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 王大湿
封 | 《女同志游行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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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从事“性别/性”研究，此为其于2019年2月23日在同志权益平等促进会上的讲座实录。
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要有同志运动，第一个前提是要有“同志”。同志并非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在60年代以前，社会没有“同志“这一概念，那个时候只有一些特殊的词汇，比如在成都有”飘飘“，上海有”屁精“，用来描述同性恋群体，也是一种具有污名化的代称。这些代称和“同志”相比，最大的差距在于”同志“是一个政治化的标签，不管是做反歧视还是平等权益倡导。所以从全世界社会来看，同志运动所能存续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同志成为一个政治化的身份标签。
中国的同志成为一种政治化的标签，形成于20世纪的90年代，在80年代是没有的。中国的同志运动得到发展，是同志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身份标签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同志，同时我们又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待遇，这就促使身份的政治化。无论遭受就业歧视也罢，日常生活中遇到他人的谩骂也罢，或者是教科书里面对我们的歪曲也罢。这就是第一个前提，要有“同志”，同志运动之所以搞不起来，首先是同志的身份没有建立起来，其次是没有政治化。成都的“飘飘“存在几十年了，但是它是没有政治化的。
第二个前提和第一个高度相关，因为同志的存在是命运共同体。无论青岛的同志工作被开除，还是广州的同志“一百块钱都不给我“，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但是对他们的遭遇有一种感同身受，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受到了一样的压迫，这就叫命运共同体。我们是汉族，我们是中国人都是一种共同体，所以同志必须要成为一种超越地域的共同体，超越日常的小圈子，成为一种普遍的、普世的存在，使得相互的遭遇能够感同身受。
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在七八十年代都是小圈子，我在成都做研究的时候，有大学老师圈子，有已婚同志圈子，有娱乐圈同志圈子，大家彼此瞧不上，或者彼此的关系就是性关系。或者平时在一起就是喝茶聊天，没有成为一个超越小圈子的共同体，也就没有群体意识，所以同志运动要搞起来，身份的政治化和共同体的建立是两个前提。中国的同志运动要发展起来，或者发展的时候出现不平衡，就是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差异。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西部，没有多少人自我认同是同志，没多少人认同自己是同志但是受到社会异性恋主义的压迫。
从全球范围来看，每个国家同志运动的发展是不一样的，这是同志运动的国别范式。在北美或者欧洲，拉丁美洲，东亚，甚至在东亚内部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台湾、日本、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大不一样。所以国别范式也是同志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运动的经验无法照搬到中国来，权促会开展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发挥跨国影响力，实现国际间资源的调度，这种跨国资源调度在中国有好处，也有坏处。
除了差异，同志运动在全世界来看还存在着一定的基本共性。第一，反歧视，这是所有同志运动都有的。第二、建立同志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包括早期的酒吧、浴室。我今年春节回成都一趟，十几年前这些地方就存在了，这次回去看了MC，是一个桑拿，这是我第一次去。春节放假的时候，里面人多得不得了。对于早年的同志运动来讲，这种公共空间就很重要，我进去的时候就很惊讶，成都居然还有这种地方，用一个国外研究的词语称呼叫“性的乌托邦“。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在里面确实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但那个共同体是否被政治化呢，显然是没有的。对于一个同志来说，无论他结婚与否，在桑拿房里，两眼一抹黑，上下求索，也可以挺开心的。这种空间很重要，但是一旦被公权力关停，就有可能被政治化了，酒吧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同志组织也是一样。
同志公共空间非常重要，不能只是一个私人空间，或者停留在小圈子里，不然同志运动搞不起来。对我自己来说，我所奋斗的公共空间就是我们学校的课堂。这个学期我在我们学校开酷儿研究课，此前已经开过两次，没有什么问题，报名的人很多。考虑到现在同志的公共空间被压缩得很厉害，为了加强和社群的联系，请了七个嘉宾，第一个是跨性别者超小米，第二个是来自厦门大学的耽美文化研究者，第三个郭晓飞，剩下的嘉宾是来自同志社群，亲友会的阿强、同语的徐玢、骄傲节的Raymond，这三人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学校是一个公共空间，我必须坚持扩展和维持同志的公共空间。
《酷儿文化：媒体、历史和社会》课程讲座第一场
