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科幻 |《泰坦的女妖》：再谈库尔特·冯内古特

《泰坦的女妖》

原书作者 |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获1960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提名

以上简介不仅概括了主要情节，也正是故事开篇便公布的全文剧透。尽管如此，但它却更像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玛拉基•康斯坦特，这个地球上的花花公子，没有任何理由前往泰坦星，完成温斯顿·伦福德为他指出的命运。毕竟，他的人生早已算是功成名就，每天需要做的就是躺着数钱。

天赐的好运给了他这样的蠢货（书中关于他家产的来历简直妙绝！）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光是想怎么把它们花光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此，他已经做好了请伦福德吃闭门羹的准备——管你是时空穿梭者，是先知，还是什么别的狗屁东西。

伦福德的做法是拿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有三个“可能是这个宇宙中最漂亮的”女人。这确实有效，因为猎艳无数的康斯坦特迅速上钩了。他起先不屑地接过照片，只消瞥了一眼，便立刻因此而痛哭流涕。“如果我能见到这三个泰坦星上的女妖精”，他想：“如果能正面上她们更再好不过了，那么无论命运是什么，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接下来，他迅速地滑向了自己被写就的命运——一夜之间失去全部财产，被绑架到火星，被清除过去的记忆，等等。康斯坦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一生受难的圣徒。

这个发生在故事开始之际的小场景承载的作用可绝不止让你会心一笑，不是。它并非“泛银河系含漱爆破液”这种东西，而是庭审开始之时，法官敲响的那枚小锤子。

它作出如下宣告：这个故事以荒诞开始，而这就是玛拉基•康斯坦特接下来的命运。乖乖上钩吧，冯内古特说。无法拒绝也是你的命运之一。

我们在《 倒放与鬼畜：浅谈《时间箭》与《时震》中的时间游戏 》一文中曾介绍过冯内古特的《时震》，但由于篇幅所限，没能仔细展开。

对于想了解冯内古特的读者来说，《泰坦的女妖》是一个比《时震》更好的选择。前者最直观的一项优势在于：作为冯氏早期的作品，它不仅风格独特，而且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中心，绝不会有读《时震》时那种支离破碎、天马行空之感。事实上，用过瘾二字来形容《泰坦的女妖》的阅读体验，也是毫不为过的。里面诸多桥段此刻落笔时回想起来，都忍不住拍案叫绝。

《泰坦的女妖》完成于1959年，是冯内古特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和他的第三部长篇《黑夜母亲》一样，在问世之初基本上无人重视。回忆起当时的处境，冯内古特不无妒意地说：“那时候我的小说甚至连评论的人都没有。当时《绅士》杂志上登过一个美国文学界名录，稍微有一点儿价值的当代作家都会保证被包括在内。那里面没我的名字，这让我感觉低人一等。”

这种处境是必然的。60年代，一般批评家往往轻视技术教育，对冯内古特把科学思维、科技题材带到文学里来的做法并不欣赏，于是把他归入“科幻小说家”之列，以区别于其他严肃作家。更何况，文学并不是一个来者皆客的俱乐部，太过超前同样是危险的。冯内古特的冷遇还算客气，想想威廉·巴勒斯同年出版的《裸体午餐》吧，它的大胆和惊世骇俗可让作者结结实实地吃了一场官司——尽管此书如今的地位已无人否认。

冯内古特倒是获得过三次雨果奖提名（1960《泰坦的女妖》、1964《猫的摇篮》、1970《五号屠场》），但每次都与之擦肩而过。事实上，如今提到冯内古特，都将其当做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少见“科幻作家”这一头衔。

联想到《泰坦的女妖》完成于1959年，多少倒也可以理解冯内古特的苦楚——艾萨克·阿西莫夫与阿瑟·C·克拉克都是自50年代开始大放异彩的。雷·布拉德伯里正值自己的创作高峰。更多今日的科幻元老仍旧处于自己创作的黄金时期，而经历过二战洗礼的科幻新人也正在摩拳擦掌。想想看，1960年与冯内古特竞争雨果奖的作品是罗伯特·海因莱茵的《星船伞兵》（《星船伞兵》最后胜出）；1964年的对手包括克利福德·西马克《星际驿站》与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世界》；1970年的获奖作品则是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随便哪一篇到现在都可说在科幻小说史上名垂千古。

