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早期中意文学交流的神秘面纱——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意大利卷》

Tittle: Uncovering the Mysterious Veil of the Earl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Abstract: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History of Sino-foreig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 The Volume of China and Italy edited by Zhang Xiping, adopt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 of mutual illumination; the work examin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earl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pattern of world literature, thus presents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early mutual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As an academic work with broad vision, accurate historical data, precise analysis, sound arguments, it embodies a high degree of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creativity.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strategy are helpful to reinterpret and explore new historical data about literary relations, to reconstruct and highlight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Sino-foreig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which, thereby, will lead the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 study to a new depth, and also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Early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Historical picture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Research strategy

Author: Shen Wenhui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014年《人民文学》意大利文版《汉字》出版，至2016年6月已出版两期，分别以“方向”“时光”为主题，选用了铁凝、刘慈欣、麦家、王安忆、林白、宁肯等作家的作品，标志着中意文学交流开启了新篇章，中意两国人民不同文化间的心灵对话进入了更深层次。那么，中意文学交流究竟起于何时？早期面貌是怎样？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有哪些优秀的文学遗存？又有哪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应该传承和弘扬？这些问题意义重大，但已有研究语焉不详。令人欣慰的是，张西平等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意大利卷》的前三章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该著以宏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精细的辨析和高度的学理性揭开了早期中意文学交流的神秘面纱，呈现出早期中意文学交流的鲜活状态和丰富面向，为我们了解早期中意文学乃至文化、文明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在此，笔者不想复述早期中意文学交流的具体情状，而是想重点谈谈该著在国别文学交流史写作上的特色和亮点，以呈现其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考辨文献，去伪存真

    文献史料的收集、鉴辨、理解与运用，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奠基性的学术工程。早期中意文学交流活动发轫于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但诉诸文字的专门文学交流活动几乎没有，而是与两国人民之间的商贸往来、宗教传播、外交斡旋、地理探险、旅游观光等活动交织在一起，散见于史书、方志、游记、地輿志以及文人墨客的诗文集中，时空跨度大，知识门类多，文献庞杂，真伪并存。这就要求著者既有史料编年基础，视野开阔，涉猎广泛，旁征博引，绝不能挂一漏万，又要尽可能将史料放在它形成和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考察，考其源流，厘清承续，辨析真伪，去伪存真，是对著者学术功力和治学态度的严峻考验，来不得半点马虎。  

    中国文献中有关古罗马的记载是中意文学交流的滥觞，弄清其来龙去脉对于厘清中意文学交流史有正本清源之作用。为此，该著详细考辨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南朝宋时范晔的《后汉书》、三国时记载魏国历史的《魏略》、隋唐时代撰录的《晋书》、《北史》、《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以及玄奘高僧西行求法回国后口述的《大唐西域记》等史书，并佐以北魏杨炫之叙述洛阳佛寺文化之专著《洛阳伽蓝记》，通过对浩繁的历史资料的细致爬梳，梳理出“从西汉史料中的‘黎轩’”，“东汉以后的‘大秦’”，“到隋唐史书中的‘拂菻’”三个历史时段中，中国人关于古罗马文化、文学一脉相承又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并多方考证辨析，阐述事实，指明谬误。如东晋袁宏所著《后汉纪》与南朝范晔著《后汉书》都记载了班固经营西域期间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古罗马帝国）一事，语多相类。但袁宏的《后汉纪》比范晔的《后汉书》问世约早半个世纪，他们的史料源自何处？著者查阅《后汉书·西域传》发现：范晔是参考了班固《汉书》记载的西域诸国风土人俗，并根据安帝末年班超之子班勇所作《西域记》撰写而成《后汉书·西域传》，“以此推之，袁宏的相关史料也应该受益于班勇”。①换言之，《后汉纪》和《后汉书》关于西域的知识应该都源于班氏父子经营西域期间所得。班氏父子治理西域数十年，管辖西域五十国，熟悉各国政治、经济、地理、风土，史料的可靠性不言而喻。但《后汉书》中言“大秦”“多种树、蚕桑”、“宫室皆以水精为柱”，著者坦言：此说“不免有讹传之嫌”，因为“桑蚕在中国司空见惯，在意大利可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物以稀为贵，正因为没有出产之顾。”而“水精”（玻璃）做柱“未免夸张，应指大理石”。（6）通过对史志文献的细致考辨，保证了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又如《魏略》中对“大秦”地理位置的错置，对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与“大秦”之西白玉山圣母的穿凿附会；《旧唐书》中关于西域极尽夸张想象之能事，以及古罗马、希腊文献中关于遥远中国天马行空、众说纷纭的描述等，著者皆以严谨的辨析、多方考证指出其谬误，又以灵动的笔触、诙谐的语调表达对古人认识局限性的理解及其艺术想象力的夸赞。有些文献记载因缺乏相关佐证材料即所谓“孤证”，亦不予采信。如：1世纪末古希腊雄辩家弗罗鲁记载：奥古斯都时代，有来自“丝绸之国”的使团花费4年时间来到罗马，并且进献了珍珠、宝石和大象。但著者强调指出：“此为孤证，不足采信。但从某种意义上也表明，1世纪中国与罗马间商贸层面上的往来就比较发达了。”（31）又如，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西汉曾设立甘肃骊轩县，用来安置古罗马克拉苏部参军，当代学者甚至在骊轩古城周边找到了不少具有欧洲体貌特征的当地居民。但因为缺乏更多有力证据，著者并没有简单认同“西汉的罗马降俘之说”，提出“此说确否，暂且存疑，不妨作为中意文学交流史的一段琐闻轶事观之”。（14）逸闻轶事与确凿的历史事实之间差距巨大，不能混淆彼此。

