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1月来到这个世界，也在11月离开。今天，是他离开12年。再过几天，是他来到108年。
他离开这个世界后，在商业和媒体的圈子，不时听到有些人提起德鲁克这个名字。
到了2008年，还会听到有人在说这个人。我就去国家图书馆，借了几本德鲁克的英文原书，想看看他究竟都说了些什么。
读了，发现，人们谈论的德鲁克，跟德鲁克在英语著作中自己表达的，差不多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因此，就尝试写了一篇《另一位德鲁克？》
（见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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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然而，最反映他人生转变和思想根基的著述却一直默默无闻。
这本书叫做：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大约可以译为《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这是2008年读德鲁克时，对我最有帮助的一本书。
如今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11月离开这个世界的徐志跃，曾经很早就开始注意德鲁克的思想。我在2006年认识他之后，常常听他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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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年的一天，24岁的徐志跃在上海福州路135号旧书店遇到一本德鲁克传记：《公司社会的创立者》。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中译本，译本的出版机构是美国驻华使馆，原来的英文版问世于1976年，是：Drucker: The Man Who Invented the Corporat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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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志跃读到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的1987年中译本。他很感兴趣，在图书馆找到英文原版，对照阅读。这大约是志跃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翻译和探索的开始。
这让我想起德鲁克当年很喜欢克尔凯郭尔，就试着读克尔凯郭尔的丹麦语原书。
多年来，还很少遇到这样对照原文深入钻研的朋友。志跃曾经写过他读德鲁克的经历：《德鲁克的志业》
（见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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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后，这样的朋友更少了。
如果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什么？
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
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他在2005年11月11号离世［他的夫人多瑞丝（Doris Drucker，1911－2014）于2014年10月1日去世，题图是她与德鲁克］，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
在将近96年的一生中，德鲁克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然而时至如今——2009年11月19日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到2015年是106周年）——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
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旗下的《领导力杂志》（Leadership Journal）专访德鲁克。
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
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
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
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
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的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止于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
“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 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不论在英语还是中文世界，《生态愿景》似乎很少得到重视。这个版本是2000年的，出版社是以传播社会科学著作闻名的
Transaction Publishers
。《沃格林全集》总编埃利斯·桑多兹（Ellis Sandoz）教授的《沃格林革命》（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第二版也由该社在2000年推出，中译者是徐志跃。］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可能让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感到诧异，对于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1909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德鲁克（近几年看到有些媒体在将这篇文章或其中段落抄到另外的文章当中时，把奥地利写成了匈牙利，这里特别补充，维也纳在奥地利），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
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讨论问题。
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
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
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
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
意外之中，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兢》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
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信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
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记得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 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随着二战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最初写于1933年）。
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 “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
几十年后，德鲁克将其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说，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
他在晚年回顾，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
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的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
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他发现，人的存在其实是个悖论，人的存在之所以可能，是永恒世界跟暂时世界之间的张力所致，而这跟创造这两个原本彼此不相容世界的那位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