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丨杨永康、王宇男：《唐代政治斗争与武士彟形象之变迁》

四川广元皇泽寺的武士彟塑像

唐代政治斗争与武士彟形象之变迁

杨永康；王宇男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武士彟，并州文水人，武则天的父亲，因追随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位列太原元谋功臣，贞观九年（635）因病去世。武周长安元年（701），武则天在昊陵之上为武士彟树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攀龙台碑》，碑文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表彰和宣扬了他的功德，重新建构了武士彟的形象。这座“攀龙台碑”代表着武周政权对武士彟的盖棺定论，其碑文所塑造的武士彟形象与《旧唐书》本传的记载差异巨大，在《攀龙台碑》的碑文中，武士彟是德才兼备的圣王，为唐朝立下了重要的功勋；在《旧唐书》的传文中，武士彟的形象则比较负面，虽然位列开国功臣，却没有多大功劳，还因“迂诞取媚”，被唐高祖李渊批评。两者反差为何如此之大?笔者认为，唐代政治斗争对武士彟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武士彟形象随着政局的演变而变化，经过官方多次建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武则天政治地位的升降，武则天在政治斗争中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武士彟政治地位的升降，进而影响到官方对武士彟形象的塑造与历史书写。

隋大业十三年（617），天下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李渊乘势从太原起兵，进攻长安。义宁二年（618），李渊接受其所立隋恭帝杨侑的禅让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武士彟是最早参与李渊太原起义的重要成员之一，根据成书于唐武德年间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太原起兵之初，武士彟是第一批被李渊授予官职的人员：

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炖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世子仍为太原郡守。命裴寂、刘文静为大将军府长史司马，以殷开山、刘正会、温大雅、唐俭、权弘寿、卢阶、思德平、武士彟等为掾属、记室、参左等官。以鹰扬王长阶、姜宝谊、杨毛，京兆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副统军。自外文武职员，随才诠用。

武德元年，李渊称帝之初即表彰追随他太原起兵的功臣，武士彟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据《旧唐书》载：

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仆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

由免死名录可知，李渊此次共褒奖功臣十七人，秦王李世民同裴寂、刘文静因贡献突出而特恕二死，其余功臣则以功约免一死，武士彟位列其中。同其他朝代在开国时论功行赏一样，武德元年的这份免死名录可以说是李渊对开国功臣身份的首次认定，武士彟能进入这份名单，足可见其对李唐建国著有功勋以及李渊对他的肯定。毫无疑问，武德时期的武士彟是以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太原元从的身份奠定了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武德时期武士彟颇受李渊信任和恩宠，官职很快由库部郎中升迁至工部尚书，并被封为应国公。

贞观时期，武士彟在统治集团中的政治地位略有下降，这应该是受玄武门之变的影响。武德九年（626），秦王李世民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上皇位，追随李世民的秦府僚佐得到重用，武士彟作为李渊所倚重的太原元谋功臣自然会略被疏远。贞观时期，武士彟依然获得唐太宗的任用，却没有得到进一步提拔，历任豫州都督、利州都督、荆州都督，始终以“外放”官的身份活跃于政坛。武德九年，武士彟死于荆州都督任上，朝廷追赠礼部尚书，谥曰“定”，身后并无特殊礼遇之处。贞观六年（632），唐太宗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以此来提高李唐皇族与权贵的地位，文水武氏不在其中。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表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武士彟亦不在列。“上命图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于凌烟阁。”贞观时期，凌烟阁功臣取代太原元谋功臣成为功臣集团的核心成员。考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太原元谋功臣中仅有长孙顺德、刘弘基、殷开山、柴绍、刘政会、唐俭六人在列，足见贞观时期太原元谋功臣的政治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唐代官方第一次对武士彟生平事迹进行完整的记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完成的。《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记载：“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此次撰修的《太宗实录》，即《今上实录》，起自李唐创业，迄于贞观十四年（640）。按照唐代撰修实录惯例，大臣去世之后应将传记附于当朝实录之中，武士彟供职高祖、太宗两朝而卒于贞观九年，故其传应附于《太宗实录》之中。虽然此本《太宗实录》没有流传下来，武士彟的附传也无从考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时功臣集团的政治格局大致勾勒出国史中武士彟的面貌。首先，武士彟太原元谋功臣的形象得以维持。唐太宗虽然会通过撰修国史突出自己以及秦府功臣的历史地位，但不会否定李渊及其太原元谋功臣的功业，毕竟这关系到李唐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唐太宗虽然没有重用武士彟，但两人之间没有政治冲突，他们的关系也没有恶化，武士彟的政治生涯得以善终，实录中的形象应该是正面积极的。然而，武士彟的形象显然不能与凌烟阁功臣相提并论，这是由武士彟的政治地位决定的。其次，武士彟具备一定的地方治理才干。这一点可以从武士彟的谥号上反映出来，武士彟谥号为“定”，依照唐朝谥法：“大虑静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补前过曰定，安民大虑曰定，纯行不爽曰定。”可见武士彟历任多方都督，有安民之功，才会被有司定谥为“定”。谥号代表着官方对官员的盖棺论定，实录一定会按照谥号所对应的评价对武士彟形象进行建构。

