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 19世纪中国参加“万国医病会”及“养生公会”始末

19世纪中国参加“万国医病会”及“养生公会”始末

李鹏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为了更好地抗击在世界各地肆虐的病毒，尽快结束疫情大流行（pandemic），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呼吁应重视防疫、抗疫过程中的多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国际之间的防疫合作可以追溯到1851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卫生大会。在这之后，一系列国际卫生大会的召开，最终有了一个世纪之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成立[1](P11)。在19世纪举办的国际卫生大会中，中国参加了1881年、1885年两次大会，这是中国参与国际防疫合作的重要开端，同时也反映了晚清中国逐渐摆脱“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并不拒绝融入刚浮现的国际团体中。在此背景视角之下，这两次国际卫生大会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中国学界鲜有专门论述。鉴于此，本文将利用相关中西文献，对中国受邀参加这两次大会的具体情况作一尽可能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意义作些必要的阐发。

西方学者针对近代早期瘟疫和流感传播的情况，创造了“疾疫导致的全球一体化”（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这一术语[2](P28–91)，即病菌随着军团或沿着贸易路线跨越国境传播到世界各地，因为疾疫的扩散，各国不再是孤立的，而是被疾疫联成一体。在疫情的压力之下，各国逐渐意识到应该从原来孤立状态下基于国境线的各自为战走向国际联合。有学者借助这一术语，详细考察了19世纪霍乱（cholera）流行背景下召开的八次国际卫生大会[3](P453–476)。实际上，整个19世纪共举行了十次国际卫生大会，只不过另外两次大会并非仅仅以防治霍乱为中心，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五次大会在霍乱之外也讨论了黄热病（yellow fever），而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的第十次大会则专门关注鼠疫（plague）。综合查考以下文献及档案：

(1)Norman Howard-Jones.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1851–1938”，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2)Valeska Hub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 on Cholera, 1851–1894.”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9, no. 2, 2006.

(3)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 provided for by joint resolution of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the early part of 188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1.

(4)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onférence sanitaire internationale de Paris. 7 février-3 avril 1894. Procès-verbaux.”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4.

我们将这十次大会基本情况列表如下：（附录文末）

这些大会的举行，意味着世界公共卫生防疫已经从最初的国家或地区采取隔离措施发展到开展国际合作。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旅行和国际贸易使得疫情越过国界传播到整个世界，而面对这种情况，欧洲以及欧洲之外现有的或压根没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并不敷用[4](P11–51)。为了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同时又尽可能减轻疫情对于商业利益的冲击，各国之间有必要协调防治措施并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进。如此一来，防疫就不仅仅是医生和科学家的事情，还需要外交官、政治家的参与。因此，“国际卫生大会（1859年那次除外）有别于其时雨后春笋般的科学大会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将科学家和外交官聚在一起，而且其议程更多是政治性的而非科学性的”[5](P459)。实际上，中国所参加的两次国际卫生大会，清廷都只派了外交官员。

1879年6月2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一项法案，宣布任何货船或客船，如果其出发的国外港口存在传染病，则其进入美国任一港口均为非法，违者将处以不高于一千美元的罚金。任何驶往美国港口的外国船只，在其离港之前，应获得可信赖的检疫人员出具的关于出发港口、船只以及船上的乘客、货物、船员卫生状况的证明[6](P161)。该法案的目的是防止黄热病、霍乱以及其他传染病进入美国领土并传播开来，但其实际执行存在不小的困难：一是一些确实存在疫情的外国港口未必心甘情愿配合做出相应检查以保障美国的卫生安全；二是倘若美国将可疑船只一律隔离，必然会导致一些并非染疫船只的不必要羁留，影响正常的商贸往来[6](P158–159)。也就是说，该法案要真正得到有效实施且不损害商业利益，必须得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合作。因此，1880年5月14日，美国参众两院授权总统召开国际卫生大会，邀请那些对有可能被黄热病、霍乱感染的港口拥有管辖权的政府参会，主要商讨以下两点：一，针对疫情，尤其是霍乱和黄热病，如何建立一个可靠的国际通报系统；二，针对出发港口、航行船只的卫生状况，如何出具格式统一、可信赖的卫生检验证书[6](P159)。

1880年10月9日（光绪六年九月初六），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Angell, James B.）照会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和硕恭亲王奕䜣：

美方最后说：“据想此事与贵国甚有关涉，深望贵国或派驻本国之大臣，抑或另派大臣，与各国所派之大臣公同商议也。”[7](P2－3)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中收有光绪六年九月初七安吉立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该照会除了时间晚一天外，内容与前引照会基本相同，但文字上有缺漏，如“据想此事与贵国”之后夺“甚有关涉深望贵国”八字[8]。

清廷最后决定由当时正好派驻美国的钦差大臣陈兰彬代表中国参会。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广东吴川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光绪四年（1878）以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秘鲁钦差大臣的身份赴美。然而，由于当时通讯不便，迟迟未接到清廷回复的美国又于1880年12月23日（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国务卿的名义直接照会陈兰彬问他能否赴会：

收到照会之后，陈兰彬于12月27日照复，称“会期迫近，上海无电报直达北京，碍难照发电报。若由内地传递文件以达京师，计复文到美须阅一月许。彼时料必会议完竣，虽派员亦已莫及。”[9](第2册P249)陈兰彬以会期临近而通讯不便来不及请示朝廷为由，婉拒了美方的邀请。可让陈兰彬没想到的是，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1881年1月20日（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要他赴会。于是，陈兰彬第二天又给美国国务卿发去照会，称“现在恭奉大皇帝谕旨，特派本大臣在华盛顿同赴万国防疫会”[10](P443)。此时大会早已于1月5日开幕。

根据美方的记录，陈兰彬代表中国分别参加了1月24日、2月9日以及3月1日的全体会议[6](P23、74、136)。1月24日除了出席记录，没有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记录。在2月9日的会议上，针对出发港口的卫生检验证书，意大利代表提出一个修正议案：“卫生检验证书由出发港口的中央政府负责机构发放，而目的国驻出发港口的领事有权对卫生检验证书予以认证，并在其上添加他认为有必要的标注。”[6](P75)而葡萄牙代表也提出了一个修正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