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火车上读消息，三色幼儿园事件，看受害儿童母亲的采访视频，一边看一边哭，合上视频很久之后都无法停止。
做了母亲之后，任何与儿童相关的消息都会变得敏感，不由自主去想，如果是我的女儿会怎样，然后就泪如雨下。
只是这一次，我有双重代入感，因此崩溃感会更强一点。
今天我就从一个性侵受害者的角度，谈一谈我的想法。
童年，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去一个小朋友家里玩，不算熟的一个弟弟，午睡的时候，其他小朋友睡着了，我躺着没睡着，被小朋友的父亲用手指伸进内裤，性侵挺长一段时间，我吓呆了，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没敢喊叫，能够脱身的时候就迅速跑回家，谁都没敢说。那人是个大学老师。
少年，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非常挤，被后面一个人把手伸进我的裤子，我摆脱不掉，所幸很快到站了，我拼命挤下车，确定没人跟随才回家。
少年，大概十七岁的时候，在一个人少的公园，我自己坐在凉亭里看书，被一个拿长刀的男人把刀架在脖子上，逼到一个墙角，脱下裤子。
可是他是一个性无能，即使脱下裤子，仍然不举。
他很生气，揍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
而我那个时候突然产生了无名的冷静，就和他商量：如果他现在走掉，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如果他现在杀了我，公园很快会发现尸体报案，他肯定会被抓住。
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还是他本来就不敢杀人，总之是他提上裤子逃走了。
总的来说，在所有性侵的事例中，我的遭遇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除了童年那一次，每每都在最紧要的关头脱身。
但即便是这样，这些事件都仍然给我留下无尽的心理阴影。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难接受和任何人的身体接触，碰到一点都会如惊弓之鸟一般弹开。
从中学开始，对每一个追我的男孩，总会在两个人刚开始有一些身体接触的时候提出分手，有的男孩可能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分手。
我无法接受被触摸，想到亲密接触，头脑里只有五雷轰顶般的恐惧。而即使到结婚之后我依然恐惧，恐惧到连生理期都不正常。
性在我心里只有一个无法抵御的印象：暗中伸出的魔爪。
所有这一切，我都从来不敢说出来，从小到大，压在心里二十几年。
一直到快要做妈妈了，我才觉得真的不能再抗下去了，才准备打破自己心上的坚冰。
我先是找了一个学心理咨询的朋友谈了一次，然后鼓起勇气，在女儿差不多一岁前后，找机会先后把这些事告诉了我先生和我母亲。
女儿的到来，对我而言是一种内心的拯救。
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有差不多十多年，我对整个世界的心态是封闭的、抵御的，我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真正打开心扉。我只希望躲避这个世界的任何侵袭。
但是女儿的到来让我第一次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生命要我保护，她那么小，那么依赖在我的怀抱里，我需要更勇敢才能真的撑得起这把保护伞。
我真的变勇敢了。
我来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说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孩子不敢把这种事说出来。
原因很简单，孩子不知道说出来之后的后果如何。
小孩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心里估量，说出一句话别人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常笑一岁多的小孩就能“见人下菜碟”，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已经能估量他人的反应。遇到灾祸时，小孩子之所以隐瞒，不外乎是担忧说出来之后遇到二次灾祸。
为什么会担忧说出来遇到二次灾祸呢？
第一， 是因为说不清，怕被人怀疑。
很多糟糕的事情，小孩子自己也不明白，又怎么能叙述清楚呢？
另外很多细节因为当时太害怕，什么都不记得了。如果说出来，必然遭到许多追根究底的盘问，一旦答不上来，就会被怀疑是不是撒谎。被怀疑撒谎，对小孩来说，是比灾祸更痛苦的二次灾祸。
第二， 是因为害怕去对峙。
遇到可怕的事情，一旦说出来，就是一种指控。随后就要面临与加害者当面对峙的可怕场面。
对于小孩子来说，只要想到对峙就有可能吓晕，为了避免它的发生宁可自己藏起来。加害者多半比小孩子更巧言令色，自我辩护，在对峙中，小孩子很可能一败涂地，这也是一种二次伤害。
第三， 是因为怕把事情闹大。
到了五六岁阶段，就已经能估量父母会做出的反应了。