《唐会要》书影

唐高宗即位之后，武则天获得宠幸，李治决意废黜原配王皇后，立武氏为后，围绕“废王立武”问题，朝廷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永徽六年（655），在唐高宗的授意下，许敬宗等人发起了“废王立武”的政治斗争，朝堂上形成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挺王派”和以许敬宗、李义府为核心的“挺武派”。由于唐高宗和武则天强有力的支持，许敬宗一派获得胜利，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王皇后被废，褚遂良被贬官外放，长孙无忌一派受到沉重的打击，许敬宗因功官拜侍中，监修国史，成为宰相。显庆四年（659），在唐高宗的默许之下，许敬宗等人又发动“长孙无忌谋反案”，长孙无忌被外贬黔州安置，最终被逼自杀，褚遂良、柳奭、韩瑗等人被牵连，其家族继续受到打击。至此，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派被一网打尽，唐高宗和武则天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抬高武氏家族和武士彟的政治地位。在门阀意识和宗法观念浓厚的唐代，个人的政治地位是需要家族的政治地位支撑的，抬高家族和祖宗的政治地位也就是抬高自己。“废王立武”虽获成功，但亦暴露了武则天门第不高的问题，反对“立武”的大臣就是以武则天并非高门氏族为借口。显庆四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以贞观《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修成后的《姓氏录》“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原属寒门的文水武氏成了氏族中的第一等。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举措就是推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在宗法制度盛行的社会，尊崇父母就是抬高自己。武则天不断地通过推动对武士彟的加赠，提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永徽五年（654）三月庚申，唐高宗“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武士彟获赠“并州都督”。显庆元年（656）二月，“赠武士彟司徒，赐爵周国公”。司徒位列三公，属正一品，这与武士彟死后获赠的礼部尚书相较是一次极大的飞跃。显庆四年三月，武士彟配享唐高祖庙庭，而此前配享高祖庙的功臣仅有赠司空淮安靖王李神通、赠司空河间元王李孝恭、尚书右仆射郧国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等四人，其中李神通和李孝恭是李唐宗室，殷开山和刘政会名列凌烟阁功臣，武士彟一跃成为唐初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此时官方对武士彟政治地位的定位与太原元谋功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政治地位以及官方评价的变化，必然带来官方历史书写的变化。

显庆四年，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派被彻底打倒，许敬宗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授意下，开始着手篡改实录和国史，利用修史在舆论上对长孙无忌、褚遂良进行攻击。显庆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等五人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649）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即唐高宗李治的实录。与此同时，许敬宗还修改了《太宗实录》。太宗时期的武士彟仅仅是功臣集团的二等人物，高宗时期的武士彟已经变成功臣集团的一等人物，政治地位获得了跨越式的提升。贞观时期的武士彟的政治地位不够显达，《太宗实录》所附传记难免简单寒酸一些，无法与武士彟当前的政治地位相匹配，武则天显然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她的授意下，许敬宗利用改写《太宗实录》的机会，重新撰写了武士彟传。许敬宗重新撰写的武士彟传，今天已经看不到完整的版本，但有学者在考察《册府元龟》中有关武士彟的内容后，认为其中部分内容系截取了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笔者认同这种说法。对比《旧唐书》对其他太原元谋功臣以及秦府功臣事迹的描写，《册府元龟》的相关材料全部是对武士彟的溢美之词，其中有些情节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分析这些材料可知，许敬宗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武士彟进行了美化和抬高。

