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抑郁，但还没有死

每天深夜，妻子和女儿都睡着了，我一个人轻轻关好两扇房门——经过这租来的房子的六平方米大的小客厅，我站在厨房边靠窗的位置，看见对面的五号楼亮着灯的窗户，有时候有风，有时候我会踮起脚尖，那样身体会舒服一点……就这样我开始抽一根烟。她们都睡着了，没有人来叫我，没有人说闻到了烟味……我不用开抽油烟机，蟑螂在旁边的墙上和洗菜池上、砧板上爬，但没有声音。是啊，我抽烟，有时候踮着脚，有时候右手抓着头发，有时候烟没有抽完就用水淋湿了丢进漆黑的倒了剩菜剩饭的垃圾桶了……有时候，到了深夜十二点，我还没有洗碗，还在洗碗。我头痛，我耳鸣，我拉肚子，我想起生活、婚姻和孩子。有时候风吹过来，但窗户太小了，我想，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人的自由，妻子和我说，我有了太多自由。

有一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时候，头不算特别痛的时候，我去了医院，去脑外科。我说医生，我头痛啊。医生问我问题，问我原因，让我去做头部CT，医生告诉我，虽然头骨看上去有一条小裂纹，但没有病。我想起五六年前的样子，用没有开瓶的红酒瓶砸过自己脑袋，砸了几下，但没有晕倒，只是顺势坐到了地上——晕倒并不容易啊，红酒瓶也没有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破碎，酒从头上浸着血流下来……我从脑外科转到神经科，医生给我做一个从未做过的测试，先在纸上作答，后来又面对面坐着，像做视力测试，医生问我问题，我回答。到了中途，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就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自己都能听到，我还在继续做测试，回答医生的问题。

就是那样，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二零一四年冬天，我父亲和弟弟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过年。那时我在吃药。

每天昏昏沉沉的，就像是现在，像最近一些日子。做梦很频繁，有时候还从梦里醒来。又一次梦见在大剧场看女选手甩铁饼，铁饼甩到观众席——肯定是要砸到人的。我挥着手，叫了起来。（我的手在发抖）妻子将我拉醒，问我怎么了。

我常常梦到外星人开着巨大的飞船从阴云密布的天上突然出现，停在天上，外星人开着小飞机从飞船里出来，在天上到处飞，有时候朝地上开火、丢炸弹，有时候什么也不干。人们都吓得到处跑，有人尖叫，但梦里没有声音。我没有和外星人当面碰到过，没有和他们打过架。但这样的梦经常做，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家乡镇头上空，浏阳河附近，我们的天上经常停着外星人巨大的宇宙飞船。

有时候我梦见自己死了。在梦里我想，“难道这是真的——我真的死了吗——不会活过来了吗——”。醒了以后还是老样子，我从床上爬起来，像中了毒一般，浑身都痛。可是你不知道，早上醒来，头是不痛的，除了浑身痛，好像没有别的不好的感觉，没有心事。我写过一首诗是这样，假设自己已经死了：

死，最是煽情。有一年去山海关——做一次关于海子的表演，爱若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回来。后来据徐鹏远说，涛哥也和他说，要看着我，把我带回来。

可我总是想——怎么会呢？我不会死在那里。我趴在铁轨上，火车在远处朝我开过来，一点感觉也没有，不悲伤，也不激动。火车快到时我站起来，看见他们在铁轨边扯了干的草点燃，造出一些烟。那样会好看一点。和朋友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平安回去了。后来那张我仰面趴在铁轨上的照片常常被人送网上搜索到，尤其到了三月二十六日纪念海子的时候，有人甚至将我当成海子——而不是顾城。

从人本身来看看，我更喜欢杀妻前几乎整个一生的顾城。但顾城死时，我也并不觉得那不是他。（我的手还在发抖）和顾乡通过一次电话，后来，我还写过一篇关于顾城的文章，叫做《他的星星落下来——我与顾城》。

自哀，物哀，都是很煽情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真的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煽情的事情很快被人忘掉。但一个人如果死了，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死这件事情而记得他，去重新找回他的一生，在短时间来回忆给自己看。这样的事情每年中总会发生几次。如果你不是作家、艺术家、演员、政客，也许你会死得像我母亲一样悄无声息。官员的自杀是最可悲的事情之一，人们只会在新闻里看到，“某事某地，某市某官从他的办公室楼上掉了下来——死前他在抽烟”。

大多数人都还是好好的活着。这样的事实之一，是我几乎每天深夜都一个人站在朝北的厨房的窗前抽烟，想着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好一点的丈夫，为什么要过现在的生活，为什么不能一步跳到五十岁……让我们回忆两个作家：

太宰治说，“我的一生尽是耻辱”。

贝克特说，“他妈的——我一辈子都在泥里爬。

让我们一起读一段太宰治的小说：

最后，让我们读一首我写的诗吧：

《大师的葬礼》

今天下午

奈保尔和马尔克斯举办的两场葬礼

哪个更好看呢

我分别抄下哭丧女的话

听爆炸的回声

和十三个朋友讨论今年的写作主题

在给邻居的诗里续写两行：

她已经死了

一双手都融化在潮湿里了