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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Michael Schuman
亚洲地区的债务水平一直在上升
债务阻碍了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增长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Kim Dae-jung)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充分体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改革精神。
在他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有位惶恐不安的访客从首尔赶来，请求面见总统。他就是声名显赫的韩国大宇集团(Daewoo Group)创始人金宇中(Kim Woo-choong)，该集团当时是韩国第二大财团。在河内共进早餐时，这位商界大亨表示他的公司正在陷入财务危机，恳求总统伸出援手。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
在过去，这样的请求可能会获得首肯。韩国总统依照惯例支持被称为“财阀”的本国大型企业集团，因为这些企业是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可是，财阀被人诟病的商业行为导致了债务、产能过剩和行贿问题，也是这场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金大中总统意识到，无论有多么痛苦，采取新的态度都是当务之急。他打发大宇集团掌门人回到国内，只做了一番训示：管好你自己的问题。不久之后，大宇集团就解体了。
这是个很有胆识的决定，却只是亚洲地区的官员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摆脱金融危机所做的无数艰难抉择之一。从1997年7月开始，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亚洲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几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出现投资者逃离、本币暴跌、企业破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
当时我是派驻首尔的记者，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改革措施出台。
亚洲各国大量银行倒闭、企业重组、集团解体、市场开放。
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顶住各方压力进行改革，许多人蒙受了损失。
雅加达
爆发的严重社会骚乱久未平息；
首尔
的工薪阶层处境尴尬，难以告诉家人自己被解雇的实情，只好每天早上穿着深色西装，在当地公园里闲逛。
可是亚
洲摆脱金融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没有推卸艰难责任的各国总统、部长和技术官僚。
不幸的是，亚洲应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改革精神已丧失大半。
近年来，亚洲更是以改革进展缓慢而著称，即使面临不断上升的风险和日益恶化的经济失调。面对这些新的威胁，亚洲各国政府必须重拾20年前推动变革的那种紧迫感。
比如，你可以回顾韩国过去10年的发展。金大中放弃了支持大宇集团，可是最近的几任韩国总统更倾向于赦免那些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的财阀掌门人，而不是削弱他们的势力、改善公司治理。这些后果在过去一年里浮出水面，另一起财阀引发的腐败丑闻甚至让一任韩国总统倒台。
政策制定者的保守态度也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
印度尼西亚本来应当是全世界表现最出色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可是由于过度监管和基础设施薄弱，该国经济增长率仅在5%左右徘徊。其实，亚洲地区的债务水平一直在上升。虽然并没有达到引发危机的程度，可是债务阻碍了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增长。
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
不过，也许另一波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韩国新任总统
文在寅
(Moon Jae-in)表示，他打算限制财阀及其控股家族的影响力，从而创造有利于小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
印度尼西亚总统
佐科·维多多
(Joko Widodo)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税收豁免计划，同时众多行业都在加大对外资的开放。现在，人们希望维多多能解决一些更棘手的问题，比如过度监管的劳动力市场，过度监管让印尼实现经济多元化所需的工厂望而却步。
当危机让政策制定者别无选择的时候，改革总是更容易进行。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变革，亚洲还会继续过度依赖债务而不是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贫穷国家，家庭福利的改善又将推后。
正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那样，经济弊端发展到某个地步，可能会使亚洲地区再次面临一场金融危机。当你需要的时候，亚洲还会出现下一个金大中吗？
（本文内容不代表彭博编辑委员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编辑：林一丹、格根坦娜
翻译：孟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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