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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明方：张忠谋定义张忠谋

香帅的金融江湖 · 公众号 · 金融 · 2025-01-11 18:00

正文

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鲜少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也无法否认他的产业领袖地位，Morris Chang(M.C)，张忠谋，几乎是如雷贯耳。他的一生，大学毕业后就没有离开过半导体产业。35岁担任美国德州仪器积体电路部总经理，36岁升任副总裁，41岁已是该公司主管全球半导体部门的资深副总裁。1985年54岁时来到台湾，56岁创办台积电，一直做到2018年87岁退休。他说，德州仪器和台积电是他生命的两次命运之约，德州仪器改变了他的上半生，台积电则改变了他的下半生。

人们仰视他的风生水起，却并不知道他曾经有过的数次屡败屡战的滑铁卢经历。他一字一句写下的《张忠谋自传》上下两册，向人们坦率而真实的呈现了他酸甜苦辣而跌宕起伏的半导体人生。

2024年11月29日，《张忠谋自传下册（一九六四—二O一八）》正式出版（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这一年，他93岁了。距离他《张忠谋自传上册（一九三一—一九六四）》已经时隔26年了。

我读到上册时（该书的2018年6月22日第四版第三次印行），已是2019年的1月初。

2018年2月我去台湾考察生物产业，曾任台湾第29任“财政部长”、经建委主委的台大金融学教授刘忆如博士（其母亲郭婉容曾是台大经济系教授，被经国先生延揽至政府，后出任台湾“财政部长”、经建委主委，为台湾第一位女性部长，也是第一位访问大陆的台湾高级官员）引荐认识其先生李锺熙博士。李博士曾任台湾工研院第六任院长（2003-2010），时任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就是由他细心安排，让我在内湖、汐止、南港等地深入拜访了联亚生技、台康生技、台湾微脂体等8家阶段和规模不同的生技公司。

他和我三天时间内两次晤谈甚欢，用心的介绍了台湾工研院的发展情况，特别讲到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及他任上推动发展的台湾生物技术产业，讲到台湾生技产业的市场较小和经历过的资本市场波动，讲到曾任台湾工研院第三任院长（1985-1988）的张忠谋先生，特别讲到张忠谋先生出版的自传上册。他本想找机会请张忠谋先生签名后再寄，那一年张忙于退休交班，一时凑不上方便时间，便先作为新年礼物将自传上册寄我了。2019年5月我们在台湾再度见面，还说起不知下册何时问世。

余秋雨先生2001年3月为《张忠谋自传上册》写的长篇序文中写道，“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张忠谋先生从者如流，一呼百应，但作为一个思考者，他还是有点孤独。他不会设计温和的语气来表达他的否定，更不会采用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方式来软化他的规矩，因此正如一位记者所说，这位原被全社会仰望的男人，其实与社会格格不入，‘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这是他真诚的自我判断，却不想有什么改变。”

张忠谋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经常听的是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而最喜欢的是巴赫。他很少应酬，喜欢独处，做的是人仰马翻的热闹事业，过的是云淡风轻的安静生活。很少应酬的张忠谋先生有一次在台北应酬了余秋雨先生，张做东与余和台湾清华的沈君山校长等几位一起晚餐，席间却一直引余秋雨一起说上海话，或解乡愁。

一次，有人问张对退休的安排。他说，“我会慢慢交棒，跟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渐行渐远。”他说他退休后很想教书，并引一句西方谚语作结，“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这一说，有10年。

张忠谋1931年7月出生在浙江鄞县（我的父母和祖上也是鄞县人，我的籍贯便一直如此填写，故有一种莫名的亲切），1岁时随父母迁南京，5岁迁广州，12岁迁重庆，14岁又随父母抵上海，17岁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年底再迁香港。次年赴美入读哈佛大学，一年后转学到麻省理工MIT，22岁硕士毕业，进入半导体业，27岁加入德州仪器，30岁被公司送去斯坦福大学读电机工程博士，读完回来后一直做到52岁。54岁来到台湾，56岁创立台积电，87岁（2018年6月）正式退休。他写的自传上册，涵盖了他出生至33岁，恰是他写作完成时年龄的一半。“忙着做事的人很少有时间想过去，但在夜阑人静，偶尔回想过去，我最怀念的倒不是33岁以后事业有成就的时期，而是我的前半生。”他写传的远因却是他少年时代的作家梦，在美国三十多年，很少使用中文，到了台湾后，又开始多一些用中文，但少年的作家梦只成回忆了。

