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指出,在极权统治时期,中产者会立即遭到排斥。我想这无非因为强权政治是不允许那种不偏不倚的中庸的,是不能容忍那种温吞水式的生活态度的。但只要社会条件允许,中产者便会迅速复活。而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一个中产阶级正在兴起、形成。一种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人生态度、价值取向,正潮水般上涨,并且看来要主导整个社会。中产阶级家庭是一种平民天堂。在这样一种天堂里生活,可以说几乎是所有平民的梦想。
然而,中产阶级却又并不仅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资产,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生活上的小康,还意味着有文化、有教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知识文化水平。只有一定程度的资产和一定程度的文化相结合,才能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得以建立,才能使人领略到中产阶级生活的美妙。而当一个社会使知识者、艺术工作者这一类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可能过上一份中产阶级生活时,这些人便会不由自主地向往、追求起这种生活,而同时一种“中产阶级气质”也便会在他们身上迅速产生。
在当代中国情形也正是如此。中产阶级生活既然是一种平民天堂,当知识者文化人有可能进入这种人间天堂时,他们便会削尖脑袋要钻进这天堂里。在这种时候,将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作为进入这天堂的阶梯,便也并非不可理喻了。当代中国知识者中,有一部分人业已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他们有的是以商业性的写作等手段成为中产阶级的,有的则是在专业之外另觅财路,而“以商养文”也不过是“亦文亦商”者的一种漂亮借口。
真实的情形,则是以商业手段过上一份中产阶级生活,而同时又不失文人身份。文,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一种点缀,恰如中产阶级客厅里的一盆鲜花,一件摆设。近来,不大听到有知识者抱怨自己如何贫穷了。我想,那是因为那些觉得自己太穷的人已不再叫嚷,而开始了踏踏实实的赚钱活动。
去年这时候,文士们哭穷的声音还响成一片。而当他们觉得自己穷困时,他们心目中的参照物正是那种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并不意味着他们穷得衣食饱暖都无法保障。自己现有的生活状况与所向往的那份中产阶级生活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于是他们觉得自己很穷,且靠严肃认真的写作,靠不以谋利为目的的专业活动,似乎永无进入中产阶级天堂的可能,于是,他们便开始有了“市场意识”,便开始变换写作态度,改变专业宗旨了,便“亦文亦商”起来,甚至干脆弃文从商了。
对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是当今中国知识者、文化人的一种共同的趋向。文士们聚在一起,已不大谈学问、谈思想、谈艺术了,而往往谈得津津有味的,是住房、家庭装潢和各种高档家庭生活用具。而且,当今中国的知识者、文化人有一种普遍的信念,即一种小康的生活,一种舒适的生活,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作为知识者和文化人应当享有的,对这样的生活的追求,是十分合理的。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这样的一种追求实现了以后,只有在进入了中产阶级的平民天堂之后,他们才可能无牵无挂地、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思想文化。
而实际上,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并非是天经地义般地合理,同时,以舒适的生活为献身思想文化的前提,则更是一种自欺欺人。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中说,舒适并非文明的特征,“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壮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舒适却从未用心。舒适的生活是伴随中产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
对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中产阶级人生理想的表现。而舒适的生活又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生活,一旦人们尝到了这种平民天堂的甜味后,便很难再抽身离去。这恰如吸毒者上瘾后再难戒除一般。于是,是以怎样的方式获得这份中产阶级生活的,便需要以怎样的方式维持这种中产阶级生活。因此,那种认为只有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后才能一心一意地献身思想文化的论调,近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