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张海龙,是从报纸开始的,《兰州晚报》。
大概是96年,这张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一样,会介绍《在路上》,会提到我们没有听过的音乐。我看报纸,犹如福尔摩斯在一切碎片里拼出线索,渐渐我拼出了写这些文章的人的线索,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他要进入这家报纸,他成为特邀记者,他成为记者,他开始报道案件,他开始担任编辑。他是张海龙。
1999年,这张报纸,突然出现了一个版面,我们立刻嗅出来了,这个版面不一样,这样的版面,出现在这个城市,这个人们还习惯于蹲在路边吃牛肉面的城市,多少有点不可能,至今也不大可能。我们默默地看,慢慢地谈论,在遇到陌生人时,如果对方也提起这个版面来,立刻省略了互相介绍的必要。
这个版面的编辑,是张海龙。
终于有一天,因为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我坐着34路车,去报社了。这篇文章,叫《愤怒的早晨》,作者的署名是“榆中一农妇”,她这样写:“我是一个只读过小说四年级的农民,是为了一个我想不同(通)的问题,才这样写了一个愤怒的早晨,请你们不要笑我”,她这样写:“她急(疾)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冷风吹乱的秀发在白嫩的脸上来回穿梭,黑色的平底鞋踩着积雪”,她这样写:“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噩)梦,眼前时尔(而)出现书记凶恶的咀(嘴)脸,和可怕的那只大右手”,能把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的人,一定不寻常。
一米八,胖,戴眼镜。
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后来,是上下级,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诗人、画家、无业游民,看画展,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我的世界,在2001年渐渐打开,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好风万里”这样四个字。
给2001年、2002年由他编辑的专栏版面《新龙门客栈》写稿子,是最快乐的日子。可能在新的、更年轻的一代那里,还有人正在经历世界展开的快乐,在心里经历那些小小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暗流初涌。但在2001年、2002年,我也经历过。
他写作,但在他专栏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个记者,这很重要,他选择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选择他,都是有道理的,他的天性里,更多地是记者的天性。
在生活中,他有一种谨慎的深沉,他喜欢在置身事外和忘我投入中掌握自由穿行的权力,有时候,看得出来,他也想摆脱这种深沉,然而,这种方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为他与世界交接对话的基本策略,所以,当他偶然显得不那么沉着的时候,所有的人,反而不习惯了。
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在那些朋友聚会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晦暗不明的酒吧里,我们习惯听到他告诉我们,那些他媒体生涯里经历过的事,无论是能写的,或者是最终没能写的,我们与他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大量信息交换的基础上,而当他偶然流露出他的情感、他的忧愁、他的颓唐的时候,我们都难免四散而逃。
作为朋友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要求的他,就只是这样:不动声色,手眼通天,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密匙,令人放心。大多数时候,他的确是非常令人放心。
当然,写作中的他,也是一样令人放心的。他在一开始,就避免了那些写散文的人的老路:故土情怀,青春迷思,都市烦恼,或者陷于爱情的人的呓语。他在一开始,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只写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别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