有很多时候，孩子是会担心父母一怒之下做出过激的事情。孩子无法估量父母盛怒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恶人没能扳倒，却让父母因冲突而受难，孩子一辈子都会在心里说都是我的错。此外孩子还怕闹大了遇到打击报复。
第四， 是因为难以面对周遭言论。
遇到糟糕的事，尤其是羞耻的事，孩子最害怕周围满城风雨的议论。
啧啧啧，哎哟哟，瞧瞧，围观群众的声浪越剧烈，孩子心里的耻辱感越强。
被人可怜就好像伤口翻开在外面任人撒盐，那是痛苦中的痛苦。孩子也害怕因此受到他人的耻笑。
第五， 是因为担心长期烙印抹不去。
一件事如果全天下都知道了，就好像是一个烙印刻在脸上，一辈子抹不下去。劫后余生的孩子，尤其是遭到性侵犯的孩子，最渴望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非一辈子脸上刻着性侵烙印。
满城风雨很快退散，群众都各自做别的了，只有当事人摆脱不掉身上的烙印。
所有这些，都是孩子周围人可能想不到的。当父母或围观群众第一次听到性侵的事情，肯定是震惊、愤怒，想要采取行动。这个时候通常能想到的是：
1）追根究底；
2）引起关注；
3）直接寻仇；
4）法律惩治。
可是却往往想不到，这几条路需要非常小心处理，若处理不好，有可能让孩子面临窘境，甚至遭到二次内心创伤。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如果希望孩子更好地保护自己，以及遇到类似事件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她，屁屁，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是绝不能让外人摸的，如果有人脱你的裤子，摸你的屁屁，或者做其他事情，那是坏人，要大声说不可以，躲开或找其他人求助。
其次，要提前给孩子吃定心丸。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别害怕，回家要告诉爸爸妈妈。真发生这种事也没关系，那不是你的错，是坏人的错，告诉爸爸妈妈，我们不会责怪你。
第三，不要让女孩在小的时候单独一个人去亲戚朋友家玩。
童年性侵，多半发生在熟人之间，你永远不知道那些叔叔伯伯们，哪个是披着羊皮的狼。
其实在灾祸之后，孩子惊魂未定的心里，最想听的不过就是三个字：没关系。
父母需要重复一百遍：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你的错，以后你也还是可以好好生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在稳定孩子的情绪之后，要郑重其事地问孩子：这件事是否可以讲出来。有的时候并非义愤填膺发微博，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孩子最怕的可能就是被曝光，哪怕想寻求帮助，也可以寻找非公开的方式。
然后，寻求复仇或公义解决的过程中，父母需要冷静和睿智，争取能击中要害。
这次的当事人父母就先私下找到其他父母寻找证据，多人有照片、视频和证词相互佐证，集体报警才获得严肃调查。
如果不是这样严谨的准备，而是稍有风吹草动就闹开来，可能反会被恶人反咬一口。很多作恶之人都有势力，太容易反受其害。
最后，对孩子的实实在在的保护必须要跟上。
不仅是追查、质问、反击或是挑起舆论，最重要的是要能有切切实实的办法让孩子和恶人隔离。
在有所怀疑的时候，即使证据不确凿，也要让孩子再也不进入恶人的范围。
转校、搬家、更多贴身保护，不让孩子有再次面临危险的可能，也不让恶人有机会打击报复。
总体而言，为什么儿童性侵事件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如此普遍，难以杜绝？
据美国统计，约1/4女孩年幼时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国内没有大范围统计，但从身边的反馈信息看，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少。
除了因为很多时候是熟人作案，难以预防，还有很大的原因在于，性侵幼童太难定罪，给了太多人可乘之机。
我国的法律始终没有相应的刑罚标准，主要的原因就是儿童说不清，所说的话前后不一致、有错漏信息，还会添加一些不确实的信息。
受害儿童也经常难以忍受律师刁难，情绪崩溃。于是儿童的陈述经常不予采信，给了恶人理直气壮呈堂反驳的机会。
仅从法律严谨性的角度，这样的理由也说得通，但对峙双方强弱的明显差别，使得这种审判本身就不公平。
不公正的审判，无法得到公正的结果。
我们固然需要呼吁法律的改革，需要呼吁更多人加入对儿童的法律援助，需要增加摄像设备以便随时获取证据，但总体而言，我们得有心理准备，希望靠法律惩治所有恶人，任重道远。
还有两个更重要的社会性理由。
一个理由是：权力。
正如这次的嫌疑人，老师和园长，很多儿童性侵发生在男性权威者身上。
西方的神父主教常常是儿童性侵丑闻最大的作恶者，就是因为其无可置疑的权威地位。国内也经常听说小学校长、老师的丑闻。
“园长们”是这个世界握有权力的人，他们的话要遵守，因此很多孩子是在不敢违抗的情况下长期遭到凌辱，也不敢说出去。
“园长们”高大，身体强势，地位强势，孩子没办法逃脱。他们常常拥有对外亮闪闪的形象，以至于遭遇到指控的时候，很多人不愿相信孩子。他们也常常有盘根错节的帮凶和庇护，以至于事情得到层层压制。