首先，美化武士彟的品行和才能。“才器详敏，少有大节，及长，深沉多大略，每读书，见扶主立忠之事，未尝不三复研寻，尝以慷慨扬名为志。”将武士彟塑造成德才兼备的佐命之臣。“唐武士彟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赐实封八百户。士彟为性廉俭，期于止足，殊恩虽被，固辞不受，前后三让，方遂所陈。”高度赞扬武士彟谦让知足的品德。无论是太原元谋功臣还是秦府功臣之中，这样完美的人格仅此一例。

其次，美化武士彟的治绩。例如，武士彟任职扬州都督府长史期间，“开辟田畴，示以刑礼，数月之间，歌谣载路”，“移丹阳郡于都，不日而就，时论以为明干”。又如，“贞观中为荆州都督，初届任时，有白狼嘉禾出于境内。至是，太宗手敕曰：‘公比洁冬冰，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坰，嘉禾生于垅亩，其感应如此。’”通过收录唐太宗手诏表彰武士彟治理地方的功绩。武士彟仕宦生涯后期一直在地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中央政治运作，唯有美化地方治绩，才能抬高其政治地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考虑到武士彟在贞观时期与李世民的关系一般，没有得到重用，这样的描写是令人怀疑的。

最后，美化武士彟与李渊的亲密关系，借以突显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辅佐之功。“时武士彟为司铠参军事，诘朝尝于街内独行，闻空中有人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彟寻声不见有人，乃以此白高祖并进兵书，高祖悦之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好心，当同富贵耳。’其夜，士彟梦高祖乘马上天，旦以状闻。高祖大悦，于是出入卧内，委以心腹。”武士彟的辅佐之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向李渊进献兵书；其二，做梦李渊乘马上天，预言李渊是天命真人。因为这两个举动，武士彟获得高祖的赏识，许以同富贵，委以心腹。这样的描述颇能拉近武士彟与李渊之间的距离，抬高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地位，将他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但是如果考虑到太原起兵时武士彟的地位，这样的描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此时的武士彟仅仅被授以掾属、记室、参左这样的官职，在李渊的部属中级别较低，排名也靠后，显然算不上太原元谋的核心成员，此时能够称得上李渊心腹的只有裴寂和刘文静。

以上所引材料均出自《册府元龟》，并非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全貌，但足以证明武士彟的品德和功绩被有意夸大了，武士彟的形象也被有意美化和抬高了，许敬宗按照配享功臣的标准对武士彟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为武周革命之后武则天进一步推尊其父奠定了基础。

《册府元龟》书影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总揽朝政，通过一系列操作，最终实现改朝换代，建立武周政权。显庆五年（660），唐高宗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官奏事，“或使皇后决之”，武则天开始参与朝政；上元元年（674），百官尊高宗为天皇，武则天为天后，并称二圣；光宅元年（684），武后遂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武后临朝称制，自专朝政。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正式称帝，建立武周，李旦被降为皇嗣。