    总之，在广泛而全面地占有原典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精细考证分析，分辨其主次源流，辨明其价值与真伪，保证了国别文学交流史严谨的学理性、科学性，使国别文学交流史成为一部真正的“信史”，也赋予了学术著作一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二、注重对话，双向阐发

    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广泛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团体之间，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冲突和差异彰显了对话的必要性，对话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不同文学和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团体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通过对话，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了解他人；通过对话，理解并尊重彼此间的差异；通过对话，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提取对方富有魅力的异质元素，熔铸汇通创新发展，建构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互补共生、相互激荡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源远流长的中意文学交流就是通过对话所推动和实现的。为了凸显中意文学交流的对话性，《中国——意大利卷》的前三章既不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意大利的传播与影响，也不以意大利文学为核心，讨论其在中国的接受与移植，更不对中意文学做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而是着眼于双向阐发，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对中意双方繁杂的历史资料、文献典籍的细致考辨追寻中意文学交互影响的足迹和历程，这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双重创新。

    该著第一、二章的题目是“元朝前中国人对意大利的记述”、“中国文学在意大利的早期传播”，分别从中意双方视角阐述了文学与文化在对方国家的早期接受与传播。我们看到，中意之间尽管相距万里之遥，但无论是崇山峻岭、激流险滩、戈壁沙漠等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领土扩张、权力争夺所引发的战争、设置的壁垒等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止两国人民在经济、文化、文学等领域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强烈愿望，彼此对遥远东方／西方的巨大好奇和神秘想象是推动中意人民对异质文明进行不懈探索的强大动力。《后汉书·西域传》中这样描述“大秦”国奇异富饶的特产：“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西海珍奇异物焉。……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而时人之所以称古罗马为“大秦”，是因为“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当时中亚、北亚人习称中国为“秦”，因古罗马帝国国势强盛、物产丰富、制度、文物与中国媲美，其人民与中国人一样气宇轩昂，仪表堂堂，故呼之“大秦”。可见，“大秦”这个称呼包含了对古罗马帝国及其灿烂文明的赞誉和褒扬。及至宋代，发达的中西贸易尤其是海上丝路的畅通为宋代人民对西方的好奇和探索提供了便利条件，宋人对意大利的了解更加深入，宋代文学中关于意大利的描述更细致也更真实，其代表作当推两本地理专著《岭外代答》和《诸藩志》。《岭外代答》的作者是南宋永嘉人周去非，曾担任过静江府（今桂林）通判，卸任回乡后根据见闻整理成《岭外代答》一书，书中的一些细节生动展现了12世纪欧洲教皇国的实况。《诸藩志》的作者是南宋宗室赵汝适，他曾任中西交流重镇泉州福建路市舶司，海关官员的身份便于他接触外国商人和海员水手，因而了解到更多西方知识和信息。他的《诸藩志》比《岭外代答》内容更丰富，叙事更详实。“这两部作品中有关意大利的记载都是中意文学交流史上的宝贵资料，既是对宋代以前中国史书中大秦国知识的继承，也对后世舆地学、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8）公元1342年，意大利教皇本笃十二世派遣方济各会会士马黎诺里等30余人携带给元顺帝的回信和大批礼物跋涉万里抵达元大都，此为早期中意外交史上的一大盛事。元顺帝对礼物中的骏马赞不绝口，誉之“天马”，命朝臣铭记此事，一批文臣画工纷纷应诏吟诗作画，《天马行》《天马赞》《天马赋》《天马歌》《天马图》等诗、画盛极一时，这些诗画或描述“天马”的来龙去脉，或赞美天马的俊美体貌，随为迎合圣意的应制之作，但以文学的形式留下元代中意文化交流的侧影。

