高高的讲台，与任弼时等师生一起激情高唱《国际歌》。1935年2月，曾出任过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临刑时，他昂首高唱由自己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时年36岁。
1952年，邓小平路经上海时，特意去了位于天蟾舞台后侧的云南中路171——173号，他在此驻足良久，勾起了诸多往事。1928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澎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在此办公、开会。邓小平在此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的机敏，这幢房子对外招牌是“福兴”商号，党中央机关在蒋介石“四一二”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居然维持了3年，时间为1928年秋至1931年4月。后因顾顺章叛变，该活动地点被迫中断。
作为“红色之源”，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城市，有革命遗址遗迹650多处。党在上海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如一大、二大、四大等，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的各类机关旧址多达31处。
在延安路高架北侧的一片绿茵丛中，坐落着中共“二大”会址，这里原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寓所。1922年7月16日，出席“二大”的12名代表汇集于此。鉴于“一大”开会被法租界巡捕骚扰的教训，会议改为分组讨论为主。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直响彻中华大地。这个口号第一次提出就是在“二大”的宣言上。会议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三大”虽在广州举行，但中央局机关还是设在上海。1923年7月，位于上海临山路三曾里的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内新来了3家住户。他们对外称“王姓兄弟”，这3户人家的职业都是“报关行”，即帮人填写外文表格到海关报税。
这“王姓兄弟”真相究竟如何？其实，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农工部部长王荷波以私人名义租下的这幢房子，住户却是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及罗章龙。这不起眼的小地方是中共三大后的中央局机关，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青年团中央书记恽代英也常来此开会。小小三曾里，居然是堂堂中央局。
崭新的中共“四大”纪念馆位于环境优美的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内，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但“四大”原址是东宝兴路上的一座石库门，已毁于“一二八”抗战时的日军炮火。
“四大”纪念馆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标注了“四大”在全国产生的重大影响。“一大”，全国党员有53名。1925年1月召开“四大”，全国有党员994名。而到两年后“五大”召开，全国党员人数一下跃至57967名。“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统一了全党思想，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全国由此兴起了以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反帝爱国高潮。
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素有“上海雨花台”之称的龙华烈士陵园，就见证了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
从1927年起，数以千计的革命志士被关押于此，罗亦农、彭湃、汪寿华、赵世炎、林育南、李求实等革命志士在此英勇就义。党创始人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就在上海壮烈牺牲，29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延年在龙华刑场上面对刽子手按他下跪，他傲然而立，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众刀斧手按他下跪，他又一跃而起，吓得敌人差点摔倒，最后宁愿站着被乱刀砍死，倒在血泊之中。他的弟弟、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乔年也于第二年在龙华遇害。临刑前，狱友为他难过。陈乔年却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就义时只有25岁。1931年2月7日夜，“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也在龙华被集体杀害。鲁迅对此无比悲愤，他写下著名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血腥镇压，白色恐怖，使党组织在城市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已很难在上海立足。与此同时，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中心终于由城市转向了农村，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成了更多共产党人的选择。1933年初，临时中央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江西瑞金。党中央在上海坚持了11年多，由此画上句话。但上海的地下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
两年后，面对日本侵华、国家危亡，由田汉在狱中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诞生。
1949年10月1日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随着《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刻，13位“一大”代表中，有两位登上了天安门，毛泽东和董必武。
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直线空间距离仅1000多公里，但我党征程历经艰难曲折，途径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终于开辟了一个文明古国走向复兴的道路，洞开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大门。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成了共产党人和亿万民众的共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