在《时震》之前，《泰坦的女妖》便专注于描写人类的自由意志是多么不靠谱了。要想理解冯内古特这种悲观情愫的源头，就不得不理解他走上创作之路的背景。

如果说20世纪初期，科幻小说还能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奏响光荣与梦想的高歌（那些飞行汽车和黄金城的传说是多么诱人啊）；那么在经历了四十年代——屠杀与核爆的一代——之后，已经不是唱歌的问题了。人类不仅证明了自己有能力高效地自我毁灭，而且证明了这种能力极难控制。历史以一种强而有力的姿态介入了科幻写作之中，并逼迫作家重新审视和认知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五十年代，一大批优秀的科幻作家，本身也是二战的参与者。以冯内古特来说，他曾经是二战中的一名美军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并作为战犯关押在德累斯顿。德累斯顿。1945年，至少有三千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被倾泻在这座城市上——倾斜在冯内古特的头顶。十余万人死了，但他活了下来。或许他在写作《泰坦的女妖》时，耳畔还回荡着轰炸机的轰鸣声。

不妨再向前追溯一年——时间回到1944年2月，地点意大利卡西诺山本笃会修道院。因怀疑此地被德军用作工事抵抗据点，盟军将这座历史足有1500年之久的修道院轰成一片白地。参与这场轰炸的就有另外一个未来的科幻作家——小沃尔特·M·米勒。这次行动对米勒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据乔·霍尔德曼（美国作家，《千年战争》作者）称，“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获得PTSD这一学名前，米勒便已经忍受了长达三十年的折磨。”

偏题引到米勒，是因为他与冯内古特好比一个坐标轴的两极，对天启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与阐释：《莱博维茨的赞歌》认为灾难是周期性的，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泛人道主义的）来加以规避；而《泰坦的女妖》则认为灾难完全不由我们控制，因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同为二战参与者，无论是轰炸的一方还是被轰炸的一方，最后收获的都只有痛苦与创伤。

《泰坦的女妖》节选：用于解答生命的目标的机器得出了生命无意义的结论

再次回到小说本身。康斯坦特并不是小说中唯一被命运牵着鼻子走的可怜虫——在《泰坦的女妖》中，我们的历史被来自特拉法马多尔的外星人的语言扭曲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愚蠢的外交念头：为了传递“你好”两个字，他们的一艘宇宙飞船想要造访太阳系，却因为故障搁浅在了泰坦星。

在那之后，外星人便利用控制地球人的心智来进行跨星系交流。地球人所建造的巨石阵，金字塔，万里长城，事实上都是他们隐形操纵之下的产物，而且在宏伟奇观的外壳下，隐藏的都是无比愚蠢的废话——比如长城的真正意义只有几个字：“我们的备用零件很快就到，望挺住”。

在《泰坦的女妖》之中，人物的命运是神话式的。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很难不联想到《荷马史诗》——地球与火星的战争，像极了特洛伊之战：尽管从人的视角来看，它无比悲壮，但从神的一方来说，它的起因则荒谬得可笑。

奥德修斯的漂泊与冯内古特笔下康斯坦特的漂泊，本质上都是在不断受难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皈依；而奥德修斯在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归乡与爱妻团聚之时，他的受难与抗争也未尝不是诸神早已写就的命运。

但问题在于，《泰坦的女妖》不是诗：在冯内古特笔下扭曲的世界里，没有诗人的位置。荣格会装模作样地宣称：一部作品应该高高超越个人生活的领域，诗人应作为一个人带着他的心灵和精神向全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宣喻；但冯内古特说：得了吧。心灵和精神甚至都不是你自己的。

《泰坦的女妖》是一部当代神话。当温斯顿·伦福德与他的爱犬在地球上物质化之时，“先是猎犬的叫声……接着那只狗从虚空之中出现……最后才是温斯顿·伦福德本人。”他的出场正像是太阳神阿波罗的改写——只不过熊熊燃烧的马车变成了一条狗。

伦福德说：“我将永远存在于我存在过的所有地方。”这位超脱时间之外，无所不知的半神是自由的吗？同样不是。他被自己的无所不在与无所不知所死死束缚，同样只是命运的奴隶。

在这个劣化版的《奥德赛》故事中，轮番出场的除了被扭曲了的神明之外，便是丑角一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康斯坦特就是整个人类的化身。花花公子康斯坦特，被洗脑的火星小兵康斯坦特，水星上的求道者康斯坦特，宗教领袖康斯坦特，他们的形象虽然断裂，但本质上没有区别。冯内古特无意写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主角是人类本身。套用佛家的说法，众生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