这次事件，最为丧心病狂的就是幼儿园其他老师配合做恶，甚至背后可能有势力撑腰。
这让单人的恶变成系统性的恶，最大的后果是儿童会怀疑自己，不敢相信整个世界都错了，只能相信是自己错了，最后沦为系统的玩物。
第二个理由是：舆论。我们国家很多时候还不是现代化的国家，公众普遍的性观念就是佐证。
都说中国古代是“笑贫不笑娼”，但其实更根本是“笑娼不笑嫖”。
对于女性贞洁仍然是中世纪的保守偏见，而与此同时，对于男性的性行为则是难以忍受的宽宏大量。社会舆论时常不同情受害者。
当听说女性被强奸，“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怎么别人没事，就她被强奸？肯定是因为太风骚。”当听说男性对另外的女性性骚扰，尤其是有地位的男性，舆论又变成“就是个人生活有一点不检点，但这种事也常有，况且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通常情况下，性骚扰的指控并不会影响一个男性的身份地位。
于是，在社会关系的庇护和舆论的庇护中，有多少行为龌龊、内心阴暗的“园长们”就一直被容忍、被呵护、被配合，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女孩们伸出自己的手。
我很希望对所有爸爸妈妈说的是，如果你们有女儿，想一想自己怀里的柔软的小女儿，如果被某一位衣冠禽兽染指，还逍遥法外，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很希望我们都能携起手来，至少在生活里对这样的事情零容忍。
即使法律手段一时间奈何不了他们，我们也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单位、生活中对其零容忍，一旦听说，将其解雇工作或断交。
舆论上我们也需要更加立场坚定。很多时候，对于受侵害的孩子来说，只要说一句：被侵害不是被侵害者的错，就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
想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女儿，就需要我们更加努力。仅仅保护自己的女儿是远远不够的。
“园长们”联合成相互支持的网络，如果爸爸妈妈们不能相互支持，又如何让小小的女儿们安全地活在这个人世间？
全世界的爸爸妈妈们携起手来都不一定能抗衡，更不用说如果我们相互不联络，各自缩在角落里，会是怎样。
这篇帖子不知道能存留多久，但这些话还是想说出来，存留一刻是一刻。
我最初想做公益，第一想做的就是受到性侵的女童保护。
后来觉得这方面太难了，没有足够的法律支持、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足够的心理支持，不可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些组织在做这样的事，是很艰难但很可贵的努力。
曾经看到韩国电影《素媛》，哭到崩溃。
这次听到这个消息，也同样难以自持。我完全明白那种深入骨子里的恐惧：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你感觉无路可逃。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竟至沦落至此。
大兴一场大火死了八个孩子，没有人关心他们是怎么死的，第二天我们听说史上最严的驱逐令：要把更多孩子从家里赶出去。没有了孩子，就没有孩子被烧死。
我想要和那些被损害和被伤害的孩子在一起。
我能做的事很少很少，未来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但我知道这是我今生想要做的事。
昨晚在清华的讲座上，我有点激动，没有控制住情绪。
我朗读了我最爱的阿尔贝·加缪的文章《世界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我把其中几段话在本文最后吧。想看全文可以从网上搜索。这篇文章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信念力量。
这以后，孩子们总会不公正地死去，即使在完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人竭尽全力只能设法在算术级数上缩小世界的痛苦。
但是，非正义和痛苦还将继续，尽管受到限制，他们将继续成为丑闻。卡拉马佐夫的“为什么”还将继续回响。艺术和反叛只会与世上的最后一个人一起死亡。
痛苦销蚀着希望和信念，它因而是孤独的、得不到解释的。受尽苦难与死亡的劳动群体是没有上帝的群体。我们的位置从此就在他们一边，远离新老圣师。
在思想的正午，反叛者拒绝神明以承担共同的斗争和命运。
我们将选择伊塔克、忠实的土地、勇敢而简朴的思想、清晰的行动以及明晓事理的人的慷慨大度。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我们的弟兄们和我们在同一天空下呼吸，正义是活生生的。于是帮助生活和死亡的奇特快乐产生了，从此我们拒绝把它推向以后。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毒麦草、苦涩的食物、大海边吹来的寒风、古老的和新鲜的曙光。
这是我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