一次他读到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作家，小说在他临死前这样写道，“现在，他再也不能写那些故事，那些他储存起来，预备在他能写得更好时要写的故事。也许，至少他没把它们写坏。也许，他永远不能写得更好，这才是一直拖延不写的原因。总之，一切都不知道了。”（这段话是张根据英文原著自己将之译成中文的。）

张在上册自序中写道，“拖延的结果，原来竟是生命本质的无奈和不确定感！”读了上述这段故事后的几天，张答应了天下文化事业群的创办人之一也是经济学家的高希均先生的几度邀约，决定自己动手一字一句的写传，前后写了两年。“我是美国文豪海明威忠实的信徒，他对年轻作者的劝告是‘简单的字句，真实的感情。’两者我都有。”1998年，他完成了自传上册并出版。

当时打算自台积电退休后再续写下册，也以为自己七十几岁、顶多80岁就会退休，想不到一直做到87岁才退休，当然也延迟了下册写作。他解释道。退休后他即准备动笔，却因疫情与健康因素而写写停停，花了6年时间，才在93岁高龄，终于完成这部厚达619页，涵盖他54年岁月的下册巨作。

“德仪时期也是我最为热情澎湃的年代。德仪让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此，我无比地感激。读者们知道的台积电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并非一帆风顺。我也经历了不少酸甜苦辣。我非常庆幸在1985年，自美国来台湾，赴了与命运的约会，我也非常庆幸，这约会让我创造了台积电，而且做了31年（包括公司登记后、营业前的一年）董事长。不过台积电的成功，是由许多（约16万人）前前后后员工的贡献所造成的。”

我的自传上、下册都是为自己写的，即使沒有读者我也不在乎，因为在写书的过程中，我等于重新又活了一遍。至于题材，就是选择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有点故事的。他说。他要呈现真实的张忠谋。

他在讲到过往他的读书，“我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读，读了又想，想了又读。”就这样读懂了全书最重要的部分。

这次我读张忠谋先生自传的下册，是该书在台湾出版问世仅十来天后，Helena就帮助让Evan带给了我，我迫不及待的要去阅读。

穿过日本中央山脉连绵的几百米或几千米长长的隧道，就来到了冬日的雪国，位于岐阜县境内的高山飞驒地区，皑皑的白雪覆盖着起起伏伏的群山。在年末假期静谧的时光中，我读完了张忠谋先生这本厚厚的自传下册，几许沧桑，几多感慨。

张忠谋先生在下册的自序中写道，“下册的第一篇‘德仪篇’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叙述我自己27岁至52岁黄金年龄的崛起及衰退。德仪时期也是我最热情澎湃的年代。德仪让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此，我无比地感激。但是，它对我的培植也激发了我要登上德仪巅峰的雄心。但是，这雄心是无法实现的；不说别的，只看1970年代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客观环境，就可以断定我的雄心很难实现。但是我的痴心，居然使我‘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还在德仪多滞留了五、六年，后来连婚姻都赔上了。现在回想，那五、六年是多么绝望的五、六年！台积电成功后，常常浮现在我心头的是：假使我在1970年代真的登上德仪的巅峰，我会怎样？半导体业又会怎样？我想我会自德仪退休，现在会是得克萨斯州老人。”他这里所说的“巅峰”，就是已经风生水起的他，当时立志要成为德州仪器的总裁。

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工作了25年之久。1958年的5月，他和妻子从波士顿开车4天，来到了牛仔城的达拉斯，加入了德州仪器公司。那一年，他27岁。33岁时，他由工程师一跃而为业务部门的总经理，第一次需要面对一个三千人的组织。一年后，又被调去更大一个业务部门的总经理。再一年，他调任积体电路部的总经理。一帆风顺的他第四年已经升任德州仪器的副总裁。他开始全力投入学习如何做一个总经理，补上工程师所欠缺的领导、行销、客户、市场、订价、会计财务等等的知识与能力。一帆风顺的他第四年时已经升任德州仪器的副总裁，时年36岁。

1972年5月的一个上午，41岁的他被通知升任集团副总裁，负责集团的全球半导体业务，掌管数万员工。那天是很高兴的一天，假使有任何隐忧，“让我明天再想吧，今天且尽情庆祝。”他写道。