    而在古希腊、罗马文献中，“遥远东方是一个梦”，是西方人想象中的正义之帮、文明之帮，“那里晴空万里，皓月郎朗，如梦如幻，仙境一般。”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建立，中西交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畅通时代，中国第一次真正为欧洲所了解。 “在蒙古帝国时期有几十人之多从欧洲来到东方，来到中国。他们的书信和游记像草原上的白云一样在中国和欧洲之间飘荡，欧洲人正是从这些游记和信件中雾里看花”（44），对中国的认识从朦胧渐渐走向现实。除众所周知的《马可·波罗行纪》外，柏郎嘉宾的《蒙古行纪》、鲁布鲁克的《东方行记》、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记》、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也是非常重要的汉学文献，这些著作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甚至宫廷秘事均有细致介绍和生动呈现，为欧洲读者勾画了一幅中国全景图。其中，柏郎嘉宾的《蒙古行纪》“对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前所未有的介绍，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蒙元帝国史的了解，在许多方面弥补了当时中文文献的不足。”（36）意大利方济各会游僧鄂多立克曾在中国游历6年之久，足迹遍布广州、泉州、杭州、金陵、扬州、临清、大都等地，并与杭州一座寺庙的和尚们探讨人类灵魂的归属问题。回国后口述下他神奇的东方之旅即《鄂多立克东游记》，对广州、杭州、大都等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密集表示惊叹，对中国先进的驿站制度印象深刻。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马黎诺里受罗马教皇派遣出使元朝，受到元顺帝的热烈欢迎，待为上宾，四年后才启程回国。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受罗马教皇派遣，于1294年到达大都，此后长留元庭达30多年，学会了鞑靼人的语言和文字，并第一次在华传播天主教，建立教堂、济贫院，翻译《新约》和《赞美诗》，信徒达6000人，去世之时，哀恸之人不绝于途，可见中意文化交流之广泛。

    基于“注重对话，双向阐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网络结构中，通过对中意双方繁杂的历史资料、文献典籍的细致考辨探寻，早期中意文学交流的真实面影得以显现。彼此对对方的认识和了解从“神秘想象”到“雾里看花”再到“云散雾退” “水落石出”，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更是一个平等交流、不断对话、相互生发的过程。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欣羡是“对话”的动力，对异质文化的开放包容、欣赏尊重、吸纳转化是形成文化活力与文学创造力的基础和条件。

三、论从史出，凸显问题意识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重演它。因而在重演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1]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就学科本质属性而言，属史学范畴，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整体开发，就是要在占有充分、完整材料基础上，对双向“交流”“关系”“史”的演变、沿革、发展作总体描述，从而揭示出可资今人借鉴、发展民族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因此，撰写文学交流史考验的不仅是著者的学术态度与学术功力，还有思维的穿透力、思想的深广度和阐释立场的有效性。

    如前所述，《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意大利卷》的前三章史料详实，考辨谨严，以双向阐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勾画早期中意文学双向交流的历史图景。著者在欧亚大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场域和世界文学的发展脉流与总体格局中考量早期中意文学交流的缘起、发展与流变的历史进程，论从史出，避免以论带史，论游离于史，这种宏阔的视野、新的阐释角度和策略有助于重新理解与发掘新的文学关系史料，重构与凸显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将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开掘。该著关于《马可·波罗行纪》的历史叙述最能体现著者鲜明的问题意识、论从史出的史家品格和对历史文献的创新性解读。

    在早期中意文学交流史中，《马可·波罗行纪》是当之无愧的“整个西方游记汉学的集大成者”，何以见得？与《蒙古行纪》、《东方行记》、《鄂多立克东游记》、《马黎诺里游记》等西方汉学著作相比，《马可·波罗行纪》的特异之处何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该著以一章四节的篇幅对之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度阐释。首先，在11至14世纪欧洲大陆与蒙元帝国的政治格局变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精神演变的宏阔视野中，讨论《马可·波罗行纪》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细致考辨、描述马可·波罗的生平阅历、性格特征、志趣好尚，尤其是他在中国长达17载的生活状况、与蒙古大汗的密切交往，从而佐证《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接着，全面详实地介绍《马可·波罗行纪》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将之放在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历程中考察其特点，著者认为：“同马可前后的游记相比，《马可·波罗行纪》对蒙元帝国做了前所未有的详尽介绍”，元代的政治斗争、军事体制、政治制度、经济、民众生活、元大都及大汗的生活均有详尽描述，“到目前为止，《马可·波罗行纪》是外文文献中对蒙元帝国记载最为详尽的历史文献，虽然，有些地方有夸大之词，记载有不实之处，但他的绝大多数记载都可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行纪不仅为中国学者研究蒙元历史的一手文献，也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蒙元帝国的真实画卷。”（67—68）同时，《马可·波罗行纪》还“对整个中国及周边国家做了较为全面的报道”，包括对中国众多的城市、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介绍，“这些描述已经突破了元代的时空，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报道，这种广度是同时代所没有的，…….展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然而，内容的广泛性只是形成《马可·波罗行纪》特有魅力的一个方面，著者还将之放在西方本身的文化演进中，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进一步探析《马可·波罗行纪》的思想文化意义：“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激发了欧洲人的世俗观念，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70—71），从而彰显其在欧洲“启蒙运动”中重要影响，凸显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整个东亚文化圈的浸染及其与欧洲文艺复兴隐而不彰的文化关联。

    吹尽黄沙始到金，“考辨文献、去伪存真”的严谨治学态度，刈芜除杂，拨云见日，是确保中外文学交流史成为一部“信史”的基础和前提；“注重对话，双向阐发”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彰显了早期中意文学交流的“对话”本质；“论从史出，凸显问题意识”体现的是研究者的治史品格和学术创新能力，使自己的学术洞见不被繁琐史料淹没。此三者正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意大利卷》的前三章所呈现的学术精神，也为国别文学交流史写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注解【Notes】

①张西平：《中外文学交流史 中国——意大利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G﹒R﹒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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