除了反歧视和建立公共空间以外，全世界的同志运动还有一些开展策略，比如同志骄傲游行，或者类似的意识提升。每个国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我们中国前些年发展出了行为艺术，证明年轻人是很有创造力的。
每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条件会影响同志运动的开展？比如我们把美国这一套，包括个案诉讼、游行、游说议员、竞选公职、跟妇女运动结盟、媒体倡导，把这些搬到中国来，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尽管在国内游行是不可能的，但是行为艺术就是上街了。2007年开始放彩虹风筝，包括现在还在进行的彩虹马拉松，甚至彩虹烧烤都是上街。就个案诉讼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司法系统有非常大的差异，美国是判例法，法院说了算，中国则完全不同。就媒体倡导来说，美国所谓的新闻自由可以提供一定影响力，而中国媒体是被管制的，然而中国媒体这些年随着商业化的发展，让媒体有了新的发展，也出现了媒体倡导的可能。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因素会影响同志运动开展的结果？
第一条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同志有没有一个被政治化的身份。在中国现在同志有了，全世界来看gay也是可以被政治化的，然而有的地方性别多元是不能被政治化的，这和一个国家的性别系统有关系。早些年的中国，一个男性在作父亲、丈夫的身份时，私下可以有同性情人，这些身份互不冲突，长期以来在中国得到实践，也被当时的社会所允许，这就是文化的吸纳。如果这样的实践被吸纳，同志运动就搞不起来，因为无论当事人还是社会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第二条就是性别系统，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否吸纳多元性别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性这个问题是一个私人问题还是一个公共问题。人们以为性就是关在卧室里面做爱不要拿出来说，中国传统上都是把性高度私密化的，潘绥铭老师讲得很好，中国文化对于性很包容，但是性是不能说的，你可以去干，但是你不要说，说出来就觉得很尴尬。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性的认知，包括同性恋，都是一个私人问题，两人私下解决，不要拿出说。如果性是一个私人问题，它就无法多元起来，它就无法在公共场合讨论。
把性理解成私人问题还是公共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这些年中国同志运动很成功的地方在于把同性恋议题公共化，性也公共化了。同志社群中什么样的议题明显是一个公共议题？艾滋病。艾滋病在八十年代出现，而同志社群九十年代就有了，所以同性恋在中国从一个私人领域的议题变成公共议题，艾滋病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下子同性恋议题就政治化、公共化了。除了艾滋病以外还有什么议题被公共化呢，这是需要我们共同探索的了。比如说教材歧视，因为影响了下一代，这就是一个公共议题。如果同性恋还停留在私人议题上，同志运动就搞不起来。现在的就业歧视也罢，同性婚姻也罢都是新鲜事物，在美国九十年代以前都没有同性婚姻的议题，大家都不想追求同性婚姻，因为整个性解放的思潮是反婚姻的，婚姻是压迫性的，不平等的。为什么要同性婚姻，是因为八十年代艾滋病危机出现以后，在美国的特定政策和社会福利框架下面，因为有配偶的种种权利，大家才开始争取同性婚姻，同性婚姻才变成公共议题。以前的同志运动里都不要同性婚姻，同性婚姻也是压迫性的，同性婚姻并不是同志社群的核心议题。
同性婚姻的议题是发源于美国特定时期下的特定需求，而中国比如说在上海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不结婚买不了房子，在这里中国的同性婚姻针对的是“未婚歧视“。近几年税法的变革，对婚姻而言会有更多的好处，放在前些年婚姻并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我采访的那些人里有一些是形婚的，都打算离婚，好买两套房，因为结婚只能买一套。又比如结婚了，办签证的时候配偶需要在场，采访对象当时就说这是很烦的。
除了议题能不能公共化，我觉得还有一个社会因素是中国的政治、司法体制。因为西方学界认为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威权国家也有一点好处，大家知道古巴的例子吧，古巴就是一个威权国家，古巴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呢。就是当有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比如卡斯托罗的侄女去推进，同志运动的进程就会非常快，这就是威权国家的好处。
但我也有比较担心的问题，一个地方的同志运动能否发展，是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中其它的矛盾关系明显有关的，尤其是阶级矛盾。如果在一个社会中阶级矛盾比较尖锐，一是同志的议题会靠边站，二是同志很可能成为替罪羊。历史上最好的经验就是德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注：魏玛共和国）是全世界的同性恋天堂，在柏林有最丰富的、最公开的同志生活，当时全世界的同志名人，包括美国的，都到柏林去，当时德国的霭理士性研究所也设在柏林，那个年代德国的同志社群是非常繁荣的，结果希特勒一上台马上就变天了。因为经济危机，阶级矛盾高度激化，最后同性恋就成为替罪羊，跟犹太人一样。现在大家对于中国的评判是贫富分化比较严重，这个情况值得关注。我们有很多前人的教训，我特别特别强调。