父母亲在1950年来到美国。起初父亲还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读了一个管理硕士，以为有了这个学位，可以找到适宜的工作。但是求职的结果，只得到两个offer，薪水都很低，父亲不愿接受。后来就去开了一个售卖礼物和杂货的小店，父母亲自己给自己打工，赚自己的工资，这样维持了十几年。

一直到1971年，父母亲都已过了六十。张忠谋也首次有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德州仪器股票，决定赠与父母亲十分之一的股票（以那时的生活水平，10万美元足够让他们好几年的生活用途），让父母亲退休，不再这样辛苦了。“我已经实现了我的‘美国梦’，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下一步应该是德仪公司总裁的职位。”他毫不掩饰的兴奋。

1968年，创业投资家阿瑟·洛克（Arthur Rock）邀请诺艾斯（Robert Noyce）和摩尔（Gordon Moore）创办英特尔。摩尔就是创立了摩尔定律的那位。很快安迪·葛洛夫也加入了。几年之内，英特尔快速成为德州仪器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张忠谋刚刚踌躇满志的接手了德州仪器的全球半导体业务，集团则在野心与诱惑的交集中，正全力进入计算机、电子表、教育玩具、家庭电脑等消费者产品业务，从B端进入C端，内部客户优先，产生了内部资源分配顾此失彼，短期绩效与企业长期健康也发生了冲突。

张忠谋也在煎熬中明显感到他的经营理念与集团董事长和总裁的歧途，更被高层批评其领导不力。“我还有指望吗？”张检讨了自己的工作处境：在德州仪器已19年半，头十七、八年可说是一帆风顺，最近两三年董事长和总裁对他的态度已至荒诞无理，甚至侮辱的程度。

“半导体总经理这个职务，我做不下去了。”这一年，张46岁。他请求调职。结果，他被调去他并不看好的集团消费者产品集团总经理。他开始从巅峰去到下山的路途中了。但是，他希望可以“东山再起”，熬了近三年。“一切都是被动，一切都是唯命是从。”他被要求“过渡”二三个月，离开了消费者产品集团，担任全公司的“品质与生产力总监”。讽刺的是，这成了“几年后我创办台积电的灵感和凭藉”。

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在德州仪器的际遇每况愈下。他被降级降薪，奖金和股票期权也永远绝缘。平行发生的是，“我和前妻决定分居及办理离婚手续。我们两人同年，在20岁两人还在大学时（她在波士顿大学，我在麻省理工）相恋，22岁就结婚，结婚得太早了！两人的爱大约继续了十几年吧，但当我在斯坦福读博士时，就已渐渐消散；到四、五十岁时，两人几乎已成陌路人了。”“我们都没有外遇。···我们50岁时，女儿已去波士顿念大学（她母亲的母校），而且即将毕业自立，我们分手的时间也已到了。”

1981年底，张满50岁，独自搬入新寓。“忍一忍吧。”他告慰自己。1983年10月，他正式提出从德州仪器辞职。这一年，他52岁。

辞职的消息，在一、两天内就在华尔街日报等几份报纸上公布。猎头很快找上来，几番不同的面试，最后他去了通用器材公司担任总经理暨营运长。七、八个月的蜜月期过后，张发现现状与预期完全相背，新职一年未到，董事长给了他最后通牒，要求“自动辞职”。张忠谋再次失业。盛宴似乎将终。

命运的约会再次眷顾了张忠谋。自传下册的其余三分之二当然是台积电，“我一生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工作。”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成立于1973年，是台湾最大的产业技术研发机构，更是开创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先锋，俞国华、孙运璿、李国鼎等重臣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推动者。德州仪器曾在台湾设厂，张忠谋也曾应邀去台参加工业技术研讨会和考察建议，时有一些往来，但多是匆匆来匆匆走，对台湾的真实环境和人文并不了解。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向张忠谋发出了邀约赴台工作，张初婉谢。孙遂委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国科会主委等职的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三顾茅庐”，邀请张出任台湾工研院院长。

前排坐轮椅者为孙运璿，站立者左起为俞国华、张忠谋、李国鼎

“纽约的春天快快地过去，现在已到七月，我也已‘沉淀’了三个多月。几乎整个七月，我陷入‘此后做什么事’的沉思中。经济方面我已无后顾之忧，最重要的考量是未来的工作是否具足够挑战性，能使我再度兴奋；比较次要，但仍很重要的考量是工作地点和环境，我是否能适应？”