天子为天下大宗，武则天想要称帝，就必须建构自身的宗法地位。武则天在推动武周革命的过程中，通过礼制建设，不断地提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扩大武氏家族的影响力，最终实现了将文水武氏建设成天下大宗的目的。总章元年（668），朝廷表彰武德、贞观功臣，“太原元从，西府旧僚，今亲详览，具为等级。赠司徒士彟，赠司空开山……并立为第一功臣”，武士彟名列第一功臣集团首席。咸亨元年（670），“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为了表彰武士彟功德，高宗还亲自撰书了“太原王碑”，并于仪凤三年（678）在文水县置太原王武士彟庙。武士彟的爵位由国公晋升为郡王，政治地位实现了飞跃。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作五代祠堂于文水，追尊士彟为太师、魏定王。武士彟的爵位由郡王晋升到亲王，位极人臣。永昌元年（689），武则天以士彟配明堂，尊其为“周忠孝太皇”，改文水陵为章德陵。天授元年（690），立“武氏七庙于神都”，并追尊“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次年又“改章德陵为昊陵”。武则天称帝之后，按照传统宗庙制度，建立武氏七庙，武士彟被尊奉为武周太祖皇帝，一应礼制完全按照皇帝的规格对待，武士彟身后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将管理武士彟陵寝的昊陵署改称为攀龙台。长安元年（701），又在昊陵前树立了一座巨大的石碑，这便是《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又称为攀龙台碑，“高五丈，阔九尺，厚三尺”，形制巨大。碑文由宰相李峤撰文，相王李旦书丹，碑文内容主要记叙了武士彟的家世渊源、生平事迹，表彰和宣扬了武氏家族及武士彟的丰功伟绩。攀龙台碑宏大的规格和华丽的碑文结合在一起，见证着武周官方对武士彟生平事迹的盖棺论定，也建构着武周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在攀龙台碑文中，李峤熟练地利用传统的天命有德的故事模式，将武士彟塑造成比肩舜禹的圣王，以此论证武周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通过捏造祥瑞，宣扬天命在兹。“母文穆皇后，尝祈晋祠于水滨，得文石一枚，大如燕卵，上有紫文，成日月两字，异而吞之，其夕梦日入寝门，光耀满室，已而怀孕，遂产帝焉。及载诞之宵，梦人称唐叔虞者谓后曰：‘余受命于帝，保护圣子。’惊寤而帝已生。明日，紫气氛氲，覆冒其城上，俄而化为五色，仿佛若文绣之衣，左右亲宾，莫不骇异。及长，龙颜方面，身长八尺，背有黑子，象北斗之形。”在这段对武士彟出生情状的描述中糅杂了多位帝王的祥瑞，文穆皇后吞石而孕的情节颇似简狄吞玄鸟蛋而生契的故事，梦日入寝门的情节模仿了汉武帝母亲王娡梦日入怀的故事，“龙颜”“黑子”仿照了刘邦的故事。在天人感应思想流行的背景下，虚构这样的情节就是为了证明武士彟受天命护佑，承担着为武周开基的责任。

其次，将武士彟与古代圣王相提并论，对其进行美化和抬高。“则知肇创云雷，非一圣之事；奄荒区夏，由浸昌之业。是以岐酆受命，武王戢商野之戈；谯亳开基，文后迁汉宫之鼎。”论及武士彟对武周的开创作用时，将他跟周文王和曹操相比拟。“若乃观文察理，睹奥钩深，推六画而见三才，覆四营而穷万象，斯乃风皇之所以际天人也。敦本抑未，纳祜蠲邪，探秘术于九门，致成功于六府，斯乃大帝之所以慈氓庶也。语奇正纵横之术，论帝王仁义之兵，教豸区武熊罴，作舟车器械，斯乃轩后之所以张武功也。温良浚哲，惇懿文明，观象乎藻火之衣，听言于宫商之律，斯乃妫水之所以昭文德也。声为律而身为度，勤于国而匮于家，沐雨而栉风，卑宫而菲食，斯乃夏王之所以求诸已也。引罪让德，持尊下卑，虚襟于药石之言，屈体于刍荛之议，斯乃商后之所以听于人也。不傲不逸，多艺多才，求贤审官，兴法立度，通刑政之要，达礼乐之情，斯乃周公之所以勤王事也。宫墙罕测，性道难闻，笔削所裁，群贤无措言之地，宪章所缀，百代成不刊之式，斯乃孔宣父之所以正人伦也。”论及武士彟的才能与功绩，将他跟伏羲、炎帝、黄帝、舜帝、夏禹、商汤、周公、孔子等圣王和圣人相比较。“似文命之匡虞历，都君之辅唐政”，论及武士彟辅佐唐朝的功勋，将他大禹和舜帝相提并论。通过大量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武士彟塑造成圣王。