还有一个社会因素是宗教势力的影响。刚才讲美国，同志运动搞得很好，前期宗教的压迫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宗教对同志总体是包容的，但是这些年有一个趋势，西方的原教旨主义渗透到中国来了，他们在西方日益失去市场，他们就在韩国、非洲、中国这些地方来了。云南曾经开展过三生教育，听说背后就是宗教势力，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政府也在重视，当年吕丽萍的案子很明显，政府当时站在同志这边的。我不是说宗教不好，我针对的是原教旨主义，最保守的那一套，我认为政府对此比同志社群还要警惕。
另一个因素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地缘政治。前阵子台湾的同性婚姻法案草案发布，大家都很欢欣鼓舞。地缘政治在西方也收关注，为什么地缘政治重要，因为我们政府对于同志的态度可能和同志本身没有关系，它和地缘政治关系非常紧密。谁是我们的盟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需要拉拢的，谁是需要打压的。现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盟友是谁？中国以后最大的问题是能源问题，石油谁有呢？。
中国地缘政治里最大的问题，和同志相关的，就是台湾。两岸关系里面同性恋是不算多么突出的议题的，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砝码，成为一个褒扬我自己而贬损对方的手段。我去年和香港大学的学者合作一个研究，针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同志研究，我们去采访当地95后男同志。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已经完成了，我的合作伙伴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在台湾的95后同志说：现在我们台湾经济是不行，基础设施也破破旧旧，但是有一条我们很好，我们同性恋权益好，就凭这点我们藐视大陆。这时候同志议题就变成了政治工具，这是长期以来民进党政府，包括以前的国民党一直在推动的，把同志权益的问题建构成一个海峡两岸的差异，用这个来贬损大陆。我不是说台湾的同志权益推进不好，我的点是这个东西会被政治化而用于服务其它目的，比如政党利益，选举利益，这时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地缘政治本身和同志没关系，但是会成为影响同志国家政策的考量要素。这时候我们再选择一个跨国的策略的时候，就需要多思考一个点。政府say no，是真的say no，还是有其它的考量。这一点也是今天我们在中国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总之这些因素，包括性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差别；性身份能不能被政治、能不能被动员；宗教势力的影响；司法系统与政治制度的差别；地缘政治；还有内部阶级矛盾。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同志运动的结果。
NHK拍摄的纪录片《出柜》对亲友会妈妈的采访
今天中国的同志运动是一个怎样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去观察。中国的同志运动可否发展一个新的策略，叫家庭主义的同运模式？因为在西方的同志运动，长期以来是基于个体的，是个人权利与个人诉求的实现。我在研究美国PFLAG（注：美国同性恋亲友会）时，发现很多加入的父母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这些同志的父母参与到同志运动中时带有宗教性的抚慰与疗愈的目的，所以美国的同志运动是建立在个体主义之上，美国的政治和司法体系也会助长这种趋势。
那么中国呢？大众可以认为是个体化的，但是集体的力量，尤其是家的力量还是很强大。中国的家庭力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当中，国家角色的退出，对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同志个人，能提供依靠的就只有家庭。家庭的作用是无容置疑的，因为家庭成为了国家角色退出以后提供社会保障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家庭在社会运动中是一个具有极强合法性的单位。近些年中国同志运动的社会空间被压缩，同志组织要么被迫解散，要么活跃度大不如以前，但是亲友会（注：CPFLAG，中国同性恋亲友会）是一枝独秀的。原因首先是在于亲友会开展工作依托于动员家庭参加，其次是亲友会有很强大的力量与有关部门博弈，因为在中国社会当中，家庭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可以批判中国的同志运动是基于个人主义或者西化，但对家庭来说，父母爱子女天经地义，这为家庭参与同志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优势，即便政府再强大也不能否定一个家庭的合法性。所以家庭的参与给予了中国同志以强大的伦理支援。
如果我们看台湾的同志运动可以发现，台湾的同志运动策略有很多是从美国引进的，然而台湾的同志社群在动员家庭参与上，可能没有大陆做得好。我以前读博在美国认识的台湾朋友都还没有向家人出柜。反而中国的同志运动在活动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还能积极的扩展，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亲友会在近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不光有社群支援，还有道德支援和合法性支援。
回顾近些年中国同志运动的发展，除了在活动空间受到限制，还要面对地缘政治压力和国内的阶层分层而产生的压力，这两个因素对未来中国同志运动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