“七月二十四日，我决定了，我打电话给徐贤修，接受工研院院长职位。闯一次天下吧，五十四岁，再不闯天下以后也不会了。”

张忠谋54岁出任台湾工研院第三任院长，时有研究人员四千多人。他上任伊始，便着手推动三项改革，10年内一半研究经费要来自民间企业；工研院衍生的公司，必须把人也移过去；每年考绩最低的3%员工留职察看。工研院本质上是一个准政府机构，研究经费全部来源于政府。此背景下，张单枪匹马的三项改革必然举步维艰，终至失败，并招致欠缺“人和”的名声，被认为“不善处理人事”。

1988年11月，57岁的张忠谋经历三年三个月又二十天孤独的逆水行舟，决定请辞工研院院长一职。这是他5年内第三次辞职，内心充满了严重的挫折感。

人生有时就好像是一条莫比乌斯环（Mobius），人们以为自己在不断往前走，但走着走着，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莫名的绕了回来。

台积电三十周年庆时，张忠谋与台积电核心客户的合影

张忠谋深感自己是一个“过河卒子”，不能退后，只能向前。向前只有一条路，全职投入在工研院院长任上自己全力艰难推动并𣶹生的台积电企业（张是创始董事长，那时并不在台积电受薪）。他坚信不与客户竞争、与客户成为伙伴的“专业晶圆代工”商业模式，成本优势的优良品率，一定会成为台积电（TSMC）的核心竞争优势，并确立了必须积极开拓欧美国际市场的策略。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真正开始了。第一年经营非常暗淡，营收400万美元，只达募资时营业计划的三分之一，营业亏损高达540万美元。

进入90年代，没有晶圆工厂的IC设计公司风起云涌，台积电的‘专业晶圆代工’模式很快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显示出其独特的商业价值。十年间，台积电营收从1991年的44亿台币至2000年已达1662亿台币，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9.4%；毛利率从31%提高到46%；营业净利从7亿台币至613亿台币，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4.1%。

台积电1987-2022营运成长图

回头看，过去30年，台积电480多家客户中，占公司营收的70-75%通常只有15家客户，虽然这15家客户有进有出，但英特尔、英伟达、苹果、高通、博通等核心客户始终占据重要贡献。张忠谋身为董事长，坚持每年亲自拜会核心客户，与客户高层保持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

当年入股台积电的荷兰飞利浦初始投资30亿台币，至2008年全部出清，回收4038亿台币，投资21年取得135倍回报。台湾政府的开发基金当年投资22亿台币，在张写作自传下册的2022年1月，基金已收回2760亿台币，且还持有6.4%股份，约值1.0418万亿台币，回报高达600倍以上。

观察，学习，思考，尝试，这是一个企业家终身所追求的事情。张忠谋说，“以我自己为例，观察的功夫，用在工作上的占比三分之二，用在工作之外的占比三分之一；阅读的功夫，用在工作上的占比五分之一，工作之外的阅读占比五分之四；而思考则是始终在进行的。我所谓的世界级的企业，就是一直在学习思考的企业。”

作为一代半导体巨人的张忠谋，在54年沉浮起伏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职业生涯（1964-2018）中，一生底气深厚的蓄积与征战，开创了“专业晶圆代工”独特的商业模式，成就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企业，推进了世界科技的进程，更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方式，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张忠谋与新婚妻子张淑芬Sophie

2001年1月23日，69岁的张忠谋与年轻他13岁的张淑芬Sophie结婚。“她的活泼、好动、乐观忽然使我感觉又年轻起来。”由于正遇上全球半导体行业下滑的不景气，公司当年第一季的订单比前一季少了25%，而且下滑的暴风雨刚刚开始，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他们原本安排的新西兰南岛皇后镇10天蜜月旅行的计划，至一年后方始完成。“Sophie谅解，但也惊异了，原来这是她要分享的我的生活。”张写道。

张忠谋定义张忠谋。这就是真实的张忠谋，这也是这本自传的特别价值。我推荐了许多朋友一定要争取读一下。

读完自传下册，掩卷之余，我脑海中无法抹去的是另外一位张，Richard Chang（R.C），张汝京，他是另一位不应该被忘记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华人杰出贡献者。我曾在2020年6月疫中写作的一篇随笔《时光的露珠》中有所记录（收入随笔集《梧桐四季又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

