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的世界地图：甲骨文上出现了多少个方国？

国家人文历史 · 公众号 · 历史 · 2025-01-27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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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西岸的“殷墟博物馆”的正门口，有三个仿甲骨文的汉字，而关于其究竟读作“天邑商”还是“大邑商”曾一度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尽管这个问题的答案，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生活于这座“天邑”或者“大邑”的商人眼中，他们便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世界便是以这里为中心，徐徐展开的画卷……

成汤击败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姒（sì）癸（guǐ），并将其打上了“桀”的标签之后，商王朝逐渐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王朝却由于内部频繁的帝位传承而陷入了极不稳定的状态。其中固然有上古时期政府组织架构不完备的因素，但更多的要归咎于殷商部族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相掺杂的传承制度，并最终引发了名为“九世之乱”的持续动荡。“九世之乱”延续近百年，其间商王朝屡次迁都，诸侯离叛，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盘庚继位，将都城迁至今河南安阳一带，才重新安定下来，史称“盘庚迁殷”。此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里，商的都城一直在这里，因此，商王朝也被称为殷商。

“王畿”之外有多少邦国？

“盘庚迁殷”之后，商朝的政治体系逐渐稳定了，并形成了“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何谓“内外服制”？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金景芳先生的说法，即：

“王畿以内为内服，王畿以外为外服。内服为百官（百僚、百辟），外服为列国（侯伯）。”

商（王）畿在历史学家王宇信先生看来，应该是指商代常备军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区。而这个区域自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王宇信先生认为，到了商代晚期，其军队的有效控制范围可能辐射直径约1100里的地区，所谓“邦畿千里”，是可信的。

当然，商代疆域具有动态性，其于某一方向达到的最远地点，未必是其长期控制的疆域，而可能只是其某一时期向这一方向全力拓展的结果。

而在商王朝稳定政治疆域之外，时在中央控制之下又时脱离中央控制的地区，又可以细分为“归服区”的“牧” “同盟区”的“边侯” “影响区”的“邦方”。

“归服区”是商人势力与方国势力交错分布的地区，其大致范围北可到燕山南麓，河北唐山地区、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平谷刘家河墓地，即在这一区域的边缘；向南可达汉水上游、武汉地区；向西可达渭河平原及其以北的黄河沿岸；向东达潍河流域。

商人在这一区域的统治政策具有三重特征，一是保持军事威慑，维持方国的归服；二是加强文化控制，尤其是对方国上层的文化灌输；三是在这一区域内建立大量封国和王朝控制的武装据点，既巩固商人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威慑方国归服，又为中心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区。

“联盟区”位于商人在归服区外围、军事力量难以达到的地方，商人通过与周围方国建立联盟关系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很难确定，其中有许多地方相互重合和互相转化，商人的政治影响主要依靠经济、文化手段，军事威慑处于十分次要的地位。

“影响区”则实际上已经不属于政治疆域构架的范畴，而是文化传播的问题。但文化传播实际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为后盾，也是认识商王朝的重要方面。

那么，在商王朝“王畿”之外的这三重区域中，究竟分布着多少邦国，他们对商朝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复杂的方国关系

继承了夏朝政治遗产之后，商王朝除了迅速将其本族及盟友分置在夏人的核心区域，进而对其地区进行有效控制之外，更多的只是更换各地部族原本“亲夏”的首领，扶植与商人关系更密切的贵族。因此，商人大约除了在夏人中心统治区实行直接占领外，对于其他地区依然是由原部族自行管理。让“王畿”边缘地区保留了大量具备极强独立性的诸侯。尽管商王朝不断采取各种手段，削弱这些诸侯的独立性，但从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至商朝灭亡之时，其“王畿”边缘的诸侯封国仍多达285个。而在这些封国之外，在商王朝的视野之内还有数十个由多部族组成的强大方国，他们与商朝的关系也更为复杂。

根据学者考证，出现在甲骨文中的方国，始终与商王朝为敌的有巴方、马方、土方等16个；与商王朝时敌时友的，有周方、人方、林方等26个，而始终与商朝为友的仅有井方、亚方、戈方等11个。

商王朝对于敌对的方国，一般或兴兵征讨后直接封赏将领领地，或迫其臣服后再令其征伐。同时，为了巩固这些封侯与方国的忠诚，商王朝会令其献女。武丁时期，后宫“诸妇”六十余人，虽仅妇妌、妇好事迹清晰，却也窥见了商朝政治与宫廷生活的一角。

妇妌来自从属于商王朝的井方，她曾多次向商王朝进贡卜甲和卜骨，并在卜辞中留下了诸多的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妇妌能够进贡卜甲和卜骨，说明她有自己的封地。此外，在商代，龟甲是十分难得的宝贝，被称为“宝龟”，妇妌却能多次进贡，且最多的一次竟然能达百件，这恐怕与其封地多水，出产龟类不无关系。也许正是这些事迹，妇妌之子祖庚（子跃）和祖甲（子载）先后继承帝位，并铸造了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以纪念其母。

如果说妇妌是武丁的“贤内助”的话，那么长于征战的妇好则可谓自己夫君手中的利刃。1976年在殷墟被发掘的妇好墓一直广受重视。有关这位传奇女子的故事，本文就不再过多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妇好墓中有大量玉器出土，商人好玉早已有之。但商人早期的玉器琢制颇为粗糙。而妇好墓中发现的玉器却制作精美，从工艺水平与风格看，除了商王室的产品之外，更有来自其他方国的玉器。甚至出现了新疆的和田玉，这说明商王朝可能有向方国“取玉”和“征玉”。

方国去哪了？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率部于牧野击败了商王朝的主力部队，随即开启了商周交替的历史进程。

对于商王朝的种种政治缺失，姬发这样说过：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意思是说商王帝辛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轻蔑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对从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的人，推崇尊敬，又是信任任用，以他们为大夫、卿士。这些人施残暴于百姓，违法作乱于商邑，残害百姓。尽管这话的矛头对准的是帝辛，但从整个商王朝后期的政治格局来说，重用妇人和“逋逃”，离弃同宗兄弟似乎是“盘庚迁殷”之后的政治常态。

把商作为前车之鉴，姬发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周朝的疆域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

当然这一切的分封过程都必须有据可依。于是在周朝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之上，我们见到大量的铭文记载。正如《礼记·祭统》上说的：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也就是说，周代最初的青铜鼎铭文主要是参与灭商之战的周室宗族子弟或其他贵族，以彰显自己或父辈的功劳的一种手段，同时铭文之上还会出现周王室对其封赏的锡命。可以说这些青铜鼎既是这些家族“勤于王事”的纪念碑，同时也是论功行赏的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