最后，以“忠孝”为基调塑造武士彟的品德，证明其以德配位。武士彟去世后，官方最初议定的谥号为“定”，后来又特意改谥为“忠孝”。忠孝是儒家价值观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也是品评人物最核心的要素。碑文着力从“孝”和“忠”两个方面，叙述武士彟的相关事迹。“太后尝被重疾，不愈经时，帝扶侍起居，品尝药物，仅踰苍舒称象之岁，未及子建诵诗之年，履不正絇，衣不解带，及丁茶蓼，号慕呕血，七日无水浆之膳，三年罢盐酪之滋。扶杖而行，殆至毁减，虽孝文之服勤累载，高宗之谅阴三祀，无以加也……及文穆之弃代也，帝庐于墓茔，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丧纪之节，复如居穆后之哀。有芝草生于庐前，群鸟数万，衔土集于坟上，山中旧多猛兽，行李艰阻，至是皆逃窜绝迹。”碑文对武士彟孝敬父母的细节予以细致的刻画。宗法制度确立皇权的正统地位和传承统系，“孝”的观念是宗法制度的重要基石，帝王“孝”的品行对于建构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碑文不惮繁琐，详加虚美的根本原因。碑文还极力刻画武士彟为唐王朝尽忠尽责的形象。“高祖亦虚心结契，握手推诚，周文之得姜牙，载以騑服，成汤之逢伊尹，告之宗庙，便应爪牙之任，即承心膂之托。”将武士彟比作姜子牙、伊尹，对李渊忠心耿耿。“又梦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于是具以状白，并献所撰兵书。高祖大欢，益以自负，置其书于箱箧，后皆按以从事。闻程昱之梦，即以为名，听张良之言，皆纳其策，所谓天授，岂但人谋。”把武士彟做梦、进献兵书的行为与程昱、张良相类比，借以说明武士彟深受李渊信任。“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敬想忠义之风，缅惟臣主之分，求诸古昔，未之闻也。”将武士彟之死描述为因李渊去世悲痛而亡，凸显其重情重义。

为了建构武士彟完美的圣王形象，碑文捏造和篡改了很多史实。例如，碑文对武士彟早年的事迹进行了虚构，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望，汉王杨谅曾亲自登门造访，请武士彟出山。武士彟来到京师以后，满朝文武无不敬仰，宰相杨素嫉妒生恨，竟想加害于他，幸赖观德王杨雄和吏部尚书牛弘的庇护才避免祸难。当时的武士彟只是一介平民，竟能为满朝大臣所瞩目，明显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又如，碑文说武士彟去世之后，官方给予的谥号的“忠孝”，但事实上，武士彟最初的谥号是“定”，显庆四年以后才改为“忠孝”。再如，根据碑文记载：“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帝累让不受，改授纳言，又固辞。”内史令、纳言均为初唐時代的宰相，以武士彟在太原元谋功臣中的地位，李渊是不可能任命他当宰相的。再如，碑文记载武士彟“梦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这段文字显然是在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的文本基础上修改而来的，许敬宗的原文是“士彟梦高祖乘马上天”，许敬宗的说法是李渊一人乘马上天，李峤的说法是武士彟跟随李渊一起上天，并一同用手扪日月，这样的修改显然是为了论证武士彟与李渊同样享有天命。

《攀龙台碑》碑文是特定时期武周政治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论证武周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在论述武士彟生平事迹之时，虚构与夸张之处比比皆是，并不是一篇合格的史传之文。武则天曾经希望将《攀龙台碑》塑造的武士彟形象载入史册，长安三年（703），“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幾，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只是随着李唐政权的复辟，武周政权的倒台，这篇碑文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意义，逐渐被人冷落，武周时期所构建的“圣王”武士彟也就此被人遗忘。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戴太子李显复位，“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李唐政权正式复辟。在这一过程中，武氏家族虽得益于“李武政权”的旧有结构而暂时未遭清算，但主心骨武则天倒台还是意味着武氏家族大厦将倾。事实也确实如此，神龙元年，武三思、武攸暨、武懿宗等人均遭降等；神龙三年（707），李重俊发动政变诛杀武三思、武崇训；唐隆元年（710），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合发动政变，诛韦、武党；先天二年（713），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至此，盘踞于李唐权力中枢的武氏家族势力被彻底消灭，李唐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随着李唐政权的复辟，武周政权的垮台，武氏家族的失势，武周时期一度被抬高成武周太祖的武士彟也由此走下神坛。神龙元年五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景云元年（710），“废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先天二年，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削去武士彟的帝号，降其为太原郡王，昊陵改称太原王墓。武士彟政治地位及礼制规格的急剧下降，必然引发官方对他的重新评价。“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这次修史活动形成了三朝实录的最终定本，标志着官方对“武周革命”至“先天政变”期间复杂的政治斗争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进行了盖棺定论。武士彟作为武则天的父亲，其生平事迹必然会在记载在《则天实录》之中，官方也会重新塑造武士彟的形象。唐玄宗时期，官方还试图修撰国史。开元十四年（726），吴兢奏请在家中编撰《唐书》，“敕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但很快就因“书事不当”被贬。其后韦述接任了修撰国史的任务，“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缺，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韦述之后，柳芳又继续修撰国史，“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纪传体国史中的武士彟形象一定会跟《则天实录》保持一致，因为它们都体现了开元时期的官方立场。