张汝京1948年1月生于南京，父亲是冶金专家张锡纶，母亲是火药专家刘佩金，没满周岁的他在襁褓中就随父母去了台湾。1970年，张汝京从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和南方卫理会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于1977年加入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工作。这一年，张汝京29岁。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工作了20年，8年从事研发，12年从事工厂运营，先后协助德州仪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完成了9座（一说有10座）晶圆工厂的建设与运营。

1997年，49岁的张汝京离开德州仪器返回台湾，创立了晶圆代工企业世大积体。仅仅三年时间，世大积体就成为仅次于台积电和联电，在台湾地区排名第三的半导体企业。世大的产量，居然达到了台积电的三分之一，并开始盈利，遂与台积电成为重要的竞争者。

2000年，台积电出资50亿美元，以当时世大市值8.5倍的高溢价买下了世大。有说出差在外的总经理张汝京被蒙在鼓里。等待他的是一个纸箱装了自己的必需品，要求即刻离开世大。他后来曾告诉过我，他“受骗”了。但张汝京在内地一次公开记者采访中，又明确称张忠谋曾问讯过他是否同意被收购。也许，风雨过后，他已然放下了曾经。

张忠谋在自传下册中对于世大的收购只有几段简简单单的叙述，没有一字一句讲到张汝京当时的心情。他写道，我们正全速驰向世界半导体业中自五O年代德仪、七O年代英特尔、八O年代三星以来最大的成功，我们不能因为要在所有细节上都不吃亏而降低我们的动能。台积电在2000年初宣布购并世大案。当时飞利浦仍是拥有28.2%股权的台积电最大股东。我在与世大谈判时并未征询飞利浦意见，但在宣布当天打电话给荷兰飞利浦总部做口头报告，飞利浦对我们要付的价钱表示高度震惊。挂电话后我想飞利浦的情绪要及早安抚，不然他们可能在董事会杯葛。遂在次日立即派遣台积电总经理曾繁诚、会计长何丽梅前去荷兰解释为什么这件购并案是我们在赢取客户信任策略中必须要做的事。经过他们有力的解释，飞利浦也不再杯葛世大案。从此，世大的晶圆厂变成台积电的八厂。

张汝京不认输，希望可以东山再起。他辗转香港和内地，寻求新的创业机会。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博士知悉后，彼此惺惺相惜，他全力说服Richard在上海创业，并引荐给时任市长徐匡迪，市长表达全力支持，并亲为张汝京选择了地处浦东张江的厂址。内地第一家晶圆代工企业中芯国际（SMIC）就此在2000年4月成立，张汝京担任CEO。我当时工作的香港上海实业控股出资3亿美元成为单一最大股东，持股12%（2008年11月，大唐电信入股中芯国际，取代上海实业成为第一大股东）；高盛、华登国际、汉鼎亚太等成为了最初的投资人。卓福民、吕明方、蔡来兴、姚方、周杰先后代表上海实业出任中芯国际的董事。我也因此与Richard有些交往。

从2000年8月1日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张江的一片农田中打下第一根桩，到2001年9月25日上海第一个8英寸晶圆工厂正式建成投产，前后只用了13个月，创造了全球最快的晶圆工厂建厂记录。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中芯国际在上海一口气建了三座8英寸晶圆工厂。2002年9月，中芯国际在北京的两座12英寸晶圆工厂破土动工。2003年9月，中芯国际收购摩托罗拉位于天津的8英寸晶圆工厂。2004年的3月18日，在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后，顺利的实现了在香港和美国的两地上市，融资近18亿美元（我时任上海实业控股的CEO）。在2004年第三季度，中芯国际产值已经超越新加坡特许半导体（CSM），晋身为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2005年，公司收入突破10亿美元，8年后的2013年突破20亿美元，再4年后的2017年已经突破了30亿美元。中芯国际最新的2024年第三季度单季营收已经突破20亿美元，目前市值超过7700亿人民币。（在美上市的台积电2024年第三季度单季营收为236亿美元，净利为100亿美元，目前市值为10530亿美元，PE在30倍左右。）

然而，作为半导体产业晶圆代工的建厂高手，始终精打细算的Richard，深知半导体产业高资本投入和高折旧迭代以及必须保持高良品率的特征，但是，他终究还是未能避过竞争对手台积电的致命一击，输给了比他大16岁的张忠谋先生。