《旧唐书》的史料主要取自实录及国史，《旧唐书·武士彟传》的史料主要来源于韦述、柳芳所撰国史，透过《旧唐书·武士彟传》可以看到李唐复辟之后官方是如何重新评价武士彟的。《旧唐书·武士彟传》的史臣这样说：“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旧唐书》的史臣对武士彟的评价要比许敬宗和李峤低得多，说他虽然名列太原元谋功臣，却没有什么功劳，全靠依附唐高祖李渊才获得提拔，认为许敬宗过于美化武士彟，很多话不可信。其主要依据来自于正文中这样一段记载：

时盗贼蜂起，士彟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及义兵将起，高祖募人，遣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分统之。王威、高君雅阴谓士彟曰：“弘基等皆背征三卫，所犯当死，安得领兵?吾欲禁身推覈。”士彟曰：“此并唐公之客也，若尔，便大纷纭。”威等由是疑而不发。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劝威等鞫问募人之状，士彟谓德平曰：“讨捕之兵，总隶唐公；王威、高君雅等，并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遂止。义旗起，以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初，义师将起，士彟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

这段文字记述了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主要事迹，与许敬宗的记载明显不同，其所塑造的武士彟形象与许敬宗所塑造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首先，否定武士彟的元谋之功，说他并不知道李渊要起兵。其次，否定武士彟与李渊的亲密关系，说他是王威之党。最后，否定武士彟的品行，说他梦李渊升为天子是为了取媚李渊。仔细考量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所述，太原起兵之初李渊设官分职武士彟已经是李渊的正式部属了，他怎么会是王威之党呢?他是负责管理行军铠甲的官员，怎么会不事先预知呢?武士彟加入李渊起义阵营绝不可能是临时起意。况且文本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说武士彟不预知，另一方面又说他“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一方面说武士彟是王威之党，另一方面又说他多次阻止王威、高君雅陷害李渊。这些矛盾之处，其实都是官方改造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不够彻底的结果。

《旧唐书·武士彟传》通过恶意改造许敬宗《武士彟传》的文本，贬低武士彟的做法还是相当明显的。以武士彟献兵书、造梦的情节为例，许敬宗的记载是献兵书的当夜，武士彟梦见李渊乘马上天，时间间隔极短，经过《旧唐书》的改造变成了时间间隔很长的两件事，献兵书发生在起兵之前，造梦发生在李渊称帝之后，通过这样的改造，武士彟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太原起义的辅佐功臣变成了迂诞取媚的平庸之辈。如果说许敬宗对武士彟的美化还有一些史实依据，李唐复辟之后国史对武士彟的丑化则完全没有从史实出发，纯粹是文字游戏，为了贬低而贬低，根本原因在于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之后，武氏家族已然被认为是祸乱李唐的罪魁祸首，武士彟的形象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综上所述，武士彟如果不是武则天的父亲，他的形象大概率与大多数太原元谋功臣一样，正面积极，略显平淡无奇，但是因为他是武则天的父亲，身份敏感，即便去世之后，身后事依然备受官方关注。随着武则天在政坛上的崛起、武周王朝的建立以及李唐王朝的复辟，武士彟的形象也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废王立武”的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赠官、加爵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推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最终实现配享唐高祖庙，在许敬宗的笔下武士彟的形象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被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武周革命之后，武士彟被尊奉为武周太祖，为了论证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峤将武士彟建构成舜禹一样的圣王，其完美形象被推至顶峰。李唐复辟之后，随着武氏家族被清洗，武士彟的政治地位的陡然下降，其形象也跌至谷底，被塑造成“迂诞取媚”的平庸之辈。武士彟形象演变的例证，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官方传记文本形成的复杂性，历史人物的形象建构和盖棺论定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造成了史学屈从于政治、服从于权力的修史格局，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意志在官方历史书写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官方史学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敏感的政治人物。从政治斗争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官方如何塑造和书写历史人物，探讨中国古代官方传记文本的形成机制，对于批评和考订中国古代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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