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前三天的关键时刻，台积电选择在美国加州地方法院起诉中芯国际盗取台积电Trade secret（商业机密），要求赔偿10亿美元。2005年2月，双方达成庭外和解，中芯国际赔偿1.75亿美元，分6年偿付。1年零7个月后，台积电再次状告中芯国际违反和解协议。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法院陪审团调查发现，在65个有争议的专利项目当中，中芯国际非法使用了其中的61个。最终中芯国际一次性支付前次1.75亿美元未付部分后，支付2亿美元赔偿金、10%的公司股权（支付8%的股权，外加授出2%的认股权），让这场打了6年的官司，成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最惨烈的一战。而最惨痛的代价是，台积电明确张汝京必须辞职，离开他一手创立、长达9年心血付出的中芯国际。

张忠谋始终没有放过张汝京。在张汝京离开之前，台积电又要求他必须签署一份竞业协议——从第二年算起，三年内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工作。2009年11月，张汝京递交辞呈。与此同时，他签署了竞业协议。

那一年，Richard Chang已是61岁的耳顺之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清苦的企业家，平时只戴一块普通的电子表，只坐普通的二手车，出差只坐经济舱，在北京建新厂时只住工地，以至部下害怕和他的出差。离开中芯国际的那天，他在工厂转了几圈，挥手告别，说了一声“对不起”，“愿主保佑大家”，就在骤然降温的那个严寒的冬日，离开了他曾经的巨大付出。他没有任何的抱怨悲伤之语，“不可含怒到天明”，是他常常的念叨。我不知如何是好，特地发了短信慰问他。他说他解脱了。他在上帝面前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安与自由。后来，他又有了多次创业，他不愿停顿他的生命。2024年，他已经76岁了。

江上舟（1947年4月—2011年6月）是一个有梦想、有激情的人，他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和国产大飞机919项目的积极推动者，曾担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重大专项组组长。2009年，江上舟临危受命，以患病之躯挑起中芯国际董事长重担，不舍昼夜地帮助中芯国际走出危机，临终前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在主持中芯国际的董事会。

我清晰的记得，他曾约我在他家附近的新华路影城咖啡厅见面交流。他心心念念的是国家的科技进步。他总结过他“三个三”的工作方法：三句话，三分钟，三张纸——三句话就要能吸引人，三分钟就要让对方听明白，写报告三页纸讲清楚。2011年6月27日，他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64岁。我想，如果没有他的战略前瞻和孜孜不倦的推动，也许就没有中芯国际和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

其实，江上舟是一位老红军的后代，父亲江一真（1915.3-1994.3）曾任福建省省委书记、省长，卫生部部长等。江上舟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和妻子吴启迪双双考回清华母校。后又双双在1979年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学习，分别取得博士学位。江上舟学成回国后，曾出任海南省三亚市副市长，后任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首任局长。吴启迪回国后则在同济大学担任教授，后任同济大学校长，2003年6月进京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夫妻倆很长时间聚少离多，1997年，江上舟离别海南，调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江上舟去世后，我有好几次往来北京时，在航班上见到了吴启迪校长，她长期从事控制理论、控制工程和管理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那时她也已从教育部副部长位上退下了，她不顾自己曾经生过大病，在飞机上也是安静的阅读厚厚的材料，继续为国家的科技进步竭尽全力。我也只能相视问候，彼此打个招呼，不敢走去过多惊扰。

刘以鬯（1918.12-2018.8）1918年生于上海，1948年底定居香港，是香港著名作家。王家卫说，“我对刘以鬯先生的认识，是从《对倒》这本小说开始的。”正是刘的著名小说《对倒》，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成了电影《花样年华》。记得刘以鬯曾说过，记忆是潮湿的。这话很意识流，也很可寻味。

在回到现场的点点回忆中，泛起的却是深刻的记忆，有些心痛，有些沮丧。

也许，命运埋下了随机的算法。我们只是拼命的划桨，试图与波浪抗争，常常的是，我们还是无奈的被冲回了曾经的往昔。

中部阿尔卑斯的远山逶迤，清澈的木曾川沿着岐阜县、爱知县、三重县一路流淌，最后于伊势湾注入太平洋。冬日的枝条光秃秃的开始寂寞，仅剩的几许残叶依旧微微颤动着似落未落，似乎彼此在耐心的等待着春日的来临。

因为，每个冬天的句号都是春暖花开。

吕明方随笔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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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公众号宁静访谈录